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还没有系统性文字，真的吗？考古发现重要证据

甲骨文出土之后，当时学者研究发现商朝世系与史记中的几乎一样，由此学者们推断史记中的夏朝世系大抵也是真实的。如果夏朝世系是真实的，而夏朝历代帝王有名有姓，自然不难推断夏朝已有比较系统的文字了。与此同时，甲骨文是一种成熟的、系统的文字，按照文字演化逻辑，之前必然还有一种“初熟文字”作为过渡，“初熟文字”存在时间应该涵盖夏朝，因此夏朝使用的极有可能是“初熟文字”。

传世文献中提到，《易经》三部曲分别为夏朝《连山》、商朝《归藏》、周朝《周易》，我们熟知的《尚书》本名为上古之书，内容涵盖尧舜禹等，《左传》中提到上古《三坟》等等。也就是说，古人认为夏朝已经“有策有典”，只是这些夏朝典籍没能传承下来。

但无论是从甲骨文推断夏朝情况，还是从文献中记载的夏朝书籍来看，这些都不能作为“夏朝已有较为系统的文字”的确切证据，最直接的证据是像挖出甲骨文一样从地下挖出夏朝文书，铁证如山之下自然可以驳斥一切质疑。然而迄今发现的夏朝时段的遗址中，只有一些零星的、是不是文字还存在争议的刻符，肯定谈不上“夏朝有系统的文字”。那么，夏朝真的没有较为系统性的文字吗？其实考古也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证据。

在河南洛阳偃师，上个世纪考古发现二里头遗址，该遗址距今3800～3500年，起始时间为夏朝中期，结束于商代早期。在二里头遗址中，青铜爵是广为人知的一种文物，其中乳钉纹青铜爵更是广为人知，但这种青铜爵出土极少，大部分青铜爵造型见下图。所谓“爵”，本身是一种盛酒的容器，古代每个人享受的规格都有规定，后来“爵”由容器升级为代表贵族特权地位的爵位。

二里头青铜爵胎体轻薄、制作粗糙、三足轻细，呈椭圆形器身，流长而狭，短尾，流口间多不设柱，整体造型比较简洁。与之不同的是，商代中后期的青铜爵，演变为圆身、圆底，流口增高，多设一柱或二柱，柱身加长并向后移。也就是说，商代青铜技术比夏代的更先进，所以才能造出更为厚重的青铜爵；在造型上，夏代的比较简洁，商代的比较复杂、圆润。

艺术源于生活，文字是应社会需求而生，反映的是时代印记。因此，如果夏代已有使用文字的习惯，那么夏代“爵”字应该会与上图大致相仿。

近年来，学者们在研究甲骨文时，惊奇地发现甲骨文中的“爵”字初始字形，竟然与夏代青铜爵或商朝早期青铜爵一样，而与商朝中晚期的不太相同。甲骨文中的爵字（见下图）最早字形，没有在“流口”上设立柱子，整体造型也更像夏代的青铜爵。后期爵字字形与前期有一定差别，这是商代后人根据当时青铜爵的形状作了一些加工。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指出：“商代甲骨文中有的爵字，所摹形制的爵，显然应是二里头文化或至迟是二里岗期商文化的爵，而在商代晚期已不可见。”也就是说，夏代造型的青铜爵，在商代中晚期之后已经不可见，但商代爵字却是夏代或商代早期的器物造型。由此不难得到一个推论，爵字最迟出现于商代前期，最早出现时间应该是在夏代。

如果爵字始于夏朝，那么无疑说明当时已有成熟的造字思维、造字方法，对夏朝中后期出现的青铜爵都创造文字来表达，对其他日常事物会不会给予造字表达？而一旦日常事物基本都有相应的文字表达，文字也就慢慢地有了系统性。（下图，商代中晚期青铜爵）

由于爵字还有可能是商代早期创造的，不能百分百的肯定始于夏代，因此也就不能通过爵字来推断夏朝文字状况。不过，考古发现的一些夏朝时期的遗址，其遗址本身却隐藏着夏朝文字的秘密，比如阳城与二里头遗址。

在河南郑州登封市，考古发现一座上古遗址——阳城遗址（又称王城岗古城），始建于4070年左右，处于龙山文化晚期。上个世纪，考古专家在此发现一座小型上古遗址，面积大约1万平米，还出土了一些早期青铜器，学者考证古籍与地望认为此地就是大禹都城阳城，但问题非常明显，阳城面积太小了，不太符合当时大禹的地位。本世纪初，专家在阳城遗址周围再度调查时发现，原来在这座小城外面，还套着一座大城，总面积高达30万平米，其中大城的城墙夯土呈黄色，土质纯净且坚硬，是逐层夯筑而成，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学者们认为，小城是鲧之城，大城是大禹之城，是大禹治水之后所建的城池。

在河南洛阳偃师区，考古发现二里头遗址，面积不少于3平方公里，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规划明确的各个功能区，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陶器等。关于二里头遗址，如今早已广为人知，在此不再赘言，总之这座遗址彰显的文明水平之高令人惊叹。

阳城遗址是夏朝早期都城，二里头是夏朝中晚期都城，这两座古城极具代表性，两者之间无论是规划设计，还是筑城技术、青铜技术等，二里头都远比阳城遗址的先进，说明文明在发展进步。那么，两座古城是怎么造出来的，里面的青铜器等技术是如何积累的？文字之前，上古人类是采用口传或结绳记事，以这两种方式传承时，能否造出规模庞大的古城等？显然不太可能，只有出现了较为系统的文字，让知识与技术可以传承积累下去后，才能造出如此恢弘的都城，造出造型越来越精美、技术越来越先进的青铜器等。

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夏族大约生活在如今郑州周边，而在这一区域考古发现过很多上古遗址，其中在夏代之前的遗址中，最有名的是贾湖遗址、双愧树遗址与高城遗址。

在郑州南边的漯河舞阳县，考古发现距今7000年以上的贾湖遗址，出土了一批刻在龟甲上的贾湖刻符（见下图），专家发现这些刻符在书写工具、造字原理上与甲骨文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贾湖契刻的发现，为商代甲骨文的历史源头探索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在郑州西北的洛阳巩义，考古发现双愧树遗址，是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最早的代表，有着仰韶文化晚期最大的核心聚落群与当时唯一大型城址群，更还有“北斗九星”等，这里是一个上古河洛古国的都城，学者认为“中华5000年文明的源头，目前来看，就在双槐树”。在郑州之北的濮阳地区，考古发现高城遗址，学者对照文献记载，认为可能是颛顼、帝舜的都城。总之，夏族生活的区域文明发达，传承久远，区域族群众多、竞争激烈，而夏族能在这一区域脱颖而出，并建立统治四百年的夏朝，可能不单单是武力强大，还有以文字为代表的文明的力量。

即便大禹之前，夏族没有文字，但夏朝建立之后也应该使用文字了。甲骨文揭示，商朝始祖叫“契”，商契之父叫帝俊，也即帝舜或帝喾，因此大约在4000年前时商族人就已有了文字记载。如果没有文字记载，商人焉知先祖之名？而在大禹之后、商汤之前，商族是夏族的臣子，那么属于当时文明中心、权力中心的夏族会没有文字记载吗？

综上可见，尽管没能发现夏朝系统文字的证据，但无论是考古佐证，还是文字演化逻辑，或者是文献记载，一切都说明夏朝早已存在较为系统性的文字。

既然种种迹象表明夏朝已有文字，乃至已有文书，那么为何找不到呢？其实，这可能与文字载体有关。甲骨文中的“典”字字形，就与我们熟知的竹书一样，甲骨文中的“书”字字形，就是手抓毛笔的样子，距今4000年前的石峁遗址与陶氏遗址中都有毛笔留下的痕迹，因此商朝早已开始用毛笔在竹简上写字，而夏代可能也是如此，只是夏人没有殷人那样因祭祀的特殊需要而有在龟甲上刻字的习俗。由于时间久远，夏商时期的竹书或许已经腐朽成泥，才导致如今找不到夏朝文书的困境。所以，不是夏朝没有文书，而可能是已经腐烂了，或者说还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