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柏林城市的政治发展

文丨孙虎的书房

编辑丨孙虎的书房

1947年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标志“冷战”正式开始，但冷战的序幕是从1946年丘吉发表“铁幕演说”就拉开了帷幕。

1945年5月，这一时期被称为“时钟归零”，曾经伟大的城市在这一刻所有的功能都停止了。

德国的战败,标志着12年纳粹暴政的结束,而此时的柏林也成为了一片废墟。

据统计，430万人口中，只有230万人留在了城市，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

而幸存者的情况十分悲惨，每天都有几十人死于饥饿。

1933年，16万564名犹太人在这座城市的科学、经济和智力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他们当中，只剩下5000人。

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盟军在德黑兰（1943年10月）和雅尔塔（1944年底）举行会议，讨论德国的未来以及如何确保纳粹政权永远不会在欧洲再次发动战争。

最初由美国、英国和苏联政府组成的位于伦敦的欧洲咨询委员会在伦敦议定书中决定将德国划分为占领区。

最初有三个这样的区域（英国、美国和苏联），但后来在法德边境开辟了一个较小的第四个区域，以恢复法兰西政府的统治。

虽然几个不同的边界被认为由罗斯福最初提出，这些区域像车轮上的轮辐一样从柏林向外辐射——最终的格局导致柏林位于苏联地区的深处。

但是，西方认为柏林太重要了，不能让苏联单独管理它，因此，柏林也被划分为几个区，实际上也是德国被划分的缩影。

当两个北部城市区被从英国和美国划分出来并交给法国时，法国负责了柏林的这个分区。

这些边界被视为临时行政区划，直到德国能够决定其永久的命运。

欧洲战争结束后不久，苏联要求美军立即离开德国包括图林根在内的苏维埃占领区。

这一要求完全符合盟国在战争结束前达成的协议，但西方将这一要求的紧迫性解读为苏联与西方盟国未来可能出现的紧张关系。

与紧迫形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在允许西方盟国承担占领柏林的责任方面行动迟缓。

苏联人声称，美国人来这沦陷的柏林还不方便。

因此，从1945年5月8日(德国在柏林投降的日子)到7月4日(辛普森将军的第九军到达柏林)期间，苏联军队是柏林唯一的占领军。

在这两个月的过渡期间，苏联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城市管理制度，任命许多共产党人担任城市职务。

他们还大规模拆除了柏林所有地区的工厂机械和其他可移动设备。

西方盟国到达柏林后不久，他们就意识到，四大国对柏林的占领不会顺利进行。

到1945年8月初波茨坦会议快结束时，杜鲁门、阿特利和丘吉尔之间的分歧导致在较小问题上的糟糕妥协和德国发展方向上长期的僵局。

关于对柏林的占领，战胜国在政府、政党、司法系统以及大学和其他公共机构的管理方面产生了分歧。

战争结束一年后，第一次在柏林全城范围内进行大选，这对苏联造成了重大挫折。

1946年4月，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苏维埃地区被迫合并（这些政党在西方地区仍然是独立的），苏维埃希望获得更多的选票。

尽管如此，共产党做得比较差。

1946年10月20日的选举结果是：社会民主党49%，保守基督教民主党22%，共产党20%，自由党9%。

由于在通过选举的方式获得城市控制权方面没有取得成功，因此苏联在通过议会之外的手段寻求控制权方面改变了以往克制的局面。

1947年12月在伦敦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突然结束，未能就德国的共同政策达成一致，这进一步表明了盟国之间持续的分歧。

此后，这三个西方盟国与其他西欧国家(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会晤，讨论组建联邦德国政府。

1948年3月3日，苏联脱离了负责管理德国的“控制委员会”。6月16日，他们也终止了与柏林共青团政府的合作。

旧德意志帝国分裂成两个独立国家的趋势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

但造成柏林城市东西向紧张的两个最大根源是交通和货币问题。就前者而言，德国西部与西柏林之间的交通日益受到苏联的威慑。

盟军客机在空中走廊与嗡嗡作响的苏联战斗机来来往往。

西部和城市之间的火车也延误了。现在，盟军缺乏正式进入该城市的任何正式保证。缺乏共同货币是紧张局势的第二大原因。

德国仍在使用旧的帝国马克，其缺乏可兑换性阻碍了经济重建。货币改革的必要性日益凸显。

1948年6月21日，西方盟国为德国的三个西方占领区引入了一种新的统一的策略。

两天后，苏联在其东部占领区和柏林全境实行一种新的货币作出回应。

西方盟国拒绝将这种东方货币应用到城市西部占领区，并于6月24日为西柏林实施了他们自己的货币改革。

对西柏林的封锁紧随东西方各自的货币改革而来，这似乎并不奇怪:两种货币必然导致两种不同的力量。

以这两种货币的相对实力作为衡量政治实力的标准，而明显苏联的政治经济实力不足。

西方坚持使用一种单独的货币，这表明他们打算留在联邦德国和柏林，所以苏联决定使用暴力和恐吓把盟国赶出去。

1948年6月24日，苏联宣布，由于“技术上的困难”，从西部进入该市的所有铁路、公路和水路都将被切断。

苏联的意图很明显，是想破坏西柏林人对西方盟国的信心，从而迫使盟军出城。

斯大林自信地认为这个冒险的计划会奏效，因为法国和英国都在忙于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而较富裕的美国也不认为他们在柏林的地位在军事上能站住脚，显然打算在战后只在欧洲驻军几年。

柏林西部占领区是否值得与东部占领区进行对抗？斯大林希望答案是否定的，希望盟国遗憾而务实地放弃自己的立场。

事实上，法、英两国特别不愿意推动对抗。甚至在华盛顿，也有人建议谨慎行事。

但美国最终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幸运的是，双方都没有直接的军事对抗。

柏林盟军阵地的热心支持者、美国将军卢修斯·克莱最初提议派遣一支装甲纵队通过封锁。

尽管这一想法很快在华盛顿遭到拒绝，但在封锁开始后两天内，他就开始从位于联邦德国的美国空军基地向这座四面楚歌的城市运送必需品。

这一做法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支持，杜鲁门总统随后批准了美国和英国飞机的全面空运。

封锁持续了11个月，直到春天才结束。

寒冷的冬天，供暖用的煤有限，每天供电4个小时，恶劣的天气使得空运也很难到达柏林，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人意识到他们也没能把盟军赶出去。

当空运结束时，盟军飞机已经向这个被围困的城市运送了1831200吨物资，也就是每名西柏林居民将近一吨。

只有当人们想象一个拥有200万居民的工业城市11个月的需求，包括煤炭、服装、药品、食品、期刊和机械，人们才会惊叹这一事件的惊奇。

柏林工业继续进口原材料和运输成品，尽管生产水平有所下降，但同样令人震惊。

封锁不仅仅是一段艰难和英勇的时期。

它至少在四个方面改变了城市的性质和冷战的道路。

首先，它巩固了不断增长的东西方冲突，使德国更接近于最终分裂为两个国家的情况。

在封锁期间，这座城市还向两个独立的城市行政当局靠近了一步。

一些观察家认为冷战的开始是封锁。

其次，封锁是美国对柏林政策的“不归路”。

直到1948年初，它对这座城市的长期承诺还不确定，传言说美军不会永远留在这一地区。

然而，随着空运的进行，美国的声誉岌岌可危，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展示了其战后巨大的空中力量和军事运输能力，为未来冷战展示了实力和决心。

美国在柏林创造了对欧洲新外交政策的象征。

这与封锁相关的第三个变化有关:美国对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外交政策观点。

至少是西方国家的德国人，几乎奇迹般地从对抗邪恶的纳粹敌人变成了对抗一个新共同敌人——苏联共产主义——的忠诚参与者。

虽然联邦德国“复兴”的根源远在封锁之前，而且完成这一进程又花了许多年，但封锁既是这种逆转的催化剂，也是这种逆转的证明。

美国士兵最初被派去占领敌方领土一段时间，然后离开，现在被派去长期保护自由。

正如诺曼·盖尔布所说:“柏林的西方驻军不再是占领军。他们现在是保护国的力量。”

重要的是要记住，这座城市并不是注定要成为冷战的象征，这当然不是有意的——或在1945年实现的。

然而，三年后，机遇(苏联的封锁)、一种不明确的需要(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象征)和一种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后果的反应(盟军的空运)的结合，将西柏林提升为这一象征。

回顾历史，封锁和空运将成为“自由之岛”西柏林社会建设和意识形成的关键一步。

最后，正是在西柏林经济脆弱、准备起飞的时候，封锁破坏了西柏林的经济重建。

直到1948年初，西柏林和西部三个占领区的经济复苏大致是同步的。

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当联邦德国在货币改革和新的投资之后开始腾飞的时候，西柏林在经济封锁期间挣扎着，仅仅是为了养活自己，因此封锁切断了城市和新的西方国家的增长道路。

封锁结束后，柏林城市迎来了真正的经济发展困难时期。

1949年夏天，柏林城市的封锁正式结束，但此时柏林的政治问题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封锁期间，柏林城市周围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东西方对峙的局势更加紧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合并了三个西部占领区，于1949年9月21日正式成立，以波恩为临时首都。

然而，将波恩作为联邦德国的首都这一选择也并非定局。

联邦德国议会委员会考虑将三个城市作为临时首都:波恩、法兰克福和卡塞尔。

其中波恩因为规模适中，并且靠近科隆脱颖而出。

10月7日，苏联占领地区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布东柏林为其首都。

联邦德国宪法的最初版本将西柏林作为一个组成联邦国家（土地），享有与其他十个州相同的权利；但这一提议被西方盟国拒绝，因为这一提议违法了战时协议中柏林单独管理的规定。

1950年，联邦德国反共派和部分基金保守派认为，将西柏林作为联邦德国的临时首都能够使西方在柏林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并且有助于缓解西柏林较为严重的经济问题。

但考虑到西柏林与联邦德国之间的通信问题，以及盟友（尤其是法国）的反对，因此西柏林这一选择被排除在选择之外。

由此西柏林在联邦德国首都地位并没得到支持，西柏林丧失了其首都地位。

封锁后的这些年里，西柏林慢慢地开始从战争中恢复过来，西柏林的发展有了明显的改观。

整体而言，联邦德国在其经济奇迹中正在崛起，尽管西柏林无法跟上联邦德国的步伐，但它仍然能够获得这种增长的一些好处。

到1958年，西柏林的生产量首次超过其国内消费需求，创造了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出口顺差。

政治不稳定和东西方持续的紧张局势影响了西柏林的进一步发展。

1953年6月16日，东柏林一处建筑工地的工人对比西柏林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制度，自发举行游行，抗议工作负荷增加和消费持续短缺。

这导致了更大的群众示威。

东西方制度的鲜明对比在柏林表现得最为突出，西柏林的存在就像是民主德国的一根刺。

让人想起十年前的事情，苏联人设法迫使西方盟国离开柏林。

然而，这一次没有选择封锁这座城市。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宣称整个柏林都是民主德国的首都，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西方军队离开柏林。

协约国只有6个月的时间，此后西柏林成为自由城市。

赫鲁晓夫在次年1月再次发出最后通牒，其中包括一个具体的威胁，即苏联将与民主德国签订单独的和平条约。

奇怪的是，六个月过去了，谈判陷入僵局，最后通牒也没有再发出。

但潜在的紧张依然存在。

民主德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困难让邻国联邦德国的生活显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国际移民的传统文化障碍——语言、文化、教育、种族、宗教上的差异并不是两个德国之间的关键特征，此外，一旦民主德国人进入西方，他们就会自动获得联邦德国公民身份——这是两个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争议政策。

然而，针对移民的文化障碍被行政障碍所取代。

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这道阻挡德国内部移民的屏障形成了一道封闭而坚固的屏障。

边境的唯一开放点是柏林，那里的内部自由流动表面上仍然受到战时联合占领协定的保护。

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主德国人通过步行、地铁或有轨电车前往西柏林，然后再乘飞机前往联邦德国，这个出口成为东西方之间的一个压力阀。

有些移民是政治难民，其他人则在西方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还有一些人为了与家人团聚。

1953年，民主德国起义失败，30.6万民主德国人逃离民主德国或逃往联邦德国。

在今后几年内，这一数字稳定在10万至15万人左右。

然而，1963年末，这一数字再次上升，到1961年夏天，这一数字超过了每天1000人。

许多外逃者都是熟练的民主德国工人，这意味着这种外迁对德国经济的战略部门打击尤其严重。

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民主德国的经济和士气将遭受巨大的打击。

为了阻止更多的民主德国人流入联邦德国，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1961年8月，民主德国军队用带刺的铁丝网和混凝土在东柏林和西柏林边界处组成“柏林墙”，166公里的边境在短短几个小时被封锁。

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被分割开来。

此外柏林墙的修筑还增加了柏林这座城市的经济孤立。

柏林墙的修建阻止了民主德国人在西柏林的工作及日常的迁移，西柏林工业直接损失了大批的工人，因此联邦德国不得不从南欧和土耳其寻求替代工人，或者引入更多的自动化生产设备。

1970年，虽然西柏林出台了一些补贴政策，但在高科技、服务指向与竞争型国际市场迅猛发展的环境下，西柏林薄弱的经济基础并未取得太大改观。

这座城市不断丧失了大量工业岗位，而新兴的服务行业岗位又尚未完全展开。

政府层面，由于当时西柏林领导者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没有及时出台性质有效的经济恢复政策，而且还卷入了政治丑闻，因此民众对于西柏林经济改革方面的积极性并不高。

继社会民主党后，从1981年开始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开始执政，仅仅执政8年后便被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联合政府所取代，这一时期西柏林的经发展仍然受到冷战的影响。

因此在冷战时期由于东西方的对峙，加之后期柏林墙的修筑对西柏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一，东西方的对峙、冷战，使得西柏林政策上带有明显的滞后性，没有办法很好的跟上联邦德国发展的步伐。

第二，西柏林首都位置的丧失，也使得柏林的经济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导致西柏林产业发展的整体吸引力下降。

第三，东西方的冷战，对峙，以及对劳动力的限制政策（尤其是柏林墙的修筑）拽了大批劳动力从民主德国到联邦德国，使得联邦德国的制造业出现较为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因此，可以看到在冷战时期，虽然受到马歇尔计划的影响，西柏林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回升，但是这种对比是相对于战时柏林的状态而言的，对比西柏林和战前柏林城市的发展，这一时期西柏林的发展还是处于一个艰难发展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