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你说你想来上海。想来上海看看从前的弄堂。你来吧，你来吧！不过从前弄堂里那些老人、女人还有快乐的孩子都已各奔东西。你还记得我那缺心少肺的表姐姗姗吧？今天我就要与她重逢了。此刻，我正一步一步走向上海的深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是长长地吸一口气，吐出，再吸，再吐。胸膛里有两只手穿破我的头颅举向天空高喊：“你好，上海。”
我曾经住在上海弄堂里。我是上海弄堂里的一个小女孩。弄堂里女孩子们的故事，我一直记着。如果没有她们，没有她们演绎的故事，那么上海的弄堂就没有那么灿烂夺目了。弄堂也许不叫弄堂，叫小巷或者别的什么。我这样说，你也许不高兴。你会质疑，难道弄堂里的男孩子，构不成风景？是啊，你也有道理。只是女孩如花，花朵总是比绿叶艳丽。
如今上海弄堂，一条条少下去。即使仍住在弄堂里的女孩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会聚在一起跳绳、跳橡皮筋了。她们被越来越沉重的书包，压得喘不过气来。若是寒暑假，她们也不会三五成群地聚在弄堂里。她们的目光老早越过弄堂，投到更远、更广袤的世界。
我定居杭州已经二十多年了。每当来到上海，我总忘不了去童年生活过的弄堂看看。弄堂虽然没有了从前的喧闹，却是历史的见证。这里曾经生活着我的祖父、祖母，一个家族的人。这里有我童年的梦幻和希冀，也有我与表姐姗姗朝夕相处的时光。那时光姗姗经常带我到外滩看轮船，到百货公司看花布。她总是让我帮她挑选花布。但往往我选准的，她又不买。好几次我都不想跟她出去，但她一叫，我又去了。
现在，天气凉爽了下来。八月下旬的午后坐在出租车上，已不用开空调了。我与姗姗约好在“美美百货”，宁静的咖啡吧里见面。这里出没的大多是外国使馆的先生小姐，或者是上海的奥菲斯先生小姐。这里的服装首饰，即使在减价期间，价位依旧令人咋舌。因此，这里永远是宁静和优雅的。
我到达“美美百货”时，距我们约定的时间尚早，便沿着淮海中路一直往前走。这是我熟悉的街道。虽然留学美国几年，却是一回来就先回到了这里。这里过一个十字路口，左拐弯就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弄堂了。都说西区长大的女孩子，被充满殖民地气息的异域风情，培育出了优雅的气质。我想想也是有道理的。
八月里的天，也像小孩儿的脸。刚刚还晴空万里，忽然一个劈雷就下起雨来。雨下大时，我正好回到了童年的故居。只是这里的住家，已全部是陌生人。我站在屋檐下躲雨，望着已经苍老斑驳的房子，心里比任何时候都有一种更强烈的感觉，回到上海了。
那个我与姗姗曾经住过的屋子，传出叮叮咚咚的钢琴声。那是一个小女孩坐在琴凳上，弹着枯燥的车尔尼599练习曲。她让我把时光倒流到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们没有钢琴弹，也没有玩具玩，偶尔有零食吃就高兴极了。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大米、面粉、猪肉、豆制品、油、糖等等，都要凭票供应。那时候祖父已经去世。我的父母与姗姗的父母，也早已离开上海去了别的城市和农村。我们祖孙三人，相依为命。
祖母是旧时代的上海淑女，经过日积月累的思想改造，收敛了很多旧习气。但浸透在骨子里的贵族气，仍然会掩盖不住地流露出来。比如教养、比如雅致、比如文静、比如讲究。尽管那时候再讲究，我们的生活也是清贫的。但接受了祖母的影响，我们懂得生活是重要的。所以一旦父母寄钱来，祖母给我们零花钱后，我们就会去逛马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而祖母则会在厨房里，烧一块越缩越小的红烩牛肉。她的老脸上，总有着深深的绝望和温情。因为祖父遗留下来的钱，被银行冻结。家里的钢琴、红木家具和金银首饰，统统被“造反派”抄家拿走了。
我们弄堂的东口，有一个小酒馆，门面很简陋。玻璃橱窗内，卖酒、白宰鸡、猪头肉、皮蛋、花生米，早上还卖肉包子和刀切馒头。到了夏天也兼卖棒冰和汽水。祖母对汽水不屑一顾。她常说，这哪里比得上她年轻时候喝的可口可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还从没有喝过可口可乐。弄堂的西口，有一个水果摊。苹果、香蕉、枇杷、桃、李子、西瓜都是按季上市的水果，但买的人并不多。小孩子通常买最便宜的李子。红心李子吃起来酸酸的，也很爽口。有一次姗姗买回来十个红心李子，我一下午就吃掉了七个，剩下三个给她吃。她从不计较我多吃。她的谦让，让我觉得是应该的。谁让她是我的表姐呢！然而有些东西是不能多吃的，像李子多吃了就让我肚子痛。祖母说桃子起病，李子送命。姗姗便幸灾乐祸地说：“看你还要不要做馋猫了？”
姗姗的幸灾乐祸并无恶意。可是我总想着要报复她一下，心里才痛快。那天邻居王家姆妈，送来两张《英雄儿女》的电影票。王家姆妈是因为祖母常送给她自己用铁勺子做的蛋饺，才把慰问军属的两张电影票送给了我们。我们当时正在吃午饭，祖母说 她是老眼昏花看不来电影了。祖母催我们快吃饭。祖母要我们姐妹俩，结伴去看电影才放心。她说电影院门口，有票贩子和小流氓。
姗姗吃饭很慢，祖母就不断地催。我到天井里逛一圈回来，见她还没吃好，也煞有介事地催她。然后恶作剧地将鸡毛掸子上的鸡毛，拔几根下来插在她的小辫上。由于我催得紧，姗姗来不及吃完碗里的饭，就和我去看电影了。这时离放电影只有七八分钟，我们一路小跑着去电影院。我跑在她后边，看着她小辫上的鸡毛跑起来一颤一颤的，便暗暗地偷着乐。她一点儿不知道我的恶作剧，而我竟然觉得很好玩，直到走出电影院也没有把它摘下来。当然走出电影院时，我已经被《英雄儿女》中王芳唱的“风烟滚滚唱英雄……”感动极了，压根儿没再注意她小辫上的鸡毛。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只要想起她，她小辫上的鸡毛，就会一颤一颤地在我眼前浮动。我有时想向她忏悔，不想再被这鸡毛折磨自己了。可是如果我真向她这样做了，她准会哈哈大笑，说我酸透了。
我就这样站在童年故居的屋檐下，一边听着小女孩叮叮咚咚的钢琴声，一边想着姗姗。雨还在继续下着，我正犹豫着是否冒雨前行，小女孩忽然从窗子上探出头来对我说：“阿姨吃糖。”
小女孩大约七八岁，她的模样很像小时候的姗姗。圆圆的脸蛋，眼睛很大，睫毛也很长。这是又一代上海弄堂里的女孩子。我接过她的糖，那是一粒瑞士糖。如今的女孩子吃进口糖，已是很平常的事。但在我们那个时代，就十分稀罕。记得有一年快到春节的时候，天气变得很糟糕，雨淅淅沥沥地下得没日没夜，梧桐树全淋透了，变黑了。街上的积水全是黑色的，店堂里的地也全都是黑黑的湿脚印子。我在食品店糖果柜前，看到有进口糖。进口糖贵极了。进口糖的糖纸也漂亮极了。于是斗胆把祖母叫我到南货店买黑木耳、金针菜的钱，统统买了进口糖。回家自然是挨祖母的骂，不过总算第一次吃到了进口糖。
现在我吃完小女孩给的一粒瑞士糖后，雨渐渐停了。我也就此向已回到琴凳上的小女孩挥挥手，到“美美百货”去。我在“美美百货”，宁静的咖啡吧里等姗姗。姗姗还没有来，她总是慢腾腾的习惯，一辈子也改不掉。我只好自己先坐在临窗的咖啡座上，要一份“卡普奇诺”，然后一边喝，一边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我沉思着，想着姗姗的过去和现在。
姗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已经是个初中生了。那时候她长得白白胖胖很丰满，两只日益长大的乳房，由于不用胸罩，跑起步来一颤一颤的，让她羞愧。所以她最讨厌上体育课，讨厌那些男生注视她的目光。那时候女生都不用胸罩，仿佛胸罩是成熟女人的专利。女生们最尴尬的日子，就是夏天。夏天女生们穿着薄薄的衬衣，风一吹衣服便贴到胸脯上了。这时候女生们都会弯一下腰，尽量不让乳房显现出来。姗姗特别羡慕班里乳房不大的女生，她觉得她们不用像她这样弓着腰、驼着背走路是一种幸福。
祖母曾给姗姗买过两个白布胸罩。祖母说你戴上这个，把背挺起来。姗姗心里虽然一万个不愿意，但还是听话地戴了起来。然而到了学校，男女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冲着她的背部，让她感到十分羞涩。她的脸一阵阵地泛着红晕。她想那胸罩一定被白衬衣映照得清晰无比，她恨不得马上回家脱掉那东西。
姗姗后来在初中时期，再没有戴过胸罩。但男生们依然给她取了“白吊带”的绰号。这绰号让姗姗十分自卑，这自卑几乎将她的精神压垮。有一次她放学回家冲祖母道：“都是你！都是你要我戴那该死的胸罩，现在班里同学背后都叫我‘白吊带’，有的还当面叫。”祖母说：“那你再戴，他们就不敢叫了。你这样懦弱，你怎么比你表妹还不如呢？”
祖母说的“表妹”就是我。我只比姗姗小一岁。姗姗读初二，我读初一。初一的我，也到了发育的年龄。只是我比较瘦，用不着戴那东西。但我毫不犹豫地穿上祖母为我们姐妹俩买的皮鞋，姗姗却一直不敢穿。因为那时候班里没有人穿皮鞋，大家都穿布鞋和球鞋。
姗姗被祖母责备后，便不再作声。她回到我们合住的房间，趴在书桌上写字。姗姗喜欢写字，但她的字绝对没我写得好。祖母要给远在异乡的儿女们写信，总是找我代写而不找姗姗。为此，姗姗有一种失落和妒嫉。我知道姗姗总是千方百计，想讨祖母欢心。有一天她从书店买回来一本《红色娘子军》组曲音乐和完整剧本。音乐是五线谱的音符，包括序曲与正剧。她在收录机里播放的时候，祖母很高兴。第二天她又买回来《红灯记》、《杜鹃山》。《红灯记》里面全是剧照，封面是李玉和高举红灯闪闪亮。
那时候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革命样板戏。其中《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是芭蕾舞剧。它在一代人的记忆中，化成了优美的旋律与舞姿。我曾经听着乐曲，掂着脚尖，扮着穷人的女儿吴清华和喜儿。然后把客厅当舞台，奋力飞跃，感觉像弧光一样滑过舞台。这时候祖母就会说：“你发神经啊！”
姗姗不会像我这样发神经，但她比我更喜欢《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她说吴清华那一双美丽的眼睛，那一种舞姿与造型，是记录着一种年代的声音。还有她的装束也很特别：灰色军帽压在浓密乌黑的短发上。那双绑腿的布带，打得多么结实。灰色的上衣，手里的长刀，威武的英姿，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战士，在万泉河边把大红枣儿献给解放军。
我第一次听姗姗发表这样的高见。“一种年代的声音”这句话，让我觉得很特别。我就是从她这句话开始，对她越来越有好感。于是她喜欢吴清华，我也喜欢上了吴清华。我经过很长时间的寻访，终于在一家商店买到了印有吴清华挥舞长刀，耸立在淡绿色石膏塑像上的浮雕。我把它作为一盏台灯的底座，灯安在上面，在夜晚发出黄色光焰。我就在这盏灯的黄色光焰下，做数学题、写作文、背英语单词，还给住在我们弄堂七号墙门里的一个同班男同学，写了第一封情书。
那时候我有事没事，就往七号墙门跑。姗姗就在她的书桌上写字。她写《杜鹃山》里柯湘的唱词：“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洒热血，求解放，生命不息斗志旺，胸臆间浩气昂扬。虽陷魔掌，使命不忘。冲开这刺刀丛，极目远望，似看见密林中银光闪闪红缨枪……”姗姗一边写，一边把黑黑的墨水滴在了淡湖蓝的裙子上。祖母看见了就骂姗姗笨，写不好字还把裙子弄脏了。祖母想到弄堂东口的小酒馆里买黄酒，她在煎鱼就让姗姗去买。姗姗刚被祖母骂，心里又想着别的事，便神不守舍地还没有走到小酒馆，就把钱丢了。自然，姗姗又遭到了祖母的一顿骂。这天姗姗觉得倒霉透了。夜晚她又在笔记本上写字，写了很多无法对人言说的愤怒。那愤怒在夜晚变成了燃烧的火焰，撕裂着她。她看见烧毁的花瓣落在地上，发出黑色亮光。她默默地流泪，星星破碎了，火焰积聚着就要冲破堤坝的阻拦。
这天我从七号墙门回家时，祖母冲我骂：“你死到哪里去了？买黄酒去。”祖母的话就是命令，我乖乖地去弄堂东口买酒，顺便还买回来三个肉包子。本来是一人一只的，可祖母要惩罚姗姗丢了钱，不给她吃。我偷偷地拿去给姗姗时，看见姗姗在白纸上写下这么一段话：“血的教训一层一层牢记心上。痛定思痛，你要把前因后果细思量。为什么砸开的铁镣又戴上？为什么三起三落，旗竖旗倒，人聚人亡？为什么听不进肺腑言，识不破弥天谎？追根寻源，征途万里长。涓涓细水入长江，乘风破浪向前方，永不迷航。”我不知道这是谁说的话，傻傻地看着，只觉得说得有道理，便问：“谁写的话？”姗姗说：“这是柯湘的唱词，你怎么啥也不懂？”我的脸倏地一下红了。都说姗姗长得比我难看又比我笨，可她实在是比我好学又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