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旅馆老板的话，也许没错。也许很多旅客，就是被这凄唳的哭声吓得逃走的。我回到房间，重重地关上门，显示着自己强大的心灵。但当我睡进被窝，关掉灯，那凄唳的哭声又响了起来。我想我是不是要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彻底地搞个明白？我又披衣起床，“咚咚”地走到204室门口，重重地敲门。这时里面不再发出声音。我站在门口呆了一会，确实没再听到凄唳的哭声了，才回房睡觉。但当我睡进被窝了，那凄唳的哭声又响了起来。
我是着实有点害怕了。虽然我不信鬼，但这躲迷藏似的凄唳的哭声，就像冤鬼的呼叫。我想明天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于是我蒙着被子呼呼大睡，也许是白天太累了，我也顾不得太多了，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蓬头垢面地去找孙里和孙里嫂。孙里值了一通后夜班，睡觉去了。孙里嫂见我急急地找她，问：“有什么事情？”我说：“你必须把204房间打开我看看。”孙里嫂说：“你想换204房间吗？”我说：“不是，昨晚我听得清清楚楚里面有老女人凄唳的哭声。”孙里嫂说：“怎么可能呢？你莫不是幻觉吧！”我说：“不可能。”孙里嫂攥着一大把钥匙，随我来到204房间。她打开门，里面的格局与我房间一模一样。我进去东张张西望望，什么也没有发觉。真是奇怪了，莫不是真有鬼？但我是不相信有鬼的。小时候父亲告诉我说：“那些人们说的乡间鬼火，其实就是莹火虫。说鬼的故事，都是人吓人的事。这世界没有鬼，只有人鬼。”父亲的话，让我记忆犹新。
我从204室房间走出来，依然坚信自己听见的是真实的声音。我不相信那是幻觉，我想会不会有什么秘密通道藏着一个老女人？我凭借自己的想象，这么想象着。但这解决不了我的实际问题。我毕竟还要住上一阵子，天天晚上睡在惶恐中不是一个办法。那么什么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呢？向村治安保卫处报案，抑或是把问题反映给村干部李加强？我想了想既要报案，也要把问题反映给村干部李加强。我想好了，就决定脚踏实地先办这两件事。
这天早上我没有到翠花的小酒馆去吃早餐，我在路边的小集市上买了一副大饼油条，边走边吃。我知道今天是李超姑夫出殡的日子，明天是李超父亲回城的日子。我得赶在李超姑夫出殡前，先找到李加强把这事情汇报了。于是我三脚两步地快速走着，很快来到李超的姑姑家。李超姑姑李加英正嚎啕大哭，其他的女人也跟着哭。男人们沉默着，我在大门边找到了李加强。他正蹲在地上抽烟。我说：“李大伯，我要向你汇报一件事。”他感到很奇怪，说：“啥事哩。”我把事情前后情况一五一十向他讲了。他说：“听村里人说起那家旅馆闹鬼的事，也许就是闹鬼吧！你换一家旅馆不就得了？”我说：“我要是换一家旅馆就不来找你了，我希望你们村干部查一查。世界上是没有鬼的，只有活鬼。”他说：“好吧，好吧，我明天与其他村干部商量一下，把这件事情考察一下。”
我没有参加李超姑夫的出殡。我随即又去了村治安保卫处。那里有几个60多岁的老头在值班。他们听了我说的事情，哈哈笑起来说：“我们去看过多次了，里面根本没有活人在，那就是鬼啊，与你说闹鬼你不相信。你干脆马上回去换旅馆住吧！”我说：“你们真迷信。”他们说：“你城里来的，不知道我们乡下的事。男人住进去都怕得逃出来，你还住着？你不怕吓出心脏病吗？我们劝你别管闲事，赶快换地方住吧！”
我无精打彩地从村治安保卫处走出来。我想这些60多岁的老头本来就是守旧迷信的老顽固。他们哪里能保卫一些什么？我不信他们说的。我想我会继续住下去。
中午时分，我在集市买了两只烘番薯当午餐。李超的爸爸明天就要回城了，我就想着下午再找他谈谈，是否能让他多留几日陪陪李超。父子亲情，需要心灵的沟通，也需要点点滴滴生活上的关爱。李超是太压抑和沉默了。一个11岁的男孩子，脸上如此没有笑容，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这么想着，不知不觉已到了新新小旅馆。孙里和孙里嫂都不在，代班的女孩是孙里嫂的孙女，她说：“弟弟掉河里去了，奶奶和爷爷正送弟弟去县城医院抢救。”我说：“怎么回事？怎么会掉河里去？”女孩说：“不知道。”
孙里嫂的这个孙子，我只见过一面。他与李超不同，特别调皮和活泼。那天我上楼，他在后面拉扯我的衣服，然后哈哈笑地逃走了。孙里嫂通常不让他到旅馆来，因此他进出家门都走的后院北门。他的父母在城里打工，这栋旅馆的楼房就是他父母打工挣回来的钱盖的。孙里嫂那天与我说帮儿子媳妇管这个旅馆，就是想把家里还剩下3万元的欠债早点还清。我此刻有点焦虑。但也只能耐心等待孙里和孙里嫂回来。我祈祷他们的孙子平安无事。我对女孩说：“我来你们旅馆住两天了，怎么没看到过你？”她说：“她下学期就要小学毕业了，想把考试考好一点，放了学就躲进屋子不出来了。”我说：“我住在楼上，怎么晚上能听到凄唳的哭声？”她说：“我没听到过，我晚上一躺下就睡着了。”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在宏伟乡中心小学读书吗？”她说：“我叫孙小梅，弟弟叫孙小弟，我们都在宏伟乡中心小学读书。”
我说：“你想你的爸爸妈妈吗？”她说：“很想很想，但是想也没有办法。他们要挣钱，钱比看到我们与我们一起生活还重要。我们好像都没了父母亲情。我也没有人能够说话，每天除了功课，就与弟弟玩。弟弟很可爱，今天我在班上做大扫除，弟弟一个人回来的。他不知怎么就去了河边，就掉了下去。”孙小梅说着哭了起来。我说：“别难过，你弟弟没事的。”
孙小梅拿着一大把钥匙随我上楼，打开房门后她就急匆匆地下去了。我进门后为自己沏了一杯茶，然后吃烘番薯。房间里很安静，几乎都能听到自己心跳的脉搏声。我想这个小山村不平静，它仿佛每天都在发生一些什么。这个小山村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它缺乏了最有生气的年轻男人这支主力军。其实，男人们在自己的村庄也可以发家致富，并不一定要到城里打工。然而这个小山村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城里打工，而建设新农村需要他们回来。我这么想着想着，就又想到了李超的父亲李加明。我想我得马上去找他，我得劝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回乡村。那样既可与儿子李超团聚，又可为村里干点实事。
大约到了下午两点，我估计他们出殡已经回来了，就去李超奶奶家找李加明。我的估计很正确，李加明果然是刚回到奶奶家。他见我来了欣喜地说：“明天我就回杭州了，你有什么需要我办的事尽管说。”我先与奶奶打了招呼，奶奶给我拿过来一只木凳说：“坐，坐坐。”我就坐在木凳上对李加明说：“其实，李超很需要你。乡村也很需要你，你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的发展转到家乡来，这样既能照顾母亲孩子，也同样能发家致富。这山村还没有开发，开发起来到处都是资源呢！”
“那倒也是。不过我要在城里赚到一笔能盖上房子的钱，才能回来。否则回来依然住茅草屋既没面子，也发展不了农活，再熬几年吧！到时候有了钱，一切就好办得多。”李加明一边说一边笑。接着他又说：“在城里住着习惯了，有时还真不想回农村来。但为了李超我们必须回来。我们唯一希望他能考上大学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我说：“那么你这次就多住几天，与李超多沟通。我看他脸上从没有什么笑容，不免有点担心。父子通信固然重要，但天沦之乐也很重要啊！”李加明说：“是啊！我也想多住，但一切都是为了钱。我要节省每一个钱，也不想失去能赚到的每一个钱。只有这样我们家盖房子的事，才能早点实现。李超这孩子，我想把他带城里去读书，但没有户口学费就很贵。说来说去还是钱的问题，所以我就急着要回去赚钱。”
现实毕竟是现实。我的说服力毫无作用。我也就打消了对李加明的希望。不过，我想我已经努力过了。我今晚的文章，是否可以写写年轻人为什么不想回农村的话题了？我告别李加明和奶奶后，在回新新小旅馆的路上遇到了李超。李超在给大伯李加强家放牛。他牵着牛，神情漠然地走着。我惊呀地问：“你爸爸明天要回城里了，你怎么不去陪他在这里放牛？”他说：“不知道与他说什么，还是放牛自由自在的。”他说着露出了一丝微笑，仿佛是那种不好意思的微笑。我看了他一会儿，他随即又神情漠然地走着。他右手抓着一把草在前边走，牛在他的身后走走停停。他的脚步迈得很大，看上去自信、从容。他身边的树木、茅草、泥泞的路，路边的瓦屋与他和牛，浑然是一片苍凉的风景。我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一种酸楚袭上心头。我心里唠叨着：这孩子、这孩子啊！
我继续往前走，走进新新小旅馆后我看见孙里和孙里嫂回来了。我连忙问：“孩子没事吧？”孙里嫂说：“抢救及时没事了，现在他正在屋里睡觉呢！”我说：“以后可要当心了，孩子毕竟还小。”孙里嫂说：“是啊，要是出了事，我怎么向他父母交待呢？我不能再让他放野马了，得管紧点。”我朝她笑笑，示意她给我上楼开门。她说：“你看我虚惊一场，到现在还人魂未定呐。”
我来小山村三天了，没有洗过澡，感觉着浑身痒痒的。我打算明天去乡政府公共浴堂洗澡，顺便再去宏伟乡中心小学看看。我关心那些留守学生，就像我关心李超脸上为什么没有笑容一样。这些孩子大多是这个小山村将来的主人，他们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灵，该有童真的微笑与顽皮，可是他们中不少都过于沉重了。我房间的电话铃忽然响了起来，我“喂喂”两声，原来是李加英打来的。她问我：“有没有把她家的事，在报上报导？”我说：“报导了。”她说：“那我们能不能得到救助？”我说：“募捐是人们自愿捐款的行式，有消息我就告诉你。”她说：“谢谢啊！谢谢！”
搁下电话，我想李加英确实困难，要是我有钱就先给她捐上个千儿八百的。于是我打开皮夹子，盘算着自己在这小山村的用度和花费。然而，我算来算去只能余下两百元钱。在这个既没有邮局又不能刷卡的地方，身边的现金对我就十分重要了。不过，我还是决定明天将这余下的两百元钱，先捐给李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