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对红军长征的历史贡献

唐晴雨

【内容提要】在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情况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军事政治形势，任弼时不仅率领红六军团创造性完成了先遣探路的任务，而且把红二、六军团建设成一只新的战略力量，完成了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北渡金沙以后，又以高超的斗争艺术挫败了张国焘的分裂图谋，领导红二、四两个方面军胜利完成了长征，实现了三军大会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他在长征中的功绩永远被历史铭记。

关键词:任弼时 红六军团 红二方面军 贡献

1934年8月，任弼时率红六军团从湘赣突围西征，拉开长征的帷幕，78天后和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在湘鄂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转移。一年后带领红二、六军团继续长途远征，从桑植刘家坪转战甘孜，挫败张国焘分裂行径，领导红二、四两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任弼时同志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坚定的革命意志，卓越的领导才能，保存和壮大了红军，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在长征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临危受命，率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创造性完成先遣探路的战略任务。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调集了100万兵力，企图用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与红军决战。这时，左倾错误路线在军事上占了统治地位，全盘否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面对强敌，中央红军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这个错误是和当时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党的军事指挥权拱手交给一个叫李德的人有关的。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顾顺章叛变后，中共遭到巨大损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代理总书记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常委周恩来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恽代英遇害，党中央核心机关被迫停止工作，领导人分头转移。顾顺章还指认了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中国联络站负责人牛兰夫妇，牛兰夫妇被捕，机构被破坏，共产国际支援东方革命的信息、人员、资金转运通道被切断，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开始组织营救牛兰夫妇，营救工作交给了苏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上海工作站。为了打通关节完成营救，苏军派了两个德国共产党员各携两万美金送达上海。派来送钱的人有一个就成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后来说:“李德的权利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央中共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这个中央中共负责人就是年仅24岁从没有接触过武装斗争的博古，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奥托·布莱恩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博古把李德带到了中央苏区。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威，博古把李德说成是“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就是这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用他刚刚从伏龙芝学到的那套办法来指挥中国的革命战争，最终葬送了中央苏区和几十万红军将士的命。1934年5月，中央中共书记处不得不做出战略大转移的决定。

1933年5月，由于和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工作不合手”，苏区中央局副书记、中央政治局组织部长任弼时被派到湘赣任省委书记，后又兼任军区政委。1934年7月23日，任弼时接到中共临时中央、军委中央《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一切准备工作统限于八月中进行完毕。”[①]从内容上看，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去湘中，其目的有三：一是保全红军有生力量；二是通过红六军团在湘中积极行动，威胁湘敌，使其改变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辅助中央苏区作战；三是通过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新的苏区，与贺龙的红三军确立联系，把四川和江西两个苏区联结起来。接到《训令》后，任弼时立即召开了省委会议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做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报告，开始了紧张有序的转移准备工作。对于红六、红七军团先遣长征，周恩来说“一是探路，一是调敌”。博古则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②]所以这份训令的真实目的其实是：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搬家的先遣队，由湘赣苏区先起突围，深入湖南，调动敌人，摸清情况，探出路子，在湘中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以便中央红军突围后向夏、贺领导的湘西根据地转移时有一个立足之地。《训令》规定的具体路线是：第一步，由永新转移到桂东发展游击区域；第二步，西出永州，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北向新化、溆浦，联络红三军，使川赣苏区联结起来。

任弼时同志如何来完成这个艰巨的战略任务？

（一）、从战场的实际出发，不断修正李德把持的中革军委指挥上的错误。

《训令》规定的突围方向山大路险，且容易暴露行动意图。六军团改变方向，在湘鄂两军企图合围的情况下，提前行动，声东击西，国民党“临渴掘井”赶筑碉堡围堵，红六军团已从横石新江口安然到达了桂东的寨前圩。

六军团入湘，湘桂军阀震动。湘敌十五、十六师尾追，桂军一个旅四个保安团堵截，企图在北上粤军配合下，围歼红六军团于郴县、汝城、桂东之间，贵军两个师正向边界调动。按中革军委《训令》在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已不可能！任弼时当机立断，强渡湘江，向新化、溆浦进军。

中革军委9月8日补充《训令》要求：六军团在9月20日之前保持在城步、绥宁、武冈地区的行动，然后北上与红三军会合，在湘西、湘西北，背靠贵州建立根据地。然而9月15日又来电命令在城步、通道、绥宁、靖县地域发展游击战争。而此时湘军李觉等部已向绥宁、靖县截击，湘桂两军一师一旅已防堵绥宁至通道的要隘，桂军第七军已向靖远截击，黔军已向黔东调动！如果按中革军委指令行动，六军团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任弼时审时度势，改变计划，由通道向黔东南兼程前进。

（二）、及时摆脱“大搬家”羁绊，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

“左”倾中央在红六军团行动之前，就指示参加转移的单位应有红六军团十七、十八师全部、红校学生及无线电两架、野战医院和制弹、修械厂。到红六军团出发时，把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老虎钳子都带上了。这种“大搬家”完全违背了在无根据地条件下实施战略转移对机动、灵活、快速等原则的要求。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湘桂黔边山高路险河流众多的实际，任弼时果断决策，处理了大而重的机械设备，及时甩开包袱。在9月上旬，进入黔东南地区时，除了武器弹药外，其他东西全部扔掉了。甘溪战斗后，针对“我军前后减员约千六七百人，伤员枪支极多，行军笨重，平时四时，山地要六时至十时，遇敌需掩护四五时才能通过”，要求“进一步焚烧行李，减少缁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甩掉包袱，大大的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

1934年10月24日，任弼时率六军团与贺龙的红三军在印江县的木黄会师。红六军团突围西征，跨越湘赣桂黔四省5000多里，不断的修正 “左”倾中央的指挥错误，冲破国军围堵，历尽千辛万苦，保存了红军的力量，探明了沿途国军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敌情，在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创造性地完成了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任务！

二、两军融合，发动湘西攻势，开创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建成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转移。

（一）确立正确的战略行动方向，两军合一，向湘西北地区寻求新的发展。

会师后，如何确定两个军团的战略行动方向？任贺和中革军委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中革军委要求六军团去松桃、全城、凤凰地域建立根据地，“二、六军团仍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③]任贺认为：1、两军团合则形成一个拳头，分则容易受到敌人各个击破。两军团到会师时力量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红六军团由出发时的9300多人减员到了3300人，红二军团由于夏曦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减员至4000人。两军团按中革军委的意图分开行动，都无法完成策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战略任务。两军团统一行动，一是可以集中力量牵制国军，二是形成优势互补，二军团长期活动在湘鄂川黔边一带，地形、民情、敌情熟悉，六军团则有坚强的政治工作队伍。2、黔东根据地过冬有困难，松桃、乾城、凤凰地区是军阀老巢，难于立足。于是，当机立断，两军团统一行动，将主力伸出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湘西北地区寻求新的发展。

（二）发动湘西攻势，建立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

11月7日两军占领永顺，获得一周休整，任弼时抓紧时间为二军团建立政治工作系统，“以原六军团政治部为二军团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政治部”[④]，大大的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11月16日取得十万坪大捷，歼灭陈渠珍部1000多人，俘虏2000多人，军威大振，扭转了红三军团离开湘鄂西和红六军团西征以来的困局，证明了两军统一行动向湘西北发展的决策的正确性。11月26日成立了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和湘鄂川黔边军区。力量分成两部分，任留守后方，开展根据地建设，制定各项政策，建立革委会，实行土地改革，广泛建立党的组织，扩大红军，于1935年一月初初步建成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贺龙率领主力大踏步继续湘西攻势，进攻沅陵、常德、桃源，逼使蒋介石调动五个师回援常德、桃源，策应了中央红军渡湘江，通道转兵，进占黎平，西过乌江，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条件。正是通过湘西攻势和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红二、六军团形成了一支新的战略力量，主力部队扩大到11700多人，地方部队3000人，比两军会合时翻了一倍多，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以任弼时为“班长”的领导核心。这时活跃在云贵川的中央红军、湘鄂川黔的红二六军团和四川仪陇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互成犄角之势。

（三）发动人民战争，粉碎六路围攻，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从黔北向川西的转移。

1935年1月，国民党计划集中81个团，11万兵力，并配备两队战斗飞机，分六路向湘鄂川黔苏区分进合击。任弼时在活动分子会上进行了紧急战斗动员，他指出：“苏区现有四五十万拥护红军的基本群众，我们组织和领导得好，这几十万群众能当十万二十万军队的力量”，他们能从四面八方“迷惑、钳制、疲困敌人”，断绝敌人的粮食。他代表省委要求：“每个党员都做一件战争动员的具体工作，成为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⑤]；一月份内扩大红军主力4000人，把游击队和模范营整排整连地动员加入红军；开展阶级教育，加快分田步伐；各区乡组织粮食委员会收集和保管粮食。苏区人民纷纷行动起来，以人民战争来粉碎强敌进攻。在保卫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红二、六军团歼敌两个师一个旅，活捉纵队司令一人，击毙师长一人，俘虏8000多人，粉碎了敌军的六路围攻，红军扩大到21000多人。任弼时总结说，“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独钳制住了敌人六个纵队的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了过来，使中央野战军与四方面军胜利的汇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及进攻中央苏区、湘赣和湘鄂赣苏区的的敌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过来”[⑥]。

红二、六军团出色完成了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转移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历史任务。

三，北渡金沙，以高超的斗争艺术挫败张国焘分裂行径，力促三军大会师，实现全党全军大团结。

中央红军北上后，蒋介石调动130个团30多万国军对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军委对红二、六军团行动的建议是：“在现小地区内固守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宜，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堡垒，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各个击破之”[⑦]。为保存和壮大力量，寻求新的机动，任贺决定：退出苏区，南入湘中，调动敌人，再西出黔东，相机建立新的根据地。1935年11月19日，全军1.7万人从桑植的刘家坪出动。2月3日任弼时率部占领黔西县城，立即在黔大毕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新的根据地，成立了川滇黔省革委会、贵州抗日救国军，很好的贯彻了民族政策，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25天之后，在国军多个纵队的猛烈进攻下，红六军团放弃毕节再做转移。乌蒙山大回旋结束之后，任贺决定在盘江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盘江地区“群众、地势、粮食条件均有利我军行动”，“反动统治力量较薄弱”，“周围敌兵力减少”，这里“是我军远征过程中最有利的环境”。[⑧]但任贺认为红军是一个整体，局部应当服从整体，便以无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的目光郑重向朱张提出在整个战略上是否应北进。朱张未做肯定，任弼时胸怀大局，认为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的声浪日益高涨，各路主力红军北上对革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果断地率领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

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推动和促进了张国焘北上。朱德回忆说：“我和刘伯承同志的意思，想把你们那方面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很孤立”，“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但二方面军在会合之前是不知道张国焘反中央的。在会合后，二方面军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二方面军拥护中央，迫使他取消了伪中央。”[⑨]

两军一会合，任弼时即向张国焘要来了密码本，和中央沟通了直接联系。他认识到张蓄意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围绕着分裂与反分裂，控制与反控制，维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采取灵活的策略，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一）、坚决抵制张国焘反中央的宣传。张派“工作团”送给红六军团的《干部必读》等文件和材料中有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指名道姓的诽谤毛、周、洛、博等领导人的内容，任弼时命令将文件材料保留一份，其他统统烧掉。和四方面军干部谈话中听到他们把党中央和一方面军“讲得很坏”，任弼时交代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经验，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

（二）、抵制张国焘拉拢、分化、吞并红二、六军团。张国焘向任弼时提出，“六军团归我指挥”，“二六军团调换首长”，“另派政委”都被任弼时拒绝。张国焘提出召开二方面军干部会，召开党的会议，召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都被任弼时有理有力地顶了回去。为促进四方面军北上，防止张国焘反复不定，任弼时索性离开二方面军和张国焘一起行动。

（三）、利用自身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提出解决方案，促进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两军会师前任弼时教育干部战士，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两军会师后，为避免节外生枝，不对过去的分歧进行讨论。任弼时除了以理服人，细致耐心地做四方面军同志的工作外，还三次向中央提出建议，实际上是提出维护中央正确路线、推动党和红军实现团结统一的方案。第一次是7月10日致电联络周、毛、王、博等：“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一、二、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产生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⑩]第二次是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后，张又与中央唱反调，又提出西渡黄河。为解决迫切的军事指挥统一问题，任与贺关刘联名致电中央和朱张，建议成立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张国焘在9月26日致电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关于统一领导问题，万分重要。······请洛甫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我们当遵照执行。”[11]，这是张国焘闹分裂后，第一次明确表示服从中央领导。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10月10日中央致电朱张：为着统一作战指挥起见，拟请朱、张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12]至此，党和红军的统一领导与指挥得以实现。第三次是建议中央派一同志来河连湾接朱张去宝安同毛洛等会合。在三军配合打了第一个大胜仗山城堡战役后，周恩来陪朱张北上保安，与毛洛博会合，这样全党全军实现了大团结。

任弼时同志在长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长征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为建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出了重大贡献！任弼时同志的功绩彪炳史册！

[①] 《中共临时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1934年7月23日。

[②]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03页。

[③] 中革军委给红二、红六军团的指示电，1934年10月26日。

[④] 任弼时、王震、关向应、张子意致周恩来的电报，1934年11月1日

[⑤]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第220页。

[⑥] 《任弼时选集》，第108页。

[⑦] 《任弼时选集》，第119页。

[⑧] 《任弼时选集》，第125-126页。

[⑨] 朱德谈话纪要，1960年11月9日。

[⑩] 《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三期。

[11] 《红军长征▪文献》，第1151页。

[12] 《红军长征▪文献》，第1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