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听南怀瑾讲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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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听南怀瑾讲佛教 (5)

从这时起,佛教开始具备了组成宗教团体的三个要素:领袖、理论、参加人员。这三个要素佛教称为“三宝”:佛陀是佛宝;佛所说的佛法是法宝;佛的出家弟子的团体——僧伽是僧宝。之所以称之为宝,是因为它能够令大众止恶行善、离苦得乐,是极为尊贵的意思。释迦牟尼开悟得道成为佛陀,形成了自己独特认识世界的观念,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使憍陈如等五人皈依佛,成为出家弟子,于是形成了僧伽,所以“初转法轮”也是佛教具足三宝的开始。

释迦毫无差别地提供了解脱之法,并认为人人都可以做到,或自力,或师导;众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对于这一点,南怀瑾先生就其与儒家思想的联系作出了分析。他认为这同儒家的“民吾胞也,物吾与也”,乃至理学家所提倡的“人人可为尧舜”的观念实为同出而异名。释迦教理的众生平等,佛我一如的说法,可谓是耀古腾今、彻底平等的思想,同时他以身作则,在他亲身领导学者集团的僧侣中,无论出身贵贱,一律平等,唯德行而重。也许有人认为既说平等,就会流于是非不辨,善恶不分。这可不能误解,释迦说的是性(本)相(用)本体的平等,至于达到平等的境界,仍然需要善恶的分野,与为善去恶的修养,所以为除恶而向善,为去恶人而为众善的作为,正是莫大的功德,并不自相矛盾,这又与儒家所说的“汤武一怒而安天下”的意义,大有殊途同归的旨趣。

几千年来的时间,全世界的人类,由宗教到哲学,由哲学到科学,对于人类自己切身的生命来源问题,仍在寻求、迷惘、争辩之中。印度上古宗教哲学,对于宇宙人生生命真谛的追求,各自别有见地,各自别有安心立命的方法,而且都认为已经得到清净解脱的究竟法门。对于这些问题,南怀瑾先生认为释迦牟尼作了一个调和裁定的结论,释迦认为宇宙万有生命的现象,都是因缘集合而生,其中并无一个有主宰的作用,缘生而起,缘尽而散,而宇宙生命最初也是最终的功能,是心物同体的。倘若以宗教的眼光,从神圣的角度去审视,可将其称为佛,天,主,神等任何超人格化的神圣称呼;倘若从理性的角度看,也可称之为性,心,理,道,或法界等等称呼;倘若从人类习惯观念的角度去看,也可称其为法身——生命本源的无尽法身。总之,从体上来说,他是以空为体的;从相上来说,他以宇宙万有之相状为相的;从用上来说,宇宙万有一切的作用,都是他的起用。他譬如一个大海,海水起的波浪,便如因缘所生的宇宙世界;波浪上的泡沫,便如因缘所生众生各各形成的个别自身,虽然波浪泡沫现象各有不同,始终不离一个水的自性,但譬喻只限于比喻,譬喻并不就是本体的自性。

释迦牟尼的伟大,正在于他以清澈的眼光审视人类自身存在,以全宇宙为坐标,冷静地反思人类自身的境况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毫不掩饰地揭示人类生老病死、诸苦交攻的缺陷和种种社会弊病,指明人存在的根本问题,唤起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解决。且不论其答案如何,仅这种对自己文明的清醒自觉,这种对人生大本的关注和对人生缺陷的揭露,便永远值得人类珍视。

◎中国佛教的传播

印度文化,尤其是震烁天地,照耀古今的佛教文化,后历汉季而宋世,已经全盘融会于中国文化的领域中了。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佛教形成和初传发源于古代印度,但长盛不衰,绵延千年,光芒常在,硕果永存,却是在中国。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历史上,有着三个开放的时期,首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吸收佛教文化,其次是隋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接受西方和中亚文明,再次是明清时期的基督教入华。虽然还有许多的不那么集中的文化传播时期,对这些传播时期还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和质疑,但是,只要举目望去,屈指数来,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却是那样地渗透骨髓、彻人心脾,以至于我们几乎很难避开外来的佛教文化,提炼出真正纯粹的“国粹”来。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政治、经济和文化都空前发展,居于亚洲乃至世界强国的地位。在思想文化的多元的结构中,儒家纲常名教虽占据牢固的统治地位,但佛、道二教已经拥有与儒家鼎足而立的社会势力。这一时期,先后形成一些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民族化过程的基本完成,民族佛教的基本格局已经初步奠定。

隋唐成立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在这些宗派中,除密宗外,创始人都是中国人,都奉一部或几部汉译佛经或论书为基本经典,除用中国传统的注释经典的方法(章疏)来阐释教义理论外,还利用专论、语录、偈颂等多种文体阐述各宗主张。在各宗教义体系中,吸收了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中的思想因素,对各宗的宗教哲学、修行解脱论作了系统的论述,其中对宇宙本体论和人自身的心性论做出独具特色的论证。隋唐佛教宗派的教义理论,对中国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佛教在以后的发展中形成许多教派,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中又形成各自的特色。一般来说,传入中国大部地区、朝鲜、日本、越南的,以大乘佛教为主,称北传佛教,其经典主要属汉文系统;传入中国的西藏、内蒙古,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的,为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其经典属藏文系统;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以及中国傣族等地区的,以小乘佛教为主,称为南传佛教,其经典属巴利文系统。近代以来,欧美各国也有佛教的流传。

佛教在东方许多国家广泛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本身的宗教思想与东方文化相吻合,特别是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发生的变化。实际上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佛教的教义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来传达的。古代从事佛经翻译的主要是一些外来的传教僧人,最早的佛经翻译可能是汉桓帝时安息国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谶,译佛经数十部,约一二百卷。灵帝时有印度竺佛朗也在洛阳宣讲佛教,并著有《牟子理惑论》,主张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调和。佛经翻译家最著名的是西域名僧鸠摩罗什。

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另外其它的一些印度佛教派别也来到中国,如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中国。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隐居面壁九年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

到了唐朝时代,印度的佛教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出现了多种佛教派别。在唐代中国佛教的一件大事,就是在中国妇孺皆知的《西游记》中的唐僧——玄奘大师不远万里去印度留学。他回国后,唐太宗非常重视,安排了数千人参加玄奘大师的佛经翻译事业。因玄奘大师的弘扬,印度后期佛教哲学和大、小乘佛教的经典,在中国得到广泛地传播。

佛教初传入中国

在汉末与三国时间,佛教经典与初期佛教的规模,虽然源源传入中国,仍与国内固有文化的思想,和儒、道两家的学说,显然有过激烈的竞争,这便是中国文化,遭遇外来思想的刺激,引起思想史上轩然的大波。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在印度王朝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播到印度各地,并不断向周围国家传播。佛教作为东方发展前列的一种高雅文化,于西汉末、东汉初逐渐传入中国。

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期,长期以来,有许多说法,有的甚至添加了许多神话色彩。有人依据《山海经·海内经》中有“天毒之国,偎人而爱人”之说,认为在上古三代时就已知道佛教。也有人以《列子》中“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之说,主张周代已有佛教流传。另外还有秦始皇时有外国僧人来华传教、汉武帝时已有佛道流通、张骞通西域时“始闻浮屠之教”等等,各说其是,莫衷一是。

为什么产生如此纷杂的说法呢?最主要还是由于缺乏确切的史料根据。佛教刚传来中国时,并未引起社会重视,只是在一部分人中悄悄流传。后来史书上所载的佛教初传,大多只是根据传说。另外,魏晋时期,佛道两教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双方为了抬高各自的地位,都编造了许多神话传说,并攀附这些神奇怪异的传说,佛教徒们尽力把佛教传入的时间提前。这样,佛教如何传入中国之事,便被笼上了一层朦胧而神奇的迷雾。

历史上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使佛法流传汉地的故事。此说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老子化胡经》。此外,东晋袁宏《后汉纪》,刘宋范晔《后汉书》等魏晋南北朝人士的著作中,有不少言及此事的,可见当时这一故事在社会上已广为流传。

汉明帝求法的故事,是说东汉永平年间(58—75),汉明帝夜梦神人,身上放光,在殿前飞绕而行。次日会集群臣,问这是何神,有通人傅奕回答:听说西方有号称为“佛”的得道者,能飞行虚空,身有日光,帝所梦见的就是佛。于是汉明帝遣使西行,在大月氏抄回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佛教于是传入汉地。

这一传说故事中,有神话传奇的成分,但基本情节尚属可信,唯傅奕以“佛”为对,说明当时已有佛教在民间流传,只是未能传到宫廷而已,因此还不能作为佛教最初传入的记录。

关于这一问题,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印文化的交流,早在秦汉初期就已有了迹象,而最可信的且有史料可考的,当在汉末和三国时期。汉桓帝时,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来华,月氏国沙门支谶到洛阳,各译佛经数十部,共一二百卷。

安世高来自安息国,是王族出身,因此,凡是从西域来我国的人都称他为安侯,所以我国经录家也就沿用这种称呼。天竺国的语言文字音调字义诡奇拗折,和我国的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佛经初传来我国,译述方面错误百出。由于安世高精通华语,对于佛经的翻译,有很高的造诣,可说是居各种译经之冠。当时,佛教传入我国内地,已有相当时期,在宫廷内和社会上都有许多信仰的群众。他们信仰佛教,虽然偏重于祭祀祈福,但也有切实修行的需求。因此,安世高就为他们译出有关止观法门的种种经论,而这也正是安世高所专精的部分。安世高的汉译佛经,是一种空前的创作,内容和形式都有特色。就译文的内容而言,纯粹译出他所专精的经典;就译文的形式而言,偏重于直译,力求保存经典的本来面目。安世高既通晓华语,又采取直译的方式,故能正确地掌握经文的原意,且说理明白、措辞稳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

在灵帝时,印度沙门竺佛朗也来到洛阳,极力提倡佛教,此后沙门康僧会,月氏籍的名士支谦(受业于支谶的弟子支亮)等,都是学问渊博,为朝野所宗仰的人。他们弘扬佛学,先后居留在东吴,为孙权政府的上宾。这些人当时都通晓中文,极力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曹魏在嘉平年间(245—254),因印度名僧昙柯迦罗与昙谛的倡导,开始建立中国的佛教制度,以及出家受戒的规范,这是佛教戒律正式传入的开始。

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因此,佛教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谦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支谦汉文造诣很高,发扬支谶般若一系,译经甚多。其中《大明度无极经》是《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可算是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典籍。

佛教刚传入时人们只看成是社会上流行的神仙道术的一种,当时所建的寺庙大多供西域和印度的僧侣和商人使用,汉人出家的很少,到东汉时,逐渐在中原流行,但发展不快。到三国时才开始流行,并翻译了少量的佛经,建了一些寺庙,虽然竺佛朗的名著《牟子理惑论》主张与中国文化相调和,但总的来说,尚没有出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趋势,直至魏晋时期,佛教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南怀瑾先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由于政治的转变及战争的影响,当时的佛教文化在时人看来更像是一种应时的礼品,从民间和包括朝廷在内的士大夫阶层中都有着这种潜在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