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为期三个月的工作也开始于这个冬天,那是管理文件和图纸,我不太喜欢。但是其中一位韩国人金先生也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金先生,在国内时做IT manager(经理),太太是医生,两个孩子一个初中,一个高中,现在一家四口全靠金先生一个人工作。偶然发现我们住得很近,金先生主动让我搭他的车,这样我每天三个小时路上的时间缩短到一个小时,也不用大冬天每天5点多就出门了。我几次提出分担一些汽油费,他总是淡淡的一句:我不靠这个挣钱。偶尔因为误巴士晚到,他会将车停在路边等我。印象很深的是每天早晨六点半,正是路上的半个小时,他都准时收听圣经节目,从无例外。我辞职时请朋友写了一副书法送给他:海是龙世界,云是鹤家乡。
然而,这段时期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一位中国同胞,似乎永远穿一件黑衣,不苟言笑。午餐时碰到会坐到一起聊天,只是不甚投机,想想也许是他在公司地位较高,所以有距离感,因此愈发疏远。转眼到了五月初,我已经被York大学录取,准备一开学就辞掉这份工作。记得是一个周五,午餐时间碰见这位中国同胞,就顺便问他能不能将他太太的旧课本卖给我,因为我知道他太太早我一学期就读于同一专业,他爽快地答应了。周一上班,心里想着不知他带没带课本来,手头事情多,准备一有空就过去找他。
然而,正在车间里脚不沾地地走过,一个同事叫住我,说要告诉我一个bad news(坏消息),我注意到已经有许多人围在那里了。我清楚地记着他的原话:Dear Jane,I have a bad news for you. Frank's wife killed herself(亲爱的简,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您。弗兰克的妻子自杀了)。我愣了一下,似乎没听懂,请他重复。我不知道当时自己的反应,恐怕是吓傻了。我觉得不能呼吸,手也开始发凉。那位同事一直攥着我的手,一迭声地问着:Are you OK(你还好吗)?我是公司第一个知道此消息的中国人,当我把消息告诉大家时,每个人都同我一样震惊。
那是一段灰暗的记忆,张小姐自杀据说是因为不堪承担巨大的学习负担。她曾在前几天用红笔写下一张字条:我将要结束York大学的学习!
这时又有别的消息,据说York的计算机教授几乎失去理智了。
我陷入深深的迷茫,何去何从,我日日夜夜思考着这个问题,整个人处于恍惚之中。真的不知道最终是什么力量促使我下了上学的决心,最后一天去公司上班是5月25日,我去每个办公室告别,大家说了许多鼓励的话。
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有同事来问:下周一为Frank的太太开追悼会,去不去?我立刻同意了,虽然我知道那是我第一天开始上学的日子。
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一辈子都记着那个日子:5月28日。那天我平生第一次去参加追悼会,第一天开始York的学习,那天也是我丈夫失去工作的日子,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天?只是巧合吗?还是上帝在考验我的承受能力?
在殡仪馆,我站在那年轻的没有生命的躯体旁,失声痛哭,心里百感交集。在鲜花如茵的墓园,我们一群人聚集在火化室旁,目送那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在异国的天空化成烟,化成灰。在那个雨天,当一缕灰色的烟从烟囱冒出,有一些粉尘也轻轻飘落,我记得边上有人用手挥了一下,而我,只是静静伫立,已经麻木。
当这一切终于结束,同事将我拉上她的车,说直接送我去学校,我才发现离我的第一堂课只有半个小时了。那位胖胖的女士一边开车在高速路上飞驰,一边腾出手拍拍我的大腿,让我不要想得太多,要自信。她一直将我送到教学楼下,我向她致谢,然后下车,她也从另一边下了车,绕过来,紧紧地拥抱我,祝我好运,并要求我毕业典礼时一定通知她,她要来为我祝贺。我的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
我就这样两眼通红地走进教室,在最角落的位置坐下,一直低低地埋着头,生怕别人看见我的眼睛。
晚上神情恍惚地回到家,却发现应该正在上班的丈夫已经做好了晚饭,又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果然,我的丈夫失业了,就在今天。我很平静,淡淡地说了句:也好,正好在家陪我,我很害怕。
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那门出名tough(艰难)的计算机课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有时候看书看到一半,就抑制不住想站起来把书从窗口扔出去。一天晚上,上完三个小时的课坐车回家,换车时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车站,看看表已过11∶30。
突然间我觉得很伤感,不管不顾地蹲到地上,把头埋在胸前哭起来,心里只有一句话:爸爸,妈妈,我想回家,我真的好想回家。
不知不觉中一个多月过去了,我迎来了计算机课的第一次考试。提前半小时来到考场,发现已经有很多人了,大家看上去似乎都很紧张,在这种氛围下的确每个人都不轻松。好在考试不算太难,考完后大家对答案,争得面红耳赤,仿佛又回到中学时代。
我的情绪一天天好起来,虽然功课依然十分繁重。最重要的是我已经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看看周围的同学,谁不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竞争对大家是公平的,相信命运对待付出过努力的我们,也将是公平的。
我的一位朋友在深圳的外企工作,典型的白领丽人,只身一人来到多伦多,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大公司做清洁,包括男女洗手间。她很愉快地工作着,一边复习英语准备上学。我很佩服她,换个角度反省自己,我能做到像她这样吗?我的苦恼是不是因为自身的脆弱?
来到多伦多一年多了,我感觉到自己的变化。我没有买过一件衣服,没买过像样的化妆品,带孩子去肯德基吃饭也是她当君子,我做小人,因为君子动口,小人动手。
我全身唯一的奢侈品是无名指上的那枚钻戒,是在国内过30岁生日时丈夫送的礼物。记得当时他问我想要什么,我毫不犹豫地选了这枚价值8000元人民币的钻戒,只是因为喜欢那句广告词: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好笑。逛街、购物、小吃,好多的事情对我已不再有吸引力,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年少时认为离家远行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很喜欢那位走过万水千山的台湾女作家三毛。记得她那首著名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了天空自由飞翔的小鸟,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流浪,流浪远方。现在终于明白,橄榄并不总是甜的,在没有成熟时,它是苦涩的。然而,我相信,它终于会有变甜的时候。
在York学习的第一学期终于结束了,最后的考试成绩还没有出来,我想不会太坏。终于有几天属于自己的时间了,我尽情享受这难得的闲暇。夜来了,拧亮一盏台灯,静静地坐在窗前,看窗外灯光璀璨,繁星点点,一个人感受宁静的夜晚。
来加一年时,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高薪工作,但我的心灵很满足,我认可自己的努力。我为自己拥有的一切由衷地感谢那位冥冥中庇护我的巨神。
任我评说五人谈:她走了,活着的人依然活着:
沈小程:相信这是一个个案,我是说自杀这件事,我虽然我没有去过加拿大,也不了解加拿大新移民的现状,但经常在互联网看新闻,凭感觉,这样的事应该很少发生。
司通平:这是发生在好多年前的事了。其实这样的事在加拿大并不少,某某新移民自杀了、变疯了,也有被人杀害的。
我还记得2006年7月21日,多伦多市,美国、加拿大两国双博士学位的中国移民蒋国兵从高速公路立交桥跳下自杀身亡的事,在华人社区引起极大震动。他自杀的直接原因是,2001年移民加拿大后,虽然学术成绩突出,却一直找不到专业工作,干过油漆厂、洗碗工……
更早一些,香港移民余伟康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读书患上精神分裂症,有一次他在公交车上打了一个亚洲妇女,警察来了后劝他下车,可他突然掏出一把小锤并举在头顶,三个白人警察马上掏出枪来,连发10多枪把他当场击毙。
加拿大《环球华报》评选的2007年华人社区十大新闻中,第8条,34岁福建女移民胡秀华在Spadina(士巴丹拿)地铁卧轨自杀。
耿朝晖跳楼事件、宋春萍身患绝症无钱医治而自杀……
舒畅:我也在硅谷圣何塞,我还清楚记得2002年11月14日,硅谷发生一家华裔移民4口灭门惨剧,47岁的软件工程师李锦麟(来自香港)因面临失业危险以及经济压力,在自己的住所开枪打死妻子(来自台湾)和年幼的孩子,然后自杀。
仅仅过了两个月,2003年1月12日,同为硅谷,华裔工程师刘莹枪杀丈夫杨宾后自杀,之前双方已经离婚。媒体分析,这与硅谷高科技从业人员在裁员潮冲击下不堪沉重压力有关。
美国移民中自杀案也时有发生,包括中学生。2012年3月23日旧金山一名中国移民杀害4位家人后自杀,这个案子更为触目惊心。
沈小程:我不否定这些是事实,只要出了人命案子,媒体一登载,加上一定的渲染就会让人触目惊心。可是,就那么十几二十几桩案子,与大量的中国移民相比,比例会有多大。
寸心:我也是这样看的,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刘加林: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些案子背后是大多数移民生活都很困难,只不过是只有这些人走了极端。
谁过得好呢?那些大都来自中国沿海农村的偷渡客,年轻力壮,不少人染着金发、银发,超市打工、街头卖菜,很辛苦,但在国内他们同样辛苦,可在国外他们挣的钱的确比国内多很多,同为中国来的知识分子们很难与他们竞争。另外,就是从国内来的大款和富二代,他们根本不用工作,他们是来享受的。还有就是成功的技术移民,的确有些人已经拿到一二十万加元的年薪,但他们在技术移民中占的比例很少。
所以,35岁以上的,不是学热门专业的,就不要移民了,发财的机会不会高过10%。
在西方,个人的孤独感很强,感觉自己比在中国时更是中国人。一方面自己的生活圈子仍然在华人中,另一方面,工作在西方人的公司里,不是本国人,他们看你不顺眼。好了,你想做得像外国人,忘记自己是中国人,那他们就更看不起你了,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决定了,人必须尊重自己,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
寸心:其实,如果自杀率能够体现新移民的生存状态,或者幸福指数的话,我们应该看到新移民的自杀率并不明显比当地人高。我专门查了一些资料,很遗憾没有最近的资料,但许多年前的资料同样有很高参考价值。
加拿大统计局曾经公布一组数据,加拿大移民中的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7.9人,远低于在加拿大出生的每10万人中13.3人的比例。
移民的自杀率与移民来源国有关,欧洲、澳大利亚出生的移民自杀率比较高,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移民最低;在加拿大出生的人,自杀的人年轻,移民人口中则是老人。
我们再拿舒畅说到的硅谷华人竞争压力大而自杀的两件事来说,当时,其他族群的自杀事件大概又是多少呢。
沈小程:我个人认为,不能单独谈论这个问题,应该与中国的生活进行比较,中国经济虽然增长很快,但个人收入偏低,从购买力来说也低于西方国家。对于新移民,中国恐怕只有在工作的专业和舒适度上要好于西方国家。也就是说,只要跨过自己心理上这个坎儿,和承受工作压力方面有所改变,应该说移民后的生活质量更高。否则,就不存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什么区别了,我们就弄不明白发达国家哪里发达了?西方国家的劳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也应该更完备一些。
新移民最早的几年是一个不稳定期,过了之后,就会有大的改观。
本来认为这篇文章还是比较中性的,大体上能表现新移民的一般生活,但大家的讨论情不自禁地集中在自杀事件上,毕竟死人是大事,完全可以理解,自杀率也能说明很多大问题。
本来人家有许多话要说的,都被别人说了。于是,只能捡别人话说:
在新移民中,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找不到专业工作,一般工作的劳动强度又很大,于是,大多数人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有的人悲观,甚至走向极端,有的人还好好地活着。我们还是宁愿乐观一些,就用文章中那一段文字作为这一章节的结束吧。
“我的情绪一天天好起来,虽然功课依然十分繁重。最重要的是我已经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看看周围的同学,谁不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竞争对大家是公平的,相信命运对付出过努力的我们,也将是公平的。”
希望留给以后,可是未来将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