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我们明白了未来主义的发生是完全基于否定的精神的。马里奈谛之所以首唱未来主义，在最初不过是作为对于当时支配着意大利文坛的唯美主义的反动而出现罢了。只否定过去，而所谓未来者，却不过是偶然在心上浮现的一重幻影而已。一切旧的是已经死去了，一切琐碎的、平庸的都已被未来主义者所毫不顾惜地抛弃了；至于新的呢——他们在等待着新来接受，只要那新的是崇高，是暴乱，是刚打中了他们的理想的英雄事业。
未来主义者自始至终和政治密接地关联着，他们意识到政治的出路是生活的总出路，而他们是努力着生活的创造的。政治上的那一条出路呢？这却是一个问题。然而在未来主义者们看来也不成其为问题的吧。只要是崇高，是暴乱，是英雄事业。于是，***蒂的狂潮可以把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们卷去，而在俄罗斯呢，不用说，布尔塞维克的号角声是早已引起玛耶阔夫司基的共鸣了。单是这一个事实，就已经尽够向我们说明未来主义的阶级性。因此，和对于机械一样，未来主义者们的对于革命的理解，也只是革命是伟大的，它的运动是有纪念碑的（monumental）性质，和它是破坏着一切的而已。由着马里奈谛从而来歌颂战争，赞扬***蒂的这条道路，玛耶阔夫司基便来歌颂这完全异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玛耶阔夫司基，从出身上看来，从他所过的生活上看来，是一个小有产者。他的父亲符拉齐米尔·龚思丹丁诺（Vladimir Constantinovich），是一个沙皇治下的山林维契官。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意识也是小资产阶级的。他爱好天文学，他在“蔷薇的灯”、“彷徨的人”、“给生存着的诸君”（都是咖啡馆名）里吟着他的诗歌（见《自传》）。他没有脱离现代人所有的一切的懦弱和无情地染着的现代的一切颓废的印迹（见《少共真理报》的“革命文学国际委员会”对于玛耶阔夫司基之死的宣言）。
他之所以参加革命的斗争，拥护世界革命，做了革命的诗人和忠实的战士者，就因为他憎恶过去，他需要行动，而革命却能供给他那些在他觉得是可口的食料。于是《给革命的歌》、《我们的进行曲》，以及那名诗《一万五千万》等，便和革命的巨大的爆裂弹，群众的亘数世纪的呐喊一起，像尼阿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一样地震响出来了。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年国内战争最猛烈的时代，他带着一种对于未来的世界的热烈的憧憬，画着宣传画，写着煽动诗，动员的口号，反对叛节和投降的檄文。他在革命中看到了几百万的活动着的群众，他歌唱这集团的行进的力学。但是，那集团生活的根底，运动的灵魂，是玛耶阔夫司基所没有正确地把握住的，也是他所不能正确地把握住的。
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对于革命的观念的出发点上，玛耶阔夫司基已经走到一条歧异的道路上去，那条由大熊星把自己活活地领着到空中去的（见《我们的进行曲》），并且要在宇宙上涂上彩色（见《劳动诗人》）的、浪漫的、空想的、英雄主义的道路。当十月革命爆发出来的时候，他曾向自己这样地发问：我应不应该接受那革命。他的结论是如此：这在我是不成问题的。那是我的革命（见《自传》）。于是他便用他自己的方式接受了革命。显然，他对于革命的观念是个人主义的。
这样，玛耶阔夫司基和这现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在根本上已不互相投合。因此，这是必然的，革命在破坏的时期兴感起他的诗，而当这破坏的时期一过去，走上了建设的路的时期，他便会感到幻灭的苦痛，而他的诗也失去了生气（虽然他还写着，还写得很多），而且不为群众所接近了。于是，在这位诗人和其社会环境间，一种悲剧的不调和便会发生了。
大凡一个艺术家当和自己的周围的社会环境起了一种不调和的时候，艺术家往往走着两条道路：一是消极的道路，即退避到Tour dívoire（象牙之塔）里去，讴歌着那与自己的社会环境离绝的梦想；一是积极的道路，即对于围绕着自己的社会环境，做着为自己的理想的血战。现在，革命的英雄的时代已终结，而走向平庸的持久的建设的路上去。现在，玛耶阔夫司基已分明地看见他所那样热烈地歌颂过的革命，只是一个现实的平凡的东西，则其失望是可想而知了。Nep（新经济政策）之现实，五年计划的施行，都不是他想象中的英雄事业。
这些在他都是干燥的，像被他称为非骑士风的（unchivalrous）、黏液质的（phlogmatic）美国一样地平凡。这时，玛耶阔夫司基应当处什么态度呢？他躲避到象牙之塔中去吗？他反对着自己的社会环境做着为自己的理想的血战吗？这些，在我们的有这样伟大的过去的玛耶阔夫司基，和无产阶级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都是不可能的。Bon gré，malgré，他是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大诗人”，“忠实的战士”。他不能辜负了这样的嘉誉，无论他的内心是怎样地失望与苦闷。于是，在玛耶阔夫司基的心里，现实的山丘（Sancho）试想来克制幻想的吉诃德（Don Quichotte）了。在最近试演《澡堂》一剧的时候，他曾这样说过：
——我认为自己是党的工作人员，我对于自己是接受了党的一切指示。倘使党告诉我说，我的某作品是不适合党的路线的，那么那些作品就可以不必付印。我是为党而工作的啊！
虽则下了这样的决心，但是他总不能克服他的个人主义的宇宙观的残余。他的英雄主义的、骑士风的意识，还时常从他的决心间漏网出来，而使无产阶级的大众难以接近他。这种隔离，他自己是深深地感到，而且想设法弥补的。在本年三月二十五日纪念他的二十年的作品的文学的晚会上，他曾经这样地自白过：
——我所愿意进行的工作，真是难于着手——就是工人讲堂和长诗接近的工作……
他看见群众渐渐地从他离开，而且还有些人对于他作不满的批评，所以他还说：
——……有些狗对我咬，而加我以某一些罪名，那些罪名，有些是我有的，有些是我没有的……为着不要听这些谩骂，我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坐他两年。
但是，“到什么地方去坐他两年”在他是不可能的，他不愿意躲避，他还想作一次挣扎，他说：
——但是，我毕竟在第二天从这个悲观主义回头过来了，磨一磨拳头开始打吧，我决定自己是有权生存的，我是为着革命的革命作家，我不是背教者。
他要做一个为革命的革命作家，他不愿做一个背教者，但是他不惯和党的组织工作联接起来（他不是一个党员）。他只觉得他应该拥护那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符合的文学的路线，但他的在革命前染着的习惯还是很牢固，他以他自己的标准（！）去实现他所认为伟大的（！）决定和议决案，而没有从组织上去实现它的可能（这些都是他自己所说的话，见他的演讲《诗人与阶级》）。
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看到革命与未来主义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最尖端的表现了。革命，一种集团的行动，毫不容假借地要强迫排除了集团每一分子的内心所蕴藏着的个人主义的因素，并且几乎近于残酷地把各种英雄的理想来定罪；而未来主义、英雄主义的化身，个人主义在文学上的最后的转世，却还免不得在革命的强烈的压力之下作未意识到的蠢动。玛耶阔夫司基是一个未来主义者，是一个最缺乏可塑性（plasticity）的灵魂，是一个倔强的、唯我的、狂放的好汉，而又是——一个革命者！他想把个人主义的我熔解在集团的我之中而不可能。他将塑造革命呢，还是被革命塑造？这是仅有的两条出路，但决不是为玛耶阔夫司基而设的出路。他自己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个，于是“没有出路”的他便不得不采取了他自己所“不劝别人这样做的”方法，于是全世界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不幸的消息——
——诗人符拉齐米尔·玛耶阔夫司基死了！
他，“未来”主义者的玛耶阔夫司基，是已经成为“过去”的了。他已经跟着那徘徊于“革命的盛大的交响乐”之前而毕竟不能领略此中的“神秘”的布洛克（Blok），跟着那正想拔脚向革命直进，而终于“另一只脚又滑倒了”的叶赛宁一起成为“过去”的了。在他成为过去了之后，整万的劳动者、红军、作家、群众等都来参加他的葬仪，而革命文学国际委员会又叫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不要把他忘记。像这样，苏维埃俄罗斯可说是已经适当地报答了自己的诗人了。——然而，未来的世界恐怕是不会像我们的诗人所企图的那样吧。玛耶阔夫司基及其未来主义及其诗歌，也将要像他本人所诅咒的普希金以至柴霍甫一样成为纪念碑的遗迹了吧。
一点意见
我觉得近来文艺创作，在量上固然没有前几年那样的多，现在质上都已较进步得多了。我们如果把那些所谓“成名”的作品，和现在一般的作品比较起来，我们便立刻可以看出前者是更薄弱、幼稚。“既成者”之所以“趋向凋谢”或竟沉默者，多是比较之下的必然趋势。他们恋着从前的地位，而他们仍然是从前的他们，于是，他们的悲剧便造成了。
其次，便是关于现今的作家。今日作家的创作，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大家露着两个弱点。其一是生活的缺乏，因而他们的作品往往成为一种不真切的，好像是用纸糊出来的东西。他们和不知道无产阶级的生活同样，也不知道资产阶级的生活，然而他们偏要写着这两方面的东西，使人起一种反感。其二是技术上的幼稚。我觉得，现在有几位作家，简直须从识字造句从头来过。他们没有能力把一篇文字写得通顺，别的自然不用说起。
因此，我觉得中国的文艺创作如果要“踏入正常的轨道”，必须经过两条路：生活，技术的修养。
再者，我希望批评者先生们不要向任何人都要求在某一方面是正确的意识，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徒然的。
西班牙近代小说概观
一 前言
西班牙文学是在一个很早的时候就达到了成熟期的。在十六七世纪，那时候许多现存的文学都还在渐次的形成，而西万提斯（Cervantes），罗贝斯·德·委伽（Lopez de Vega），和他们同时的人们的作品，却已经显然的达到了艺术上的完成。
可是，西班牙的近代文学，十九世纪的后半以至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学，却未必能在世界文学主潮中处一位推动者的地位。她并不能给别国的文学以影响；反之，她是被影响于别国文学的。虽然许多作品都能够保持着旧有的艺术上的优秀，但因流派的复杂，各人所努力的方面的偏仄，在文学史上便只完了局部的成就，没有造成一个像西万提斯的时代似的新的黄金时代。西班牙文学是在各个方面（流派）平均的，也可以说是散漫的发展着；没有一个时期，她是被一个中心的艺术思潮所控制，像别国的文学史的罗曼主义或写实主义的全盛时代那样。
许多文学史家都把一八六八年前后作为西班牙近代文学的开始的时期。在这时期以前，中古的罗曼风始终把西班牙文学的发展限制住，不让她踏进“近代”的门槛。一八六八年前后，这是一个在政治上空前混乱的时代。伊萨培尔女皇的推倒，第二次查理党的战争，阿马德乌（A madeo）政变，民国几个月的总统，这五六年间所遭到的政治上的大变动，无疑的同时也变动了智识阶级的心。西班牙思潮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脱离了封建的中古世式的传统，很顺利地接受着一切外来的思潮的输入，文学上的新见解，也跟政治的、社会的新的见解，由一些自由的思想家的提倡，而影响着全国的文学作品。可是这并不是一定说中古世式的罗曼风就此在文坛上绝迹；她依然存在，虽然有些批评家要认为是最后的存在，例如在阿拉尔公（Alarcon）的小说里，或是爱契伽拉伊（Echegaray）的戏曲里。她只是从统治的势力缩小为跟许多新的势力平行的存在着的一种倾向罢了。
在十九世纪末叶，自然主义的倾向当然也是颇占一种势力。自然主义导源于法国，它的流入西班牙，是经过一度不能不算是不重要的变种。热情的，主观的西班牙民族性，在本质上是不能把法国式的自然主义整个的接受了去的。西班牙人并不是不愿意接触而且研究现实，但他们缺乏那种纯粹是旁观式的冷静。西班牙的自然主义不能像别国的自然主义那样以社会多阶层的事象为广大的描写，他们是只限于每个作家所能以理性和感情同时接触到的局部。因这关系，同时还为了西班牙方言的不统一，自然主义的风气到西班牙便一变而为地方主义（Regionalism）的风气，这风气在十九世纪末叶差不多成为全国文坛上比较最占势力的流派。
二十世纪初期却来了一个抒情诗歌的全盛时代；自然，这又是依据于诗歌上的现代倾向的输入，小说方面的发展却反陷入一种停滞的状态。这种停滞状态一直到大战前后才开始恢复；于是，这次的恢复便在变化繁多的西班牙小说的流派上又加了许多新的倾向，一直到今日，还在继续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