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洪慧芬想起有个老同学曾在湖边公园唱戏，于是她心血来潮地去湖边公园，想会会老同学。她想有十来年没见了，大家都是六十好几的人，见一次少一次。洪慧芬想到见一次少一次，就伤感起来。好在湖边飘来了歌声，她一听见歌声，情绪就很快好转了。她随着歌声走去，心里莫名其妙地“咚咚”跳着，仿佛自己当年第一次上舞台似的。洪慧芬拨开人群，一直走到最前面。这里吹拉弹唱样样齐全，是一支老年文艺表演队。那些老年人唱歌的、唱戏的、跳舞的、拉琴的，一个一个曲目演下来，规模有点像正规剧团的模式。洪慧芬看得眼睛也红了，她情不自禁地跟着他们唱起来。她的声音依然是那么清脆动人，所有的围观者都冲她喊，再来个，唱得好，再来个。洪慧芬傻傻地站着，不知道这喊声是献给她的，直到业余老年演出团的团长走过来向她祝贺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竟然有那么多观众。
这天洪慧芬虽然没有遇见老同学，但老年演出团的团长热情地邀请她加入演出团，让她很高兴。她想每天早上来唱唱歌倒是件好事情，既锻炼了身体又得到身心愉悦。于是她一口答应团长说，好啊，这是件开心事，好比每天早上打太极拳。
洪慧芬很快坐到了团员们身边，她一个一个曲目往下看，有越剧、沪剧、昆剧、京剧等，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有。而且，演出也像正规剧]团一样，是穿上戏服化好妆的。她看得心里喜洋洋，几十年没有上舞台了，没想到老了还能义务为观众演出。
洪慧芬除了唱歌，还能唱越剧。她最拿手的是徐玉兰唱贾宝玉的唱腔。“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她这么唱起来。团员们都觉得她唱得不错，只要稍加训练，就能登台表演的。于是，这天她首先买了盒徐玉兰唱腔的CD，回到家里就反复听，反复跟着唱。一天下来，她觉得很充实，再也没有了一个人呆在家里孤单的感觉了。
然而老头子出差回来觉得奇怪，怎么家里多了唱小生的戏服与戏帽。他再看看洪慧芬，觉得她气色很好，红光满面又充满自信。他说，嗨，你这是怎么啦？老头子惊讶地看着洪慧芬，洪慧芬说我又怎么啦！唱戏呗。
唱戏？到哪里去唱戏？你都这么老了还唱戏，你有毛病啊！老头子没好气地说，你当你还是十八岁？不拿镜子照照自己，亏你想得出这种事情。洪慧芬说，我就当自己十八岁又怎么样，不是有返老还童之说吗？我不像你只晓得赚钱，没有公德心，我们早上为观众演出全是免费的，我们不赚一分钱，但心里很开心。人嘛，开心就好。
什么，你是在公园里人来客往的地方穿着戏服唱戏？这太下三烂了。熟人看见了，你不觉得倒霉吗？洪慧芬说一点不倒霉，反倒觉得很光荣。老头子一听洪慧芬这么说，火气就来了。反正你明天不准去，你不要丢咱们家的脸。洪慧芬说另外事情可以听你的，这个事情我自己做主。你知道吗，我一天也不能不去的。观众等着我们演出，就像你做生意，客户来了你就急冲冲地奔着赶回公司去洽谈业务一样。
洪慧芬说得在情在理，老头子也没有办法，只好默认了。这样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了各自的事情，不过老头子要找人来家里请客吃饭，洪慧芬还是必须张罗的。洪慧芬想这样也好，家务事业两不误。
自从洪慧芬参加了业余老年演出团，家里不断传出歌声与越剧《红楼梦》贾宝玉的唱段。隔壁李妈说，洪老师你真是越活越年轻了。我也喜欢越剧，可就是不会唱。洪慧芬说，唱唱就会了。你也去参加我们的业余演出团吧！反正你呆在家里也没事干，何不去娱乐娱乐。李妈想想倒也是，儿女们都成家了，一个人也怪寂寞的，弄点事情做做心里有个寄托也好，便说我跟你去看看，不登台的，就帮你们干干杂务吧！于是第二天一早，洪慧芬出发时就在李妈的门外喊：李妈出发啦！
有了邻居之伴，洪慧芬的积极性就更高了。她陶醉在自己的戏梦里，甘愿花几千元钱买戏服道具，一点不喊冤。而且每天早上出门，捧一大包行头，回家了又带回来。渐渐地整栋楼的大人小孩，都知道她是那个每天唱越剧的老人了。有的还专门去湖边公园帮她喝彩，有的看一眼说有毛病老妖怪。
洪慧芬在湖边公园演戏的事儿，很快传到女儿金玲的耳朵里。那是报社的另一个记者，早上路过湖边公园看到金玲妈在唱戏，很惊讶地问金玲，你妈会唱越剧？金玲说，她们这个年龄的女人都会唱一点儿。记者说，何止一点儿，我看是唱得很不错呢！
金玲得知母亲在湖边公园唱戏的事儿，觉得很没脸面。在她的感觉里这种抛头露面的事情，都是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家庭妇女。而母亲怎么说也是个小学教师出身，怎么可以这样丢家里人的脸面呢？金玲的情绪有点偏激，她急冲冲地赶到家里对母亲说，妈，你都在干些什么啊！尽做一些丢人脸面的事。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你这把年纪在街头公园唱戏，像什么样子啊！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我了？你一进门就指责我，我是你妈，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用不着你管。洪慧芬说着眼睛瞅一眼女儿。女儿道，你怎么不想想我们会被别人怎么看？洪慧芬听女儿这么说火气就来了，你当我是在做坏事还是在干打、砸、抢？你要知道你妈是在干有益社会的事情，你要反对你现在就给我滚。
滚，滚就滚。金玲气呼呼地说着，从母亲家飞奔着往外跑，眼泪顿时也簌簌地落下来。
金玲淌着眼泪跑回家中，丈夫余永明说你上哪儿去了？金玲说，妈不怕丢脸地在街头公园唱戏，我回去劝说，她不听还让我滚，妈是越来越不像妈了。她那么没有事情做，我们就把强强全天托给她管，免得强强在全托幼儿园受苦。余永明听了说，为这么一点事闹这么大的矛盾，犯得着吗？你妈一开始就说不带孩子，她没带你哥的孩子，不带强强也顺理成章。她不喜欢带孩子，来咱们家带一会强强，已经很不错了。你还想她给你干什么？她什么也不干，去干唱歌唱戏的行当也没什么不好，照我看你比你妈还落伍呢！
金玲被丈夫这么一说，心里越发不高兴了。她说如果你妈去街头唱戏，你会怎么样呢？别好听话说那么多。金玲说完走进卧室，门一甩，气呼呼地倒在床上。平时金玲与妈也会有口角，但妈从没有说过让她滚的话。这次确实言重了。金玲想如果妈不来电话，她就不回家去了。金玲想自己平时总是忙里偷闲，回家去看看。可在爸妈的眼里，总还是不常回家的儿子们好。金玲感到十分委屈。她想她也要自私一点，只管自己了。她今年还想凭高级记者职称呢！两个名额，十几个人争，不努力能行吗？
新闻记者这个行业，在和平年代确实很难出类拔萃。金玲想若是在战争年代就好了。她想着去当战地记者，在枪林弹雨中穿梭，把生死度之以外。这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事，而现在当记者只觉得自己很平庸。她能报导的事，基本都是大众化的东西，而重要的新闻，又都是千篇一律。但工作效率并不低，一天跑几个采访点就把人累得半死。有时候为了与别家竞争，还定是要抢在最前面，以最快的速度报导。
现在的社会是强胜劣汰。竞争者是高手过招。一旦卷入一个圈内，就像流行病一样，大家都疲于奔命，谁也不愿落后。尤其是男人，社会责任心、家庭责任心，还有自身形象的虚荣心，都会激励着他们去努力、去奋斗。金玲想他们家一大家族的人，都像被卷入了这个职业流行病之中。他们中秋亦或是春节，何曾全家团圆过？连本来最空闲的母亲，也忙着去唱戏了。这真是一个既拼命又浮躁的世界啊！
金玲与嫂子颜汝萍关系倒不错。她们时常在电话上聊天。金玲把母亲唱戏的事，在电话中与颜汝萍说了。颜汝萍本来与婆婆不睦，当然站在金玲的立场上说话。不过颜汝萍在小姑面前，总是颇有分寸。她们在一起，更多的是谈孩子与服装。金玲与颜汝萍都是喜欢打扮的女人。颜汝萍有学生家长开着服装商店，金玲就常到那里去讨便宜，买最时髦的衣服。
虽然两个女人都爱打扮，但颜汝萍再打扮也是一副土模样。颜汝萍个子不高又比较胖，加上架着一副眼镜，剪着运动头，真正时髦的衣服都不适合她穿。所以她穿来穿去，总是西装套装和套裙，就像刚刚改革开放时期，那些中年妇女的打扮。金玲就不同了，她瘦瘦的，走起路来婀娜多姿。无论穿裙子还是穿裤子，都显得先锋前卫。那天她们搁下电话后，金玲急急忙忙跳上采访车采访去了。然而车子开得快，没有开多远就出了车祸。采访车压死了一对横穿马路骑电瓶车的22岁孪生姐妹（姐姐骑车妹妹坐在后座上）。采访车停下时，这对姐妹被车子拖出几米远，其场景惨不忍睹。
金玲是吓晕了，眼见着两个活生生的女孩，一下就成了车轮下的冤鬼，生命真如草芥一样。出了事的采访车以及司机被警察扣留着，金玲却换一辆出租车逃离了现场，直奔采访目的地。其实要说新闻，出了车祸的采访车本身就是一则新闻，但金玲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新闻就留着别人报导了。
金玲那天采访回来，想起车轮下冤死的一对姐妹，还是毛骨悚然。虽然她们是违章骑车带人，但她们若不急着去打工上班，就不会出事情了。金玲想她们好不容易从农村来到城市，好不容易赚够了一笔钱买了辆新的电瓶车，瞬间连人带车全没了。她想要是从前，城乡不流通，那她们或许已是男人们的新媳妇，在农村养一群鸡，几头猪，或者也与男人一样在田里劳动，种着水稻和疏菜。金玲讨厌一座城市有太多的外来人口与流动人口，她觉得这是引起不安全的因素。
其实按金玲的思路很简单，农民应该在农村把地种好。农民打工在她看来，是不务正业。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很多农民是盲目的。他们就像得了传染病一样，一个进城去，几个，十几个，甚至一个村子的中青年人都跟着进城去了。城市越变越大，农村的土地却一块块少下去。咱们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不种地跑到城里打工，长此以往能行吗？金玲有点忧愁。但忧愁也没有用。这是社会现象，她对此无能为力。
金玲的男朋友比女朋友多。她喜欢交异性朋友。在新闻记者中，男性多于女性。与男性聊天，她觉得视野开阔，话题总能从一个狭小的地方，一直谈到世界时事、政治金融等有关世界性的话题。但她唯独不愿与自己的丈夫余永明聊这方面的天。她觉得余永明总是要显得比她强。她说什么他总要与她抬杠，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金虎生的生意，这段日子十分红火。他忙忙碌碌的，每天回到家里都感到累极了。洪慧芬虽然唱歌家务两不误，但给家里制造了不少噪音。金虎生想安安静静休息，洪慧芬却在房间里练唱。啊啊啊地，金虎生听得心生厌烦。他没好气地冲洪慧芬说，你有完没完，早上唱得不够还回家来唱，你以为你唱得好听，简直就是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