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矩和爱》一书终于定稿，虽然从萌念到完稿前后历经三年之久。但如果没有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鼓励和帮助，很难想象自己有能力把当初的一个念头变成一个现实。
由于出生在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我从小就受到比较严格的规矩教育。这样的经历对我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深思的一个问题。从1982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开始，我就开始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一些理论上探索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当时读了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的一些书籍后，就开始对传统教育的严厉规矩进行“勇敢”的批判，但现在看来几乎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1999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开始攻读儿童发展的博士学位，这段异国的学习生活经历不仅让我在理论上更加丰富了自己，也让我能真正目睹美国家庭教育的实况，当我再次回头反思自己的早期经历，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真如苏轼诗中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哈佛读书期间，另一个冲击我教育观念的事件是我自己当了爸爸。孩子的到来让我对规矩和爱有了崭新的体验和认识，他不仅使我认识到规矩和爱融合的重要性，也使我开始在中国文化中寻找实际操作的方法。
从2006年开始，我利用每次假期回到祖国的机会与中国的父母和老师交流规矩和爱的理念和方法。有时候也深入一些家庭手帮手地帮助一些父母建立必要的家庭规矩。2008年，在一次给幼儿园家长的公益讲座中，我认识了一对夫妇——夏弘禹先生和杨仲瑜女士。他们不仅认同规矩和爱的观念，还非常真诚地希望帮助我把这个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中国家长。事后我才知道夏先生和杨女士在2003年就把美国著名的早教品牌金宝贝引入了中国，对中国父母的早教理念和中国的早教市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夏先生还因此被家长称为中国早教第一人。在他们的全力支持下，从2008年12月开始，我尝试着在全国各地开始《规矩和爱》的讲座。中国父母对讲座反响之强烈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不仅踊跃和我探讨规矩和爱的问题，也为我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其中最有操作性的两个建议是，建立博客和出版《规矩和爱》一书。
2009年5月，我首先落实了第一个建议。建立博客的初衷是延续我和中国家长的联系。由于我是美国塔尔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ulsa）教育系的全职教授，每年只能利用假期回国探亲时才有机会和中国父母们交流。而博客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交流的不连续性。在很多父母的支持鼓励下，过去的3年中，我发了200多篇博文，有20多万的点击率。这样的结果也为我实施第二个建议——完成本书的写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从2009年年底开始，我就着手准备《规矩和爱：如何学做父母》一书的写作。但总是一拖再拖，除了自己不够勤奋努力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评审终身教授的压力。为了保护学术的思想自由，大学教授是全美仅有的两个终身制的职位之一（另一个就是美国的大法官）。一般大学雇用一个年轻教授会给他6年的时间（助理教授）来证明自己研究和教学的能力，如果评审不通过，就会被大学解雇。所以在2011年获得终身教授前我自己无法全身心地投入本书的写作。
即便如此，中国家长们对我写书的鼓励从来没有间断。他们虽然有时候会对孩子的行为失去耐心，但对我的写书却始终保持信心和支持。从2012年开始，当我陆续把一些章节的初稿给他们审读时，他们反馈中的批评和鼓励常常让我感受到他们很和谐的规矩和爱。
在本书交付印刷之际，我首先要感谢的是中国的家长们，是你们的爱让我有能力完成这本书的写作，让我能坚持把父母教育当做我的终身职业。
其次，我要感谢我年迈的父母，是你们让我在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规矩和爱。你们严厉的规矩帮助我避免堕落；你们深沉的爱，也足够我一辈子慢慢品味。你们对道德的敬畏和生活中的节俭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
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儿子。宝贝，在这个世界上是你让爸爸真正明白了规矩和爱的关系。可惜这些年爸爸还是让你承受了很多的痛苦和磨难，希望有一天你能理解和宽容爸爸。让我们继续一起在规矩和爱中成长。
本书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但我还是决定出版，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规矩和爱以及父母教育的重视。在本书的形成过程中，学者朋友对我给予了很多帮助，但是书中的任何错误都应该由笔者承担。在成稿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古文的阅读理解以及写作上的欠缺。不妥之处，希望家长和专家们批评指出。
王涛
2012年4月16日
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莎大学，卡普曼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