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惊喜的是，《命定》的出版竟与“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不期而遇，有幸赶上这个伟大百年的庆典，极富神秘感的康巴人以闻所未闻的抗日军人的姿态走进了读者的视野，为这个伟大的日子增辉添彩。
在创作《命定》期间，我曾经去过河北献县纪念抗日英雄马本斋的极具伊斯兰风格的纪念馆，去过呼和浩特曾经领导内蒙古人民抗日的乌兰夫纪念馆，去过腾冲中国最大的抗日烈士陵园国殇园，考察过纪念朝鲜族抗日领导人朱德海在龙井修建的纪念碑，考察过冯白驹领导的海南有黎族参加的抗战史。这些为中国少数民族抗战英雄们竖立的丰碑永恒地昭示着后人，他们的英雄壮举与中华同在。
这些英雄标志也令我深思，我采访过的那些康巴籍抗日军人们的英雄故事仍然“伏藏”在雪域，似乎离纪念馆纪念碑墓志铭太遥远了。俗语常说“是金子就会闪光”，因此我深信：“伏藏”的金子一定会闪光。于是一种神圣力量驱使我像一个刻玛尼的石匠那样，把遗漏在历史微尘中震撼心灵的“亮点”用文学的形式“刻”给读者。
开始动笔的那一刻我就深信，完整的中国抗战史如果没有他们的添补，即便是鸿篇巨制都是缺失的，这不是大中国的胸怀。作为一个作者，在战后六十六年之后再来描写战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写抗战的书籍已汗牛充栋。仍然继续写枪炮里的宣泄吗？还是写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等二元论一类让读者看一页开头就知道结尾的故事？
我认为时至今日：奉献给读者的书必须从人性出发、从爱出发，如果不具备这两点，一切的精彩都是昙花、都是浮云、都是彩虹。
基于这两点，《命定》的出版发行无疑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不是我写出了这些故事，而是这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故事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我。
追溯小说背后的故事，要回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次偶然中。我大学一年级的暑期，五婶患病要去省城治疗，五爸就把看守他家的任务交给了我，但五爸又不太放心我，怕我聚众晚上吵得四邻不安，又委托楼下的马瑛（远征军的一名工兵排长，是我五婶的幺爸。）时不时地上楼来看看我的“妄为举动”，在那时，我是一个极不安分喜欢热闹爱聚众的家伙。
令长辈意外的是，他每次上楼来都看见我在灯下捧着厚厚的《战争与和平》在阅读，而我每次感到他来后嘴里都有酒味，但言谈中没有丝毫的醉意，平日里独身一人的他把孤独用酒麻醉了。他告诉我，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一系列的俄罗斯作品在他就读于成都西北中学时，就已成为其爱不释手的读品。
从他的言谈里我发现这位平日里沉默寡言的人有某种欲言又止的节制。后来我从母亲那里知道他是一名国民党远征军的军人，在当时是人们力求像回避瘟疫那样加以回避的人。
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原因，我没有那么多前怕狼后怕虎的顾虑，主动邀请他在晚饭后继续畅聊俄罗斯文学。借助酒兴他滔滔不绝地把他的战争经历同这些作品杂糅在一起讲述与我，自然而然地，关于康巴籍军人的抗日故事源源不断地走进了我的脑海。其中最为关键的话，在我创作《命定》的过程中才有了真正的了悟，他曾颇为担心地说：“康巴人的故事同俄罗斯文学描绘的故事大有相似之处，俄罗斯民族的尚武精神、宗教感情同康巴人有太多的相同，遗憾的是，如果康巴人像俄罗斯人那样多一些文学气质就好了。”
当我冲动地说出我要写藏人远征军的小说时，他愣住了，眼睛瞪得像汤圆，半晌没有说话，阴沉的脸仿佛在责备自己对我这位愣头青说得太多，他用略带后悔、急刹车似的口吻说：“孩子，你外公和我们家族的成分都不好，弄不好是要闹出大事的，这些龙门阵就当我没说过。好好地做你的正事。”那一刻，我在他突变的表情里看见了他空前的不安和恐惧，在我写《命定》的日子里，才真正体会到这些军人窒息的悲凉和无望。
时光飞逝，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抗日的历史有了更为精准和客观的表述。遗憾的是，如今，马瑛这些老兵们都纷纷谢世了，但历史却为他们预留了篇幅等待有缘人将这些故事浮出水面。马瑛的抗战经历以及他告诉我的有关那些战友的故事像吸盘一样牢牢地黏附在我的记忆里，并促使我在后来的时光里借助记者的职业之便，获得了更多的关于老兵们的光荣故事——周光钧，同马瑛一道参军的老人，在第一次采访结束时允诺下次提供给我一些老照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去世了；我家的老邻居韩振华老伯，这位放不下家人和祖国的老兵，从当年逃离大陆的登陆艇上跳下来摔坏了膝盖，一次偶然的街遇，他拉着战友尼玛巴登的胳膊告诉我，瞧瞧他脸上的刀疤，伤同连长的头衔是拼刺刀拼出来的；当格桑？扎登先生将他旅居在加拿大的三爸（在二战中参加陈纳德飞虎队的一名藏族战斗机飞行员）格桑群佩同其他三名藏族飞行员参加“二战盟军飞行员聚会”的报道和照片提供给我时，他告诉我，九十高龄的三爸已经患老年痴呆症不能讲话了，这是目前不能采访他的最大遗憾……这些穿透心灵的故事激励我挥笔为他们留下文字。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命定”一词就是命中注定，并特别注明为迷信。“命定”一词在本书作为书名出现，是否含迷信和宿命的色彩，我不想作任何的辩解，要等读者在看完本书后让他们自己来评判。
我不是历史专家，但作为一个中国藏人，历史常识和我亲身履足的中国空间让我坦言：文学的立场永远是作家个人的立场。因此，我只能从我的立场出发去表达个人的情怀。
我不妨从中国地图说起，当然我们无需追溯它是一片桑叶还是一个鸡头，在这个独特的地理单元里，我们的祖先被东边浩瀚的太平洋、西边的戈壁和雄亘的帕米尔高原、北边了无人迹的西伯利亚、西南和南边横亘的喜马拉雅山脉和茫茫无际的大海阻隔了，就当时国力、科学技术水平，面对望而却步的阻隔是可以理解的，但就是在这个旷达而封闭的地理单元里，我们可以从五千年的朝代更替看到一个命定的逻辑，中国各王朝的版图概念是中心清晰边缘移动的，这个移动的疆域是随王朝的力量而定的。
比如说蒙古族统治的元朝，它的版图概念甚至超越了我所描绘的范围，又比如说汉族统治的南宋，版图的概念仅在长江以南。但无论王朝如何更迭，这个认同是既成事实的。这就是大中国文化的宽广性、包容性和命定性——和而不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一直是中华文明走向多元一体的驱动力。这是与建立在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基础上的西方文明有巨大差异的，我意识到，被“殖民”来的大量西方知识体系中的评判制度是不适合评价中国的。因为，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版图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无论用什么方式脱离这个大群体都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是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这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本书的主人公义无反顾地走向抗日战场那样，是命中注定的。
在此，向为本书提供素材的老兵马瑛老先生（已故）、格朗老先生（已故）、周光钧老先生（已故）、韩震华老先生（已故）、山树茂（台湾籍）老先生、代大可老先生、陶大瑄老先生致以衷心的敬意；向为本书提供意见和帮助的杨丹叔先生、多吉彭措先生、白玛郎加先生、根秋翁修先生、黄立新社长、胡焰社长、林文询编审、何炜编辑、张春晓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本书书写藏文名称的旦珠泽仁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