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基础：人是自利的
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受着类似“为他人着想”、“不要自私自利”这样的教育，从做人的角度看，大公无私的确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一种品格。然而开始接触到经济学时，我们必须适当扭转一下思路，因为经济学通常是以“利己心”为出发点来解释人类行为的，这一点构成了经济学家的基本研究基础，即具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和追求最大利润的厂商在市场中的相互作用。
经济学中的“理性”就是假设人们对每一种可能性都衡量其代价和收益。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国家领袖、企业老总、工厂工人，抑或个体小商贩、普通消费者，甚至慈善家，他们的行为动机均是满足自身的利益。一方面，任何人无论干什么事，他时刻关心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行动上人又都是理性的，能够最充分地利用他所得到的资源（时间、精力、金钱等）和所处环境的信息（价格、舆论等），在精心衡量把握的基础上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种理性的自利主义者在经济学理论上就抽象为“经济人”。
自私自利是否为人的本性属于哲学范畴，经济学仅以此作为一个假设前提来研究人类行为。而且经济学所谓“利己”与我们日常所讲的“自私自利”也是有区别的，经济人假设并不涉及品质和道德问题，在经济学家看来，道德仅仅是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权衡时的一个影响因素而已。
经济学的这一假设其实与我们日常所提倡的助人为乐、关心他人等并不相悖，只不过需要我们转化一下思维方式即可。如果一个人把别人的幸福也当做自己的幸福，那么当他帮助了别人使别人获得利益时，他自己也更加幸福了，这可以看做是他本人利益的增加，比如帮助贫困的人、向慈善机构捐款、参加义务劳动等。经济学家往往对“无私的奉献”不以为然，也不大同意“天下母爱最无私”之类的说法，因为这些完全可以换个角度被纳入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中——人们之所以会奉献，会无私地爱自己的孩子，是因为他人的快乐以及孩子的健康成长都可以看做是自己收益的一部分。
经济学中将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只利己但不“损人”，比如“一个和尚挑水吃”，这类人自食其力，既不占别人的便宜也不会无偿帮助别人，经济学上称之为“行为内部化”，即这类行为并不妨碍他人；另一类是不但利己而且影响他人，具体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好的影响，如“一人栽树，大家乘凉”、“一人种花，大家观赏”等；另一种则是不好的影响，如企业生产时排放污染物破坏环境、厂商兜售伪劣商品等。这类利己但也影响他人的行为经济学上称为“行为外部化”或“外部性问题”，我们在下文中还将详述。
“损人利己”的行为也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意的，即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附带地”损害了他人利益，如工厂生产污染环境等，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或者说是客观上造成的；另一类则纯粹是人为的有意的，即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为自己谋利，如偷窃、以权谋私等，经济学上形象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行为”。损人利己行为的可恨之处就在于它增加了交易费用，导致了社会损失。举例来说，就是因为盗窃行为的存在，才使广大居民被迫购买财产保险、安装防盗门窗，把自己的住房修护得像个“监狱”。如果没有盗窃，这些费用就不会引起，社会也无需雇用警察、保安了。节省下的这笔钱完全可以用于更有益的投资。因此说，损人利己行为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值得我们痛恨和制止。
其实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自利”对社会是有很大贡献的。厂商为了利润才生产和销售产品，这样为了争取更多的客源，他们就必须在价格、质量、包装以及服务等方面让你满意；厂商之间的竞争越激烈，也就是说，各个厂商追求私利的欲望越强烈，那么他们为消费者所提供的服务就越周到，消费者从厂商的利己行为中也就可以获得越多的好处。
理性经济人的存在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现代经济对私有市场的信赖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杰作《国富论》，他认为，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好方式是个人对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用亚当·斯密自己的话说：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要想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品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饼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的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的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在另一段论述中，亚当·斯密则用“看不见的手”做比喻来说明个人利益如何给社会带来好处：
“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是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当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决非单单出于“利己”之心，只有完善市场竞争体系并健全法律规范，才能使利己心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我们在保证以市场为主体的同时，还不断强调政府作用的原因。
需求、供给与市场均衡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学也随着经济建设的升温而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曾有一位外国学者讥讽某些经济学家说：“如果教会鹦鹉需求和供给这两个词，它也能够成为经济学家。”这种说法固然偏激，但我们姑且不论其语言的攻击性，只是注意它从侧面反映了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术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学中的根基性作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就是建立在对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经济学中的需求是指消费者在特定时期的市场上，每一价格下对商品愿意购买并且能够购买的数量。构成需求需要两个必要的条件：一个是购买某物品的愿望，另一个则是对欲购买物品的支付能力，二者缺一不可。举例来说，一个流落街头的流浪汉某日偶然购买了一张彩票，在开奖之前流浪汉思忖着自己一旦中了奖之后将要购买豪宅、汽车、高档家具等等，然而当时他并没有这个支付能力（若是真的中了头奖另当别论），因此他的想法至多算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不能构成经济学中的需求。只有在购买愿望和购买能力二者兼备的情况下，才会形成消费者需求，而所有的消费者需求的总和就构成了市场需求。一般情况下，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上升，需求量就会下降，换句话说，市场需求与价格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供给作为需求的对称概念，是指生产者在特定时期的市场上每一价格下对商品愿意提供并且能够提供的数量。一般情况下，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上升，供给量就会随之增加，换句话说，市场供给与价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简单的说就是由各种市场组成的经济运行机制，所谓市场均衡则是指由于需求和供给二者的相互作用，使得在某一市场价格下需求和供给的数量相等，此时的价格就称为均衡价格，需求和供给的数量就称为均衡产量。
明白了均衡价格的产生机制，可以帮助我们对许多问题有个清醒的认识。
在生活中我们都是消费者，因而在购物时总希望物价越低越好，但事实上经常是事与愿违。举个最简单的买鸡蛋的例子。我们自然希望鸡蛋有个低价格，然而一旦价格真的下降了，随着鸡蛋价格的下降，供应鸡蛋的生产者会发现继续供应将是无利可图的，于是开始转而卖鸡。（你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每当鸡蛋价格大幅下降时，鸡肉的价格也会下降，因为卖鸡的人多了。）但是这样的好景往往不长，当鸡卖到一定的数量时，鸡蛋的生产量就会减少，自然供应量和销售量也会随之减少，可是人们对鸡蛋的需要却依然如故。这样，鸡蛋的价格就必然要回升，而且鸡蛋的供应量越小，其市场价格就越高。可见过低的鸡蛋价格在短期内尽管给消费者带来了益处，但这种“优惠”决不会持久，因为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总可以将物价稳定在使供求平衡的水平。
此外，我们大都痛恨“粮贩子”、“肉贩子”一类的人，从称呼上就可以看出我们对其决无好感。比如有的农民抱怨，由于政府部门停止收购生猪，乡间的猪肉贩子就趁机压低价格收购；在城市里，一旦发现鱼、肉、菜涨价，人们也大都先指责贩子们哄抬物价。事实上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正是政府停止收购为猪贩子提供了压价的条件，而且在政府收购的时候，猪贩子的收购价格实际是偏高的；退一步讲，如果猪贩子被取缔的话，他们的猪不就更卖不出去了吗？再就城市市场看来，如果没有菜贩子、肉贩子的长途贩运，菜、肉的供应还会更少，价格也就会更高。因此，是供不应求并且缺少竞争者为抬价提供了基本条件。一旦各类贩子被取缔，只能使竞争者更少，供需缺口更大，价格也自然更高。
了解了上述道理，我们就可以在价格变化面前更平静一些，而且对小贩们采取宽容的态度。这些既不生产又不消费的所谓“投机分子”其实也是市场经济中的一部分，从经济学的供求理论这一小范围来看，“投机”是市场竞争中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活动，对市场均衡起着积极的作用。供求理论告诉我们，产品（特别是农产品）的本期产量决定着本期的价格，本期价格决定了下期的产量。在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如果有某些投机者看准并抓住了时机，在第一年产品价格低的时候购入一批产品储存起来，在第二年价格高的时候再抛售出去，这样除了投机者自身会获利之外，还从两方面推动了市场均衡——第一年的购买行为可使当年的需求增加，从而使价格不至于下跌太多；第二年的抛售行为可以使当年的供给增加，从而使价格不至于上涨太多。从空间角度看，投机者也可以通过在甲地购入、乙地卖出的行为来推动市场的均衡，道理和上面相同。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投机”未必都是贬义词，投机者只要能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则，注重社会公德，其实还是贡献不小的。
效用与边际效用
在经济学中，用“效用”来描述人们从其消费的商品中所获得的收益。如果一个人说他喜欢一件商品胜过另一件商品，那么用经济学语言来表达就是前一件商品对这个人来说具有更高的效用水平。效用有大小正负之分，一个人如果喜欢吸烟胜过喝茶，那么香烟的效用就大于茶；如果一个人根本不吸烟而且讨厌烟雾缭绕的环境，那么香烟对他来说就没有效用甚至效用为零。
在19世纪，不少社会科学家都希望有一天会发明出一种测量效用的仪器，那样就可以“读出”人们拥有一件商品之后的“幸福感”。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并没有惟一的测量效用的方法，为了大致了解效用的大小，我们只需知道一个人为了使自己处于一种境地而不是另一种境地愿意付出多少钱。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喜欢巧克力胜过果冻，那么他愿意为巧克力付出更多的钱就是合理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个人愿意支付更多并不意味着他必须支付更多，他必须支付多少决定于市场价格，而他愿意支付多少反映了他的偏好。
单纯谈论效用的大小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在研究与实际应用中用得最多的是“边际效用”，即额外增加一件商品所增添的效用。可以说，效用决定了人们购买什么不购买什么，而边际效用则决定了人们购买多少。在经济学中，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随着个人消费某种商品的数量逐渐增大，每增加一单位这种商品所增加的效用增量越来越少。边际效用递减的实例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在你运动之后极度口渴的时候，一杯水对你的效用甚大，第二杯也还可以，喝完第三、第四杯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不渴了，水对你的效用逐步降低，如果这时还要强迫你喝下两三杯水，那么就会引起腹涨，效用必然变为负的了。又比如读书学习，在一定时间内两门课程交替学习的效果必然优于把时间都花在一门课上，因为随着在一门课程上投入时间的增多，所获得的效用（即学习成果）是递减的。因此在制定学习计划时，我们所考虑的往往是如何分配时间给不同的课程，而不是决定把所有的时间给哪一门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