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少地多，广大农民为何宁做佣夫佃农也不开荒种地？

在漫长的古代封建社会，“封建制生产关系”贯穿始终，虽然人少地多，可真正在广大农民自己手中的却并不多，家有余粮的普通农民更是屈指可数。

可以说，古代辛勤的种地人，刀耕火种辛劳一年，最终可能连肚子都填不饱，在某些时期，因为赋税或天灾原因，甚至难逃饿死的命运。

在重农抑商的古代，农民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中流砥柱，竟落得这般境遇，着实让人心酸。

那为何，古代农民宁肯做一个佣夫佃农，替别人耕田种地，也不愿意去开荒自垦，自给自足呢？

放在现代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但若设身处地的站在古代农民的立场来看，其背后的原因才更让人无奈。

首先，要想开荒，必须得到特许。

封建统治者似乎都信奉“让农民没有多余财富”的政治秘诀，尽管“民为贵、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成为了诸多帝王广施仁道的说辞，但其根本上，在中国古代，君民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某种割裂，甚至形成某种对立。

君王一直把老百姓当成一个对立面，因此，他们对老百姓的感情就非常复杂。

一方面，朝廷需要靠老百姓来供养，如果农民不干活，朝廷以及上层阶级都难以生活，国家也运转不下去。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很清楚，农民对于上层阶级和弄权者存在某种嫉恨情绪，他们一举一动都可能引发大面积的不满，甚至产生起义和暴动。

所以，如何让农民老老实实种地，是君王需要持续思考的事情。

对此，帝王惯用的是“愚民”伎俩，所谓愚民，其一是让农民没有知识，没有思想。其二，通过强硬的控制手段，让农民心甘情愿的认为有地种，是天子赏饭吃，所有权利都在皇帝一人手中。简而言之，则是让广大农民“认命”！

“没有所余的财富”，即是让农民努力种地，但又不存余粮。

所以，控制土地成为最简单的方法。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算随处都是荒地，没有官府的允许，私人岂敢动分毫。

当然，为了鼓励农业发展，历朝历代多有支持百姓开荒的政策，但大都在灾荒时代，国库空虚，才想到让农民大面积开荒种地，风不调雨不顺，开了地，也没有多少收成。

当然，“有地可开”这是一个主观条件，就算政策允许，农民有了开荒的特权，开垦荒地会变得容易吗？

其次，开荒的成本过高。

不同于现代，各种机械设备三两下就可以开出一大片荒地，在古代，农民开荒全靠双手和刀锄。

当然，荒地上的草树杂木，清理起来或许并不难，但翻地、松土则是难上加难，若没有水源，还要挖一个大水池，单靠双手和那些简陋的工具，一块适合庄稼生长的地，岂不是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

当然，如果家里养了牛，开荒的效率可能会提高不少。

但绝大多数农民，哪能养得起牛。

要想牛儿跑，那必须得吃草料，就算是在经济繁荣的大宋一朝，“一牛马所费，当五人之食”，南宋学者方万里曾估算，一头牛每月要吃掉一贯草料钱，这种花费，普通农民哪承担得起。

养牛都费劲，更不必说买牛了。

据《宋会要》记载，北宋初年一头牛的价格是三贯钱，中后期暴涨到十贯，南宋时期，已经是“四十贯钱一头牛”，要知道当时的“县长”，一月工资税前也才十五贯。

而普通农民，买牛也只能是一种奢望，所以古代小农经济的脆弱，从一头牛身上就可以看明白。

而要想用到耕牛，只能靠租，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那么，就算农民靠着强大的劳作能力开荒成功，有了一块田地的使用权，就可以过上自给自足的幸福生活吗？

显然，并不能，农具种子和肥料这样的成本开支暂且不论，能不能让自己吃饱，都是一个未知数。

天灾和人祸，一个都躲不过。

天灾不用多说，一块地要想长出好的庄稼，有好的收成，必须要经过几轮的种植，土地才会变得肥沃，如果风不调雨不顺，辛苦开出的土地恐怕撑不了几年。

而封建王朝的盘剥，才是灭顶之祸。

时不时来个土地兼并，辛苦开的荒，转眼就拱手他人。

比如在“不遏兼并”的“富宋”，开荒成功，有了“自有地”的“自耕农”会承受诸多负担，除了“二税”，还有农具税、牛皮税、铁、盐等十几个杂税。

最要命的还是徭役，一次劳役下来，开出的荒地要么被人侵占，要么又复了荒。

北宋名臣韩琦曾叹息，农民不敢种地，不敢养牛。

到了后来，农民大量逃役，举家逃亡，以至于“税存户亡”的现象普遍发生。

虽然在历史上“轻徭薄赋”的仁政时有发生，比如仁宗时期，又如明初，“爱民如子”的帝王甚至采取“送牛”来为农民减轻负担，可一阵表面操作之后，赋税还是悄无声息的涨了上去，毕竟，没有“暴敛”，统治阶级吃什么？

所以，交的越来越多，有地也没用，吃不饱的依然吃不饱。

“富民置产，弃多贫民”成了社会上的普遍现象，以至于“有赤子无立锥之地而包赔数十亩空粮者”。

有了地，交的多，没有地，还得交。

别说“自有地“，就算是帮地主打工的佃农佣夫，也都过不下去。

当可怜的农民，到了“做佃户而不可得”的地步，谁还愿意去开荒呢？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古代，开荒确实难，而更难的，是开完荒亦无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