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再推想开去，那些以前以狩猎为主要生计的民族，如北方的鄂温克族、云南的独龙族等，原先以森林为家，建立村庄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甚至"文革"以后外面人干预的产物。结果如何呢？看看纪录片《奥鲁古雅，奥鲁古雅》，便知道定居政策给以森林为家的鄂温克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伤害。
从这个角度讲，在非农业地区做社区影像，有着独特的价值。在西部山地做环境保护，本质上是认识荒野的过程。而要真正了解荒野，就必须认识与荒野打交道的民族，了解他们与荒野交往的方式--他们的文化。这是对于外人的意义。对当地人而言，荒野就如同一匹赛马。它有野性，却要被纳入人的规则中。牧人在其中感到纠葛，这才为他们认识荒野打开了对话的大门。
二、影像与故事
NGO的社区培训，喜欢先弄清楚概念，先给当地人讲做这件事的道理，可以称作概念和道理先行的培训。而此次白玉的培训，却是另一种做法。
开场白很简单，说明了一下乡村影像的藏文意思，介绍了这次培训的基本内容，然后学员们开始讲自己与摄像机的故事。
用讲自己与摄像机的故事来代替一般的自我介绍，是上一次乡村之眼培训开的先例。这个方法有趣、有效，与培训的主题扣得很紧，也不会冷场。这种介绍能促使学员们从自身的经历去思考：我为什么拿起摄像机？在故事中包含了对动机的反思。而且，让我们从中了解到乡村影像的念头是如何从每个人的身上一点一点萌发，并开花结果的。影像拍摄是一种外来的东西，但绝不是单纯由外来培训者任意引导的东西。通过各人的讲述，可以找到这种外来技术在当地人内心的落脚点，帮助他们把深藏在内心的、朦胧的念头变成明确的愿望。并且，故事是贯穿于整个培训过程的，第一次的讲述会逐步唤醒新的讲述，犹如一根树枝生发出更多的枝丫，从"我为什么拿起摄像机"，会延伸到"我应该拍摄什么"和"为谁拍摄"等更深入的话题。
可以看出，这些人都不是毫无想法就来参加培训的，他们在此前的摸索中已经有了思考。摄像机可以起到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用摄像机做工具，把他们的思考变成影像表达；另一个作用是以拍摄为话题，把思考变成语言表达的故事。图像和语言的两种思考会相互交织，相互触动，把对问题的探索引向深入。
培训中的另外一组故事讲述，是关于拍摄主题的讨论。比起上面的开场白，这些故事就更加生动，引发的讨论更加热烈。且看关于南木措"牧女"的讨论。
南木措是外出读书后回到家乡的牧民后代，她这样表述自己的想法：
牧区牧女以前的生活，一天所做的事情。她是最辛苦的一个，久治男人一天在街上玩，夏天一天睡觉，家里生活来源主要靠女人，夏天晚上两、三点起来挤奶，收拾牛粪，一天非常辛苦。
在场的学员除了南木措都是男人，一听她的话就笑了，马上拿牧人罗旺开玩笑，说他整天在县上，到年保山洒个风马就回来了。老王和乡干部贡杰也接着说：
女的一天干一辈子的事情，反复工作，捡牛粪中间还要回来烧茶，外面里面收拾，放牛放马放羊，男的很少管，里外弄好，男的才说现在几点了，才起来。
大家便建议这个片子还要拍男的，拍出来教育男人们。有人说也要用采访形式。其他人说不用采访，一句话不讲最好。贡杰又说，女的到晚上八九点才休息，男的骑摩托出去，女的收拾得好好的才回来。阿坝来的春天笑着说，那拍男的骑摩托出去一个镜头，骑摩托回来一个镜头就行了。他还讲了阿坝那边的情况：有男人冬天到索日玛乡上赌博，输了十几万，回来还耍脾气打老婆，把火炉一脚蹬塌了，直接就睡了。南木措接着补充道：
男人白天出去拿着几百元，牧民的钱不存卡，放在箱子里，男人想出去就拿钱，输了回来打老婆。
贡杰说：
打老婆还有很多理由，出去没送啊，送饭左手还是右手给了啊，等等，牧区最尊重的是两手端着。
大家七嘴八舌补充道：藏族的风俗是男的拜佛煨桑，女的打酥油，倒灰，这些也要拍出来；现在讲男女平等，其实不是，女的不能盘腿坐，坐法是尊重的形式，在许多僧人中间，一个女的来盘腿坐着，就是不尊重他们，蹲着才是尊重。之后，有人用开玩笑的方式提醒楠木措注意一个重要的问题：
小心那家因拍摄发生纠纷，把你打一顿哦。
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有的说："光盘做出来，那家可能会找她麻烦呢。"有的想办法："认不得的地方放还可以，拍家庭纠纷能不能把脸部模糊掉？"
第三节 用牧人的眼睛看这世界 (2)
结果，这个主题的讨论，从妇女的权利问题，引申到了影像的权利问题。一个小小的故事，就像一团发酵的面团，渐渐扩散，引发出更多的细节，直至一个问题的整体。故事会式的讨论，不是从一个结论、一个道理出发，老围绕着一个枯燥的主干纠缠，而是抓住一个生活的细节，剖开来看，扩大来看，一点点归纳出道理。这个方式，其实跟用摄像机看事物相类似，所以，语言的故事和影像的故事很容易穿插交织。在以往的纪录片活动中，语言的表达，或被图像的力量掩盖、排斥，放映之后的观众提问，往往显得肤浅和苍白。而乡村之眼的每次培训，却都能在影像和话语之间形成有趣的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放映活动后的提问，大多不是故事式的，而是讲道理，所以不会延续先前影像中表达的细节，而显得枯燥无趣。如果有人在提问中把自己的经历放进去，才会引起观众的兴趣。
三、口头和文字表达传统
乡村之眼的故事表达，除了培训者的设计而外，还自有其他的渊源。我想，那是藏族独特的口头与文字表述的传统在起作用。僧人从小在寺院辩经，俗人过年过节和大伙儿一起讲笑话，在藏区早就成为普遍的传统。《格萨尔王》的吟唱，可视作藏族口传文化最典型的表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格萨尔》的学者和建华说：
《格萨尔》自11世纪产生以来，在近千年的流传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扩大，进而形成了这样的长篇巨著。它的作者、传播者和发展者主要是广大的民间说唱艺人，直到今天，这一史诗还活在广大民间说唱艺人的口头上，各地藏区都发现了不少以说唱《格萨尔》为职业的格萨尔艺人，民间称他们为"仲肯"。
所以说，不是当地人没有讨论的习惯，而是他们很难在外人加给的概念之下，用外来者的语言和方式讨论问题。把概念、语言、方式三者都还原到本土的情景中，讨论才会像火塘，自然而然地点燃。
这次培训中，藏文的引导起了关键的作用，吕宾前一天就要求扎西桑俄把大白纸上的讲课要点翻译成藏文，第二天，扎西再把各人讲述的要点用藏文写到纸上。这不仅让学员直接了解当天的内容，而且使他们对讨论有了认同：这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讨论，不是别人要我们做的事情。之后，讨论便在以藏语、藏文为主的环境中推进。此前，"保护国际"(Consernation International)在青海三江源措池村做的讨论，也是采取这样的方式。在这些会上，我们退到了一边，变成听众或一个参与议论的人，不再感觉是"我们"培训"他们"，随之一种新的归属感渐渐产生。
在听录音的时候，我发现我能辨别出大多数发言者的声音，继而回想起他们的面容。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讲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我和他们之间也有实在的对话，因此，我们都给对方留下了鲜活的记忆。做纪录片，人们似乎只关心最后形成的影像。而在社区影像的活动中，我却明白了一个道理：影像不是排斥语言和文字的，它需要跟口语和文字发生互动，才能从生活场景中抽取出来。换言之，语言或文字的描述，催化了影像的诞生。在藏族的壁画、岩画、经书和唐卡中，图画和文字相互对应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艺术和法事、转经、金刚舞等仪式结合，则形成另一层面上的互动。藏地的记录影像，当延续这样的讲述和传承方式。
四、拍摄与调查
摄像机是一个观察的工具，要与口语和文字配合，记录当地的环境及文化变迁，所以，拍摄实际上是一种长期的调查活动。
调查的需要不是外人先提出的。26日上午，大家讲故事，有的人用过照相机或摄像机，有的人没用过，而所有人都在谈一个问题：想拍摄，是因为我们熟悉的生活快要消失了。如从印度回来的僧人更登，说他2005年拿到一个摄像机，第一次到香港这样的大城市，随便拍拍。后来他去过四川雅安一个藏族村，那个村的建筑、环境、文化没破坏过。如今，他故乡的黑帐篷都变成白帐篷了，年轻人都不知道帐篷各部分的名字，他自己也15年没住过黑帐篷了，所以想边拍边学。
白玉寺的羌本(跳羌姆的领舞者或老师)华采说：
我1990年借了个照相机，拍年保玉则的风景。2008年借了摄像机，想拍雪豹，但只拍到黑颈鹤。今年买了个可以拍录像的照相机。我想拍牧民的生活，因为马上就要消灭了。雪山也想拍，冰川也要没有了。
刚从大学毕业的南木措说：
我以前只用过照相机，也想拍牧民传统文化和环境的变化。我爱牧民的文化，担心它消失。
白玉乡政府的干部贡杰说：
我1998年买的摄像机，花了4000元，现在好像只要1000元。只拍过一次，拍的赛马会和佛事活动。最想拍的和大家一样，我们以前的文化基本消失，想记录下来。
来自阿坝的春天和罗阁说：
我喜欢拍照，跟弟弟借的摄像机，充电器烧坏了，成都才买得到。我是农民，森林动物都有很多变化，生活变化也很大，所以想拍。
我自己2007年买的摄像机。拍过环境，出过两个光盘，第一个是关于环境的，第二个是唱歌的，寺院的羌姆表演。我想拍农民的变化。我们那里有很多碉楼，很多都被拆了。
在年保玉则山下放牧的老王已经出了摄影集。他说：
我不知道摄像机开关在哪里。我喜欢照相，现在想摄像，要监测年保玉则雪山和冰川。记得有一次碰见雪崩，但照相照不了，所以想用摄像机记录。我1996年买过一个70元的相机，2004年年保玉则环境保护协会给了任务，监测雪山和冰川，我拍过5000-6000张照片，保存在光盘里。我有一个儿子，上学了。我和老婆放牛，套索就跟照相机放在一起。山上用太阳能充电。今年雪山融化更严重，拍出来给大家看看。以后没有雪山和冰川，就没有河流，没有人了。很少有人为此担心。但爬过雪山的人，看到很多湖泊都干了，用自来水的人当然不怕。老百姓担心不是为了环境，而是为了神山。以前用文字记录，不能提供很好的证明，用照相机和摄像机就能证明植物和动物的变化。
第三节 用牧人的眼睛看这世界 (3)
讨论中，大家说想记录变化，而不是用拍摄去改变现状，这或许反映了藏族人看问题的一种角度。在佛教的观念里，任何事物都有"成、驻、坏、空"四个变化的阶段，即从欣欣向荣走向腐败和死亡。这过程或快或慢，但终究会发生，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受了佛教的熏染，藏族人对外界和自身的变化坦然接受，那为何还要记录呢？其实佛教本身，就是为了探讨这无所不在的"变化"而产生的。思辨需要各种表达的方式，如画唐卡，如穷究经书中的道理。我们变动不已的生命，以及生命变化中累积的经验和体验，便是生活给我们的教科书。虽然藏族人、汉族人都把书本奉为至高的教训，但变幻的生活本身，永远是一代又一代人获得生命教育的源泉。影像和文字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记录生命的经验而被发明，被使用。对这些记录的品玩和欣赏，是后来引申出来的意义。普通人的思考主要不是建立在文本上，而是建立在经验上的。通过彼此经验的交流，人们才超越自身的局限，更透彻地理解生活。纪录片为积累和交换经验提供了便利。
无论何种方式的记录，都奠基于对生活的观察之上。除了调查，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深入地了解变化着的世界的面貌呢？后面学员们就各自拍摄主题的讨论，就像在做调查的计划，看似小小的题目，如建经堂、鼠兔、牧场搬家、黑帐篷、藏狗、牛鞍子，都牵扯到各种复杂的关系，而演变成需要长期观察才能完成的系列。
如更登拉吉提出要拍《黑帐篷》，大家一起讨论，引发出了很多方面的问题：
马上要开始做帐篷了，一般在一个月做完。人的故事怎么加进去？跟生命的关系，比如跟牦牛的关系如何表达？为什么牧民不愿意住房子而住帐篷？黑帐篷同其他许多帐篷有关系，如果黑帐篷消失的话，有关系的帐篷都不在了。搬到城里来，牧民的心会变，人也会变的。所以有人建议分两条线，一条是住黑帐篷的人，一条是搬迁到定居点的人。又比如黑帐篷和语言有关系，没有帐篷，语言就开始变化了，现在许多20岁以下、18岁以下的孩子不知道黑帐篷各部分的名字。性格中的善良，人与自然的和谐便没有了，团结也没有了。住到城里，赛马节就消失了。白帐篷的好处是很好搭建，果洛州长、县长对黑帐篷也有感情。虽然牧民选白帐篷有道理，但方便之后，又会怀念过去的生活，通过体验、比较，才知道以前生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