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我读《史记·吴起传》，对下面这段记事大有兴趣：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兴趣来于对这位卒之母的见识的钦佩。她足不出户，而能洞察这位吴公的居心，比战不旋踵因而丧命的丈夫高明多了。当时还想到一句俗语，曰“妇人之见”，很想学某有大名的文人，也写一篇翻案文章，题目就用“妇人之见”。文意大致是，妇人之见也可以很高明，远非须眉男子所能及。拿起笔，忽然想到妇人中还有武则天之流，有如一盆冷水泼来，于是兴尽而罢。
文没写，这位吴公的面貌却常在我头脑中盘旋，因为他的会使人皱眉的行事，除吮疽之外，还有以下三件：
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
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於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
东出卫国门，与其母诀……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
人家说了不爱听的话，就杀，是一件。与英国温莎公爵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相反，不爱美人爱官，是另一件。为腾达，连母丧也不管了，是又一件。总起来成为处世的一个原则，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并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就是这样一位，不很久以前，竟借了“法家”的头衔，地位由豹隐于《史记》卷六十五而一跃升到天上。他上了天，那位卒之母呢？有幸和不幸两种可能：幸，是借无名（取双关义，社会上的和户口本上的）的光，漏了网；不幸，是竟至没有漏网，于是就不免于被批倒批臭。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可惜我缺少读这类批文的兴趣，不能知道。但一切事都要多从不如意处设想，因而就不能不为这位卒之母的处境而心不安。进一步还心不平。不平则鸣，是韩文公的高论。对于这位文公，我赞许的不多，但这一项高论却无妨利用，直截了当地说，我想为这位卒之母说几句申辩的话。
说，要面对其大者，或面对其根本者，即有些人说的儒法斗争。儒，法，意见不同，行事有别，不错。斗争，如果道不同不相为谋也算，有，也不错。这斗争大概也是由吴起起，他的传中说：
尝学于曾子。……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
这是在孝亲方面儒和法走了两条路：曾子是管，吴起是不管。但无论如何，这是家门之内的事，小节，可不在话下。
应该说大的，那是治国平天下。说到国，叫喊儒法斗争的声音中还出现过最高的高论，是儒家都是卖国的，法家都是爱国的。遗憾的是发这种高论的人似乎也不敢批臭逻辑，于是而有时碰巧想到文天祥一类人，就只好视而装做不见，听而装做不闻。这是“一不做贼、二你管不着”的战术，可笑中兼有可怜的成分，因而就不宜于再深追下去。
还是说最常见的。批的高论是：儒家讲仁义，法家讲法治；仁义是欺骗，只为上层人服务，是落后的，法治则既利于国又利于民，是进步的。这方面的问题太大，又太严肃，只好大题小之又小地作。分辨真伪过于麻烦，也只好不说而存疑。专说治。法治对在家看电视、出门坐汽车的现代人有诱惑力。但也要知道，同名可以异实。何以言之？有各种冒牌货如假药、假酒等为证。法也是这样，现代的，指实质上或名义上能代表全体人民的一些人，为了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权益，通过某种复杂程序制定的种种限定人人必须遵守的规则；古代所谓法家的法不然，是为了富国强兵（其更深远的目的是吞并邻国，君主成为天下之主）而制定的一些规则，其中重点是刑，所以又称刑名。
儒家宣扬王道，王道是仁义的渗入政治，不是法治；法家讲刑名，也不是法治；两家都是人治，儒家的理想是“贤人”政治，法家的实际是“权人”政治。这分别必致更明显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目的方面，儒家是人人“养生丧死无憾”；法家是君主的地位和权力至高无上。二是手段方面，儒家很惨，除了劝说掌政者发善心之外，几乎拿不出什么具体办法来，勉强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对想笼络民心的掌政者还会产生一些诱惑力，但那力是来自揭竿而起的陈涉之流，不是来自结缨而死的子路之流；法家，举集大成的韩非为例，是兼用吴起、商鞅的刑名（严赏罚，重点是严罚），申不害的术（即耍手腕，可以说东做西），慎到的势（即大权在握，指手画脚，人民不敢不听）。三是成效方面，显然，儒家必是周游列国，没有掌政者肯听，只得退而著书；法家呢，如秦国，用之，不久就统一了天下。
但人类的历史是长的，故事并不能到此为止。大者，设想会万世不绝的秦始皇，沙丘道上见上帝之后，阿房宫还没修建完就天下大乱。结果呢，至少贾谊认为：“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小的也可以说说。吴起死于射刺，商鞅死于车裂，对手都是道不同的。韩非死于李斯的诬陷，连毒药也是李斯给的，这对手是道同的。
害韩非的李斯也未能善终，受赵高诬陷，死于腰斩，临刑时还跟也将受刑的中子说：“吾欲与若（你）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对于这没有好下场的几位，太史公司马迁从“仁义不施”的另一面评论，吴起是“刻暴少恩”，商鞅是“天资刻薄”，韩非是“惨礉少恩”，李斯是“严威酷刑”，总之都是太狠毒了。仁义与狠毒比高下，说来话长，为了偷懒，想借用上学时期听到、现在还记得的钱宾四（穆）一次在课堂上说的话，是：“法家的办法可以收速效于一时；但要长治久安，就不能不用儒家。”他没有详说为什么，我可以凭推想补充一句，是：就整个社会说，如果人人都不给别人留点活路，那就自己也终于会没有活路（商鞅倒霉时候客店不留即其明证）。如果这个补充的意思不错，那，谈到人际关系，我们就只好站在曾子一边，不站在吴起一边了。我想，纵观中国历史，由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到末代皇帝的推位让国止，至少是口头上，雅则半部《论语》治天下（宋赵普语），俗则爱民如子，就不是完全偶然的了。
话扯得太远了，或太大了，有正襟危坐气。要赶紧回到篱下，说近事小事。近是己身，小是有关己身的小算盘。我加减乘除，三七二十一的结果，竟也是刚说过的选择，站在曾子一边，不站在吴起一边。这是在所谓儒法斗争中，坚决取儒而舍法。在取法而舍儒的人看来，当然是大错。我行我素，可以不管。难的是在街头巷尾，怎样辨认曾子和吴起。人间是复杂的，纯粹的曾子和纯粹的吴起大概不是多数。儒法斗争的呼喊声沉寂之后，公开说自己是吴起、李斯的信奉者的人不多了。但事实胜于雄辩，有的人也许理想为儒，偶尔不慎，来一下法，或儒法各半，或再等而下之，言儒行法，甚至希望别人都是儒，自己偷偷地法。对此千差万别，怎么办？也只能说个原则，是：如果对手是儒，就无妨拍拍肩膀，叫声“哥们儿”，甚至请到家里喝两杯；如果对手是法，那就要当机立断，畏而远之。
所难者还是上面说过的，是怎样辨认。至少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欣赏，或说拥护，京剧的脸谱。比如《捉放曹》吧，曹操是大白脸，表示奸诈狠毒，当然不可交；陈宫和吕伯奢都是本色脸，表示正派甚至忠厚，所以可交。然而可惜，街头巷尾都是不入角色的人，脸上没有谱，以貌取人这条路就行不通了。剩下的一条路，也见于俗话，是日久见人心。这办法原则上不错，但实施的时候也会遇到困难。其一是要久，短期内就难于保险，因为还没有看清。其二还是来于久，是人会变，即本来是儒或近于儒的，由于种种内因加种种外因，也会成为法或近于法的。两难之中，后一种更加难办，因为前一种失误可以说是意内，后一种失误是意外，所以更值得痛心。
痛心，可怕，但那有时会像被讥为寻猫的诗所说：“竟日寻不得，有时还自来。”而且来者不善，于是昔日的樽俎揖让就变为今日的明枪暗箭。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并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法家的本色。如何对待？大难。如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就自己也成为法家。“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不能入《使徒行传》的人苦于做不到。唯一的出路大概只有两者之间的，曰：开门沉默，闭门慨叹而已。
写到此，忽然想到上文，是为那位卒之母说几句申辩的话，而一走笔却滑到像是有些牢骚的慨叹。但这也不能说是文不对题，因为题目中早已交代，不过是东拉西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