这题目看似简单，如“他妈的”之类是牢骚，“万寿无疆”之类是歌颂。其实并不简单。不简单有两个来源。其一是由实况过渡到评价，比如大冯（骥才）奇人搜求并庋藏三寸金莲绣鞋，实况也，问这样对不对或好不好，取得人人都首肯的答复就很难。欣赏或研究绣鞋是一，牢骚加歌颂化为二，评论为对不对或好不好自然就难上加难。还有来源之二，来于此小文是《文学自由谈》所约，自由是改革开放一类，似是说东道西，甚至口不离脏字，都无不可，可是前面还有紧箍咒之类的“文学”，麻烦就来了。什么是文学？或说文学包括哪些写成文字的门类？不同的人，或扩大为不同的国家，看法会有宽严的不同。我们，或者早已实行蔡校长的兼容并包主义，比如讲文学史，就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和“李将军者，陇西成纪人也”之类也拉进来，这就等于说，子部和史部之文也可以算做文学。
如果竟至可以这样，本文解题举例就无妨雅一些，比如牢骚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歌颂是“大哉尧之为君，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说到“君”和“尧”，又会引来个小麻烦，或者可以说是阶级性的，比如限于小民阶层，平底男士一阵胆大包天，对已成为好逑的高跟女士说了句“真讨厌”，或一阵心中发热，也是对已成为好逑的高跟女士，说了句“你就是不浣纱的西施”，是不是也包容在本文之内？为篇幅所限，更主要是照顾我的有限精力，范围以损之又损为宜。损涉及两个方面：关于牢骚和歌颂的所对，想限于最高，即尧舜禹汤文武之类；关于文学，限于最窄，究竟应该包括什么，估计大家都明白，我就乐得偷懒，不说了。这样，问题就明确而集中了，是文学作品，一旦与牢骚和歌颂结了亲，会不会一跳，又与评价结了亲呢？结果又结了，如何定好坏高下呢？情况千变万化，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必是轻者，一言难尽，重者，难得论定。“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只好说说自己的一点点零碎想法。
由远的曾经视为禁区的人性说起。有的人戴着GOOD公司出的眼镜，看什么都顺眼；有的人相反，眼镜是由BAD公司买来，看什么都不顺眼。在这方面，果戈理在《死魂灵》中创造了两个典型人物，玛尼罗夫口里是任何人都好，梭巴开维支口里是任何人都坏。我们的样板戏有过之而无不及，红脸的都是好人，绿脸的都是坏人。这可以理解，甚至同情，因为那是创造（或说编造），不妨离事实十万八千里。事实呢，是连雍正皇帝有时也会有恻隐之心，娇而香的林妹妹，有时也不得不入更衣室。由此可见，或可证，真人都是中间的。中间的意义不是恰好半好半坏，是即使接近此一端或彼一端，也必还有一段或长或短的距离。话归本题，还是说牢骚和歌颂，是如果以真面目见人，有的人会牢骚多，或多一些，有的人会歌颂多，或多一些。
且不管多少，单说有，是来于有所感，有所见。所见程度较深，以下专说所见，有高下问题，甚至对错问题。何以定高下，定对错？问题太复杂，如果不量力而钻，我们就不得不由集部而走入子部。只说在中国，三教论衡是老问题，我们，至少是图心净，以躲开为是。这之后就可以说点斩钉截铁的，是所见高也罢，下也罢，对也罢，错也罢，既然由脑海中大摇大摆地走到纸面上，就应该保持原样，不掺假，更不隐去本相而另来一套。简而明地言之，是要言己之所信。
言己之所信，理论上，还不难找到坚实的支柱。这可以来自经院，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还可以来自街头巷尾，如“言为心声”。但这是理论，天性恍兮惚兮，与硬邦邦的事实相比就不免于脆弱，于是而一碰，常常是，理论就灰飞烟灭，剩下健在的只有事实。事实是什么形质呢？是尧舜禹汤文武之类，耳朵欢迎的不是牢骚，而是歌颂。怎么办？
有多种可能。或加细说，情况非一，对应的态度也就难得一律。最理想的情况是孟老夫子设想而没有说尽的，设想是“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直到“民养生丧死无憾”，这是“王道之始”；没有说尽的是王道之终，推想总当与今日有些信士弟子设想的，人没有高下之分，物取之不尽的人世天堂差不多吧？如果真就能够这样，作家协会会员诸君，不改拿笔旧习，也就容易措辞了，当然是只歌颂而不牢骚，因为连梭巴开维支之流也不会再有什么意见。可惜的是，这样的天堂有如大跃进时的亩产数十万斤，不过是肥皂泡，眼刚花而尚未缭乱就破灭了，人世还没有成为天堂。比如我的住室之旁，既有鲜花又有垃圾，对于鲜花，我想歌颂，对于垃圾，我有牢骚，应该说是在情理之中的。不幸是也在情理之中，垃圾不除，有原因，而一追原因，又容易由此及彼，就大有可能，不只触及高高在上者，而且触及其手持的教义。怎么办？还得乞援于理论，办法先分为两大类：说心里话和不说心里话。
说心里话，话就会是，至少是兼有牢骚。凡事必有后果，后果如何，还要看社会环境是什么样子。比如在天宝年间，杜甫下笔，写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后果是太平无事，这是因为李三郎忙着为玉环女士剥鲜荔枝，没有时间和兴致看小民的咏怀五百字。时移则事异，至少是有时候，高高在上者愿意堂上一呼，更愿意听堂下百诺——不，应该说是全国震慑。牢骚，哪怕是兼有牢骚，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心里话一条路行不通，可以试试另一条路，不说心里话。还可以分成几小类。一条路，最干脆，是沉默，不再说话。但这也不是没有困难，比如你有作家协会会员的“光荣”头衔，长时期不拿笔，重者，还能到管财务的小屋去领钞票吗？轻者，还好意思在名片上印上这头衔吗？还有另一条路，是躲避主义，就是虽写而既不牢骚又不歌颂。这条路看似高明，因为可以兼顾自己的良知和外界的限制，其实不然，只说个最大的困难，是根据什么逻辑，为文主旨不明必是心中有鬼，或竟是影射，这还得了？
于是而挤挤挤，或谦退，为明哲保身，或进取，为多取名利，剩下的路似乎就只有一条，曰只歌颂而不牢骚。表现形式也一言难尽，就我一时想到并印象深的，想举三种（恰好还可以排个次序的）为例。
想以亲疏为次序。最亲的是已入于室也的，用进口名称是使徒，用自产名称是信士，睁眼看什么，侧耳听什么，心里是不是觉得都好，只有天知地知己知，反正到笔下都成为，就神说是“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就形说呢，可以是诗，可以是散文，而更常常是小说，因为小说，就一己言之多有编造的用武之地，就对人言之会读者多，影响大，并多得稿酬。而且不只此也，其后还会有各位尾随而至，利禄尾随而至，正是懿欤盛哉。
另一种次亲的，是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的，也许想成为使徒、信士，而心未必纯，志未必坚，用时风话说，也只是主观愿望而已。所谓心不纯，是网不很密的时候也曾兼发牢骚，到网密的时候就明察时势，只歌颂而不发牢骚了。这类只升堂的也有所得，名与位。至于因生不逢时而意外，甚至轻了生，语云，天有不测风云，也只能认命了。
还有一种，我看是连堂也未升，只是在大门之内、二门之外徘徊的。徘徊不好，会被人疑有异心，于是反而更要加把劲歌颂。这所加之劲，表现为更细致具体，比如今天某公侯倒了霉，就赶紧写点什么，骂某公侯，过几天，某公侯的对立面垮了，就立即掉转笔锋，骂那个对立面。这种作风，也可以往好处说，是“圣之时者”。
写到此，推想有些高明的读者会说，你这是发牢骚，单是牢骚有何用！最好能拿出点什么像样的让我们看看。很惭愧，我不只与作家的头衔无缘，连文学是什么我也不清楚。若然，为什么还胆敢信口雌黄呢？理由很简单，我是常人，如其他常人一样，有耳朵，能听，有眼睛，能看，所听和所看，希望是发自内心的，如是而已。文学作品是所看的一部分，我的印象，有不少不是发自内心的，即非言己之所信。因为人的心，就算是以己度人吧，总不免于杂七杂八，而下笔总是“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不要说别人，自己会相信吗？如果竟是写而自己不信，现在新名词有个“反思”，惯于歌颂而不牢骚的诸君，也总当反思一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