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场空前却未必绝后的大危机过去之后，我们变革的重点应当在于创造一个公平的商业环境，这是我们的期盼所在，更是一个商业社会应当遵守的规律。
（4）期盼2020：一个流通的体系
对于中国而言，一个流通顺畅的商业社会的价值，甚至远迈于技术、资本等因素，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是，当我们拥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消除欺诈的商业环境、公平高效的流通环节时，无异于打造了一个流通的社会，这种社会中的低摩擦、低损耗，才是中国商业运行所最需要的。
主题介绍：中国为何如此高价——不能说的秘密——打造流通的体系
4.1：中国为何如此高价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作为世界上一流的发达国家，美国的物价一定是全球最高的。
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因为从纸面上看，在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3315美元，而美国的人均GDP为46859美元。除掉这种宽泛的数字不谈，即使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美国人的收入大概是我们的12倍以上。
这个比率意味着什么呢？比如我们一个年薪4万元的普通白领，在美国就可以拿到将近五十万左右，而国内一个年薪十万的高级白领，在美国就可以获得百万的年收入。
挣的多，东西自然卖得贵，我们挣得少，物价自然相对便宜，因为有了前面的对比，因此产生这样的想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真正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拿我们生活中最常接触的物品来比较一下吧，在美国，汽油的价格是1.7美元一加仑，假如折合成升的话，大概相当于3.15人民币/升，几乎比国内的价格便宜一半。
在食品方面，一加仑脱脂牛奶的价格，折合成人民币是每公升4.4元，而国内一公升类似的牛奶价格，居然要卖到7元，除了牛奶之外，像肉食、蔬菜等食品的价格，也普遍较中国便宜得多。
再来看看服装，许多在中国被视为高档品牌的服装，在美国却要廉价的多，比如一条LEVIS的牛仔裤，遇到打折的时候甚至只需要19美元，而在中国，相同的裤子竟然可以卖到上千块。
更令人费解的地方是，在市面上的常见商品中，有许多商品都是在中国制造的，于是，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商品，在经过一番运输、销售的环节之后，在几次加价之后，其最终的价格反而要比在国内便宜得多呢？
想要揭示这个谜题，我们就必须从商品的流通开始，进行一番细致的探究。
4.2：不能说的秘密
同是一样的商品，在中国和美国的差别，竟然有如此之悬殊，事实上，有关这种情况，其成因只有一个——中国的生产商，心甘情愿将商品出口。
这样的成因令我们费解，而事实上正是这种心态的存在，才引发了一系列事态的变化，而在这种心态的背后，既有我们可以一眼看透的因素，也有不可为外人道的“潜规则”。
先让我们先来说一说前者。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存在着极大的欺诈成分，着表现在许多贸易商宁愿付出名誉的代价，也要拖欠货款以换得更大的资金周转空间，其往往导致生产商血本无归的局面。
由此，造成了生产商在选择贸易商的时候不得不慎之又慎，唯恐落入欺诈的陷阱，而这样的恶劣行径比比皆是，无奈之下，生产商只有在价格上一提再提，希望通过更高的利润，来弥补可能遭遇的风险因素。
反过来，将商品出口，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情况。当生产商和外商签订了合同之后，就绝不会担心有这方面的风险，凭借着国外进口商提供的信用证，生产商可以直接去进行抵押贷款，待资金到位之后再进行生产，随着商品的运抵，应收账款也就在同一时间进入了财务帐户，完全不必承担这样的风险，由此，生产商宁愿以较低的价格卖掉商品，也乐于和守信用的诚信伙伴进行合作。
第二点造成价格反差的原因是效率。
在中国，由于公共设施建设的缺憾，使得物流运输大受影响，在运输的环节中，高速公路过路费、汽油费、路段维护费、汽车修理费、以及罚款加在一起，其高昂的数额足以令许多微利商品血本无归，于是迫于无奈的生产商与销售商，只得在商品价格上加码，以换回这部分损失的利润。
如果仅仅在运输这一环节上效率低下还足以忍受，在物流的仓储环节中，积压、损耗以及高昂销售成本所带来的利润磨损，就更是巧立名目，敲骨吸髓，这一现状的存在，也使得商品的最终销售价格，大大高于其实际价值。
说完了显性的因素，接下来的就是商家的潜规则。
在中国，同样是一件商品，出口与内销所受到的待遇是完全不同的。假如商家选择将商品出口，那么其除了能享受到政策上的倾斜之外，还可以坐收国家给予的出口退税，于是，许多精明的商家就在此大做文章，将本应当在国内销售的商品，打上出口的标签，拉到国外兜上一圈甚至更多之后，再以转内销的方式放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一出一进之前，其不仅赚到了税收的差额，更将价格提升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新高度。
正因为有此三方因素的存在，同样的一件商品，价格上存在天壤之别也就不奇怪了。
4.3：打造流通的体系
当我们了解的到现实状况之后，也就意味着找到了期盼的东西
由于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存在，使得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市场上关卡多如牛毛，由制度和国情所造成的成本异常高昂，当我们为内需不振而愁苦连天的时候，却从未想过这样的现实。
我们的民众，正在以微薄的收入，消费我们自己生产的高价格商品。
由此我们认定，对于中国而言，一个流通顺畅的商业社会的价值，甚至远迈于技术、资本等因素，假如我们能够自动将沟壑弥平，其对经济所造成的刺激效应将会是无比巨大的。而时当经济衰退、内需不足的时节，流通所带来的价值，就更显得珍贵。
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是，当我们拥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消除欺诈的商业环境、公平高效的流通环节时，无异于打造了一个流通的社会，这种社会中的低摩擦、低损耗，才是中国商业运行所最需要的。
（5）期盼2020：一个民富的时代
在今天到2020年的十年时间里，我们所期盼的目标就在于由政府及时做出调整，将经济发展的目标及时拨回到民富的轨道上来，其终极形态在于尽快让民众富裕，及时建立起足够大的中产阶级阶层，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富时代，唯有这样，才是在新一轮经济衰退中保身避祸的唯一法门。
主题介绍：历史上的福利经济学——民富时代的来临
5.1：历史上的福利经济学
有关经济形势的变化，总是出离大多数人的预料之外。
就在人们以为2008年的中国经济将会迎来火爆的一年时，却突然迎来了全世界经济的低潮与泡沫。
在这样突如其来的一场经济危机中，中国实体经济所受到的冲击程度之大，甚至于超过了危机的策源地，许多行业、企业的生存，甚至成为了亟需面对的问题。
正如我们前几章中所分析的那样，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在于中国对于经济变化的趋势，缺少足够的前瞻性与预测性，另一方面，中国特有的经济结构缺陷，使得民众难以实现富裕，也就难以形成足够的需求，于是造成了我们的过剩产能，不得不依靠外部的需求来释放，当国际经济出现危机时，我们受到最猛烈的冲击，也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的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是美国同行业工人的4%，这一数字仅仅相当于韩国1975年的水平，事实上，即使在墨西哥这样的拉美欠发达国家，其生产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工资的三倍有余。
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民穷而导致的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只有切实做到民富，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
当国家切实着力于发展国民经济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全民财富时代的到来。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用来佐证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在圣人孔子门下，有一位名叫有若的弟子，根据根据《论语》的记载，鲁哀公曾向他请教解决荒年国家收入不足的办法，有若的建议是——在鲁国的范围内实行彻法。
所谓的“彻法”，指的是逢十抽一的税收标准，也就是百分之十，而当时鲁国的税收额度是百分之二十，这种由多到少的变化，自然引起了鲁哀公的惊讶与反对。
在鲁哀公看来，百分之二十的税收，尚且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更何况将税率一下子降低一半。而对于这样的质疑，有若的回答是：“如果百姓足够富裕，国家怎么会不富裕？如果百姓不富裕，国家又怎么可能富裕？”
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富民与富国关系最早的理论阐发。
按照这样的观点，国富的标志，无非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在账面上有大幅度盈余，而这种盈余的来源则是民众生活、生产的盈余，当国家对民众盈余的抽取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必然使得民众的生活与生产难以为继。.
因此，争取一时的“国富”，无疑会使日后国家的财政收入变得更加紧张，民众贫困，国家也就自然无法实现富裕的政治目标。
反过来，假如民众富裕，就会引发其消费的新高潮，从而使经济产业进行扩大再生产，这样一来，即便国家采用较低的税收标准，也会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这也就是说，国家的富足，取决于民众所拥有的财富总量。
5.2：民富时代的来临
事实上，这一观点的核心，正符合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福利经济的概念，其本质是由国家来履行自身职能，在帮助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从中获取归属于国家的份额。
就长远的目标来看，国家在国家宏观经济中实行福利经济的模式，势必能建立起长效的发展机制，在经济生活中与民众站到同一个层面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目标。
从道理上讲，越是繁荣的国民经济，就越是需要国家来为其提供环境上的保障，只有使环境足够稳定，才能够引发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反过来，只有国民经济足够发达，才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实物财富与货币财富，才得以支撑国家财政的稳定性，满足国家正常的财政开支。
中国经济发展的头号障碍，正是基于内需不振所建立的，而其最深层的根源只在于民众贫困，在于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
事实上，当我们的经济以迅猛之势增长的时候，我国居民的工资收入却长时期在低水平线上徘徊不前。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显示，在2000年到2005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63.4%，这一数字已经远迈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然而，这样高的增长率，却丝毫没有体现在工资收入的增长上，这也就说明，随着财富分配机制的偏差，无论劳动生产率有怎样的提高，民众却都享受不到这种提高的成果。
当我们的财富分配机制没有能够大规模地向个人和企业倾斜时，就意味着困境的出现。
任何困境的开端，都代表着调整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