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直的冯爱倩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掉泪，她把头往上一仰，嗓门一下高出两倍：你说我们这么玩命从外面运回些百姓生活日常用品到市场上摆摊换那么几个辛苦钱，可偏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硬要砍断不可。当时我们义乌城关的稠城镇没现在这么人口多、城市面积也没这么大，但也有几万人在这里生活着呀。我们这摆小摊的人天天就像游击队似的东摆一时辰西摊一时辰，好不容易后来在县委政府门前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有了可以做卖买的气候。有关部门的人就一下出动了好多人把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和来买货的顾客赶得四处奔跑，当时百姓们敢怒又不敢言，因为上面也一直在喊不准这不准那。可我们是小老百姓一个，要吃饭要生活呀，卖个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针头针脑、牙裔笔头有什么不可以的嘛！我们一帮在北门街摆摊的小贩们扎堆在起议论，一议论就心里来火。大伙好不伤心地说，阿拉义乌人看来永远只能外出披风戴雪去当敲糖帮，过吃家饭的苦曰子了！我听后心里也好难过，寻思着难道自己的人民政府和并产党就这么不能体察民情？不行，我一定要弄弄明白，说啥也得让当官的明明堂堂地告诉我一声到底让不让我们百姓有口饭吃？
决心已定，我就一连几天守在当时的县委大门口，因为听说县里刚来了个新县委书记，我想要找就找最大的官。大伙都知道我要找县委书记论理，都又盼又怕地跟在我后面想看个究竟。一天，有人告诉我说那个个头不高、衣着很朴实的人就是新来的县委谢书记。我见他刚从理发店里走出来，便壮胆迎上去问道：你就是谢书记吗？他打量了我一下，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在市场上经商的，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可政府为啥不是赶着我们天天无处落脚，就是拿高得吓人的收费来逼我们干不下去呢？我说完这几句话，谢书记用不同寻常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番，见在我身后又站了一大群围观者，便把头一甩，说你到我办公室。一听县委书记这句话，我身后的那些伙计们真吓坏了，心想你冯爱倩这下完啦，.不是被抓起来也要狠狠地被批一通。那时文革刚结束没几年，大家受阶级斗争的阴影太深了。我当时心里也紧张，人家是一县之官，我小小老百姓一个，他一句话说不定够我坐不完的牢呢！可又一想，事已到此，我即便是坐牢人狱，也要从共产党的书记嘴里弄个明白：到底做买卖错在哪里？就这样，我跟着进了谢书记他的办公室。
不想这个谢书记一进门嗓门就大了，说你在县委的大门口吵吵嚷嚷成何体统？我一听也来火了。看他在桌子上敲一下，我就在桌上拍两下。兴许谢书记还是第一次看到有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敢在他面前为了摆摊与不摆摊的问题如此动肝火，于是竟然慢慢平静下来，给我让座倒水，又坦诚相待地问我义乌百姓的生活。我呢，一看这么大的父母官能静下心来听百姓的话，顿时多少年憋在心头的话像开了闸的水，我对谢书记说，我们义乌人祖辈穷，穷就穷在人多地少又田薄。
可为什么还能在此生计繁衍至今呢？就是义乌人会经商，你可别小看这鸡毛换糖，它作用可大呢，一方面解决了我们这儿人多地少劳动力充裕的矛盾，另一方面大伙通过点点滴滴的做些生意弥补了家家户户的生活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义乌人最敢闯，肯吃苦。如今其他地方節在搞开放我们义乌人没有双优势，也学不像人家，但我们这儿的人都会经商，都会鸡毛换糖奋！要紐把鸡毛换糖的精神和经商积极性发挥出来，我就不信义乌人不如别人。我说到这儿，谢书记眼睛也跟着亮了起来，问我，你真认为行呀？我说怎么不行？随后我把自己前阵子做小生意，有时一天赚的钱比过去一个月挣的工资还多的事一说，谢书记频频点头，又不停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起来。后来，他站在我面前，大声说道：好，你先回去，让我好好想想。我一听很高兴，刚出门又想起一件重要事，便转身问谢书记：那我们能不能在街上摆摊呀？他一挥手，说可以，你们先干干再说。
我又担心地说道：可市场管理人员天天赶我们呀！谢书记双手往腰里一叉，说，放心，我会打电话给他们的3跟县委书记见面会有这么好的结局，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难怪当我走出县委大门时，那些等候在外准备看热闹的那些经商朋友一下拥了过来，说你怎么没被抓起来呀？我笑笑，说谢书记还给我倒茶递烟，怎么会抓我呢！可大伙最关心的还是让不让摆摊经商的事。我说，只管摆，我有谢书记的话呢！大伙将信将疑，我呢心里有底，像以往一样挑起担子往马路边一放，便吆喝起来，而且这天的嗓门比平时更清脆响了许多。伙计们一看我真的毫无顾虑地重新做起生意，便纷纷跟着摆摊设店起来。这不，一连几天我们红红火火摆摊卖货，顺顺当当，再没有人来赶我们了。
而且不几日，县委以整顿市场领导小组的名义，发出了在义乌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有名的第一号《通告》，这个《通告》是手抄的，在北门街上貼了有七八张。这对我们这些地下工作者般的经商户来说，是天大的喜讯。《通告》一贴出，市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那场面至今让我不忘。没几天，北门街头的小商小贩一下多了几倍，而且每日涨，直到后来整个一条街上摆满了摊位，到这儿来买货看热闹的就更多了，这就是我们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的最初形成。现在一说起当年的事，义乌人就半真半假地说我是义乌市场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夸我说要不是你冯爱倩敢冒坐牢房的险，跟县委书记较真，第一号《通告》就不会那么快出台，小商品市场就可能形不成今天这个样，咱义乌市的发展更谈不上了！哎哟，我区区一个小百姓哪敢吞天之功呀！要说义乌有今天，当家作主的谢书记才是最了不起的功勋！
对，正好这次博览会他也来了，你一定采访采访他才是。冯爱倩从那段难忘的回忆中恢复过来的第一句话对我这样说。
她说的谢书记，全名叫谢高华，是1982年7月调任到此的义乌县县委书记，任期至1984年底。谢高华在义乌只有两年多时间，但他是义乌历史上口碑最好的一位县领导。因为在60多万义乌人心目中，他们一致认为，是谢高华书记当时排除阻力，适应民心，果断地站出来砸碎了紧箍在人们手脚上的枷锁，之后才有了义乌飞速发展的商品市场和现代化建设，以及人民的富裕生活。
谢髙华是义乌人心中的丰碑。
我来义乌便听说，前两年就有人自发起来集资，要为他们的谢书记立一座大理石碑，后来因为远在衝州过着退休生活的谢高华本人极力不让才抹平了此事。1998年10月底，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访问团成员，在义乌市参加中国小商品博览会期间，有幸见到并采访了谢高华本人。
现今卸任养天年的谢高华，比我想象中的传奇人物显得瘦小得多，然而谈起当年他在义乌的政治生涯，却是滔滔不绝——我是浙江衝州人，刚调任义乌时情况不了解，但对这儿鸡毛换糖的传统却早有所闻。80多岁的老母亲听说我要到义乌工作，很心酸地说，儿啊，你干吗要到一个穷地方？就是老母亲的这句话，在我心头留下了阵阵隐痛。俗话说，为官一任，总得给百姓留点什么才是。义乌是个穷得出名的地方，我去后能有些什么作为呢？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在下面左的干扰还很严重，可是我到义乌后的感觉是，这儿的农民思想很活跃。外出经商，上街摆摊的不少。但由于当时的政策不太明朗，有关部门对这些现象一般都是采取批、打、管、刹，百姓为此怨言很多，那天冯爱倩上我办公室论理，说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她走后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件事：既然义乌有善经商的传统，而且百姓能从中改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因势利导，网开一面呢？当我把自己的想法放到县委领导班子会议上讨论时，我没想到大多数人沉默不言，这是为什么呀？
后来我才知道，正是因为义乌自古以来有鸡毛换糖做些小买卖的传统，文革中的历任领导甚至包括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一直遭上级的批评，原因是即便批资本主义最激烈的岁月，义乌始终没断过有人摇着拨浪鼓偷偷外出鸡毛换糖搞经营的历史，而且一些大队、生产队甚至公社干部带队外出。这在文革年代当然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抓住一个这样的典型，肯定没好结果。但义乌的同志又告诉我，在咱义乌，鸡毛换糖的事，就像野火催春风，你怎么打、怎么禁、怎么赶，它就是断不了根。
我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呢？他们只告诉我一句话：穷到头了自然就得想法求活命呗！冯爱倩和这些干部们的话，给我当时的心灵上触动巨大，我决心要把义乌一直受压制的鸡毛换糖经商风，作个彻底的调查，看到底是该刹还是该放。为此我发动县机关的一批干部，到下面进行全面的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本人亲自到了稠城、义东、苏溪、佛堂、义亭等许多村镇实地了解。因为我新来乍到，那时不像现在县里市里都有报纸、电视，我当县委书记的也没多少百姓认识，所以下去很容易获得第一手材料。但也有例外的，有一次工商局的一名干部坐在吉普车上跟我一起下乡，当地那些参与经商的人过去被工商局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打怕了，一见我们下车便纷纷出门躲避。我对那位工商局干部开玩笑说：不行，一两年之内，你不能跟我同行，否则连我都接近不了一个百姓！
通过调查摸底，大家汇总的结果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认为开放经商市场没问题，应当大力提倡，百分之四十的人认为问题不大，可以试着办，只有百分之四五的人反对。有了这个调查依据，我在县机关大会上就提出：义乌的小商品经营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义乌的大优势，应当大力提倡和鼓励……这话刚落音，会场上顿时议论纷纷，看得出大多数人是喜形于色，但也有人立即反问我：可上面要严厉打击各种投机倒把活动，像鸡毛换糖这样的经商活动，分明算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应当给予坚决的打击，应当毫不留情的割其尾巴！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又是不可回避的。
当时我内心也很激动，但还是强压着自己的情绪，我用通俗的语言坦诚地对大家说，过去我在别的县也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亊，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当地生产力发展，百姓怨声载道而今我们的党号召改革开放，干工作实事求是。我到义乌虽然时间不长，但从百姓的话里，从干部的深切感受里，我越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没道理。就拿我们义乌人鸡毛换糖的传统来说，人家过大年欢天喜地，咱义乌货郎却在冰天雪地里走南闯北，没日没夜，一脚滑一脚氽地翻山越岭，挨户挨户去用糖换鸡毛、换鸡内金。回来后将上等的鸡毛出售给国家，支援出口，差的直接用来作地里的肥料，把鸡内金卖给医药公司，自己呢赚回一点利，这样利国又利民的经营，好还好不过来，怎么可以说成搞资本主义呢，当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呢？
我在这里向大家表态，从今开始，我们要为义乌人鸡毛换糖正名，不仅不准再把这类经营活动归为搞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且要大力提倡，积极鼓励！后来的第一号《通告》就是在此次会后，我敦促下面的人搞出来的。最先开办的稠城、廿三里小商品市场便名正言顺地由地下走到了地上，义乌人从此幵始了历史性的转折……
我注意到谢高华那张与他实际年龄并不相称的脸上，有过多的沧桑，而这也许正是他性格中异常刚毅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