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洛阳伽蓝记》的两类注释
注释，从训诂学角度来看，"注"的本意是灌注、灌输，"释"是解释之义，古书文义艰深，必须解释而后明，犹如水道阻塞，需灌注而后畅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注释得到长足发展，表现在：
（1）文史著述中，出现了"四大名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郦道元的《水经注》，李善的《文选注》，其中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就诞生于此时。
（2）注释最初是作为儒家经典的附庸，魏晋南北朝的注释从经部，扩大到史、子、集部，注释的领地得以大大拓展。
（3）注释者从传统儒家讲究的注释应"述而不作"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形成自觉的注释意识，有了注释的自觉：即把注释看作名山事业，在注释中展现吐露自己的才华学识，充满自我期许与自信，从而全心投入到注释工作中。
中古注释的发展演进背后，蕴含了丰富而深远的意蕴：如博学与崇尚知识的风气，学术变迁，文化传承，中国本土的儒道与天竺西域传入的佛之间的交涉接触，中外文化交流，南北王朝对峙又交流等。注释的发展、完善应该是中古史学昌盛、学术发达的一个鲜明标志，在中国古代学术史、文化史、文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
我们完全可以说，是中土华夏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共同结出了硕果--杨衒之的文化名著《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文体上是典型的二重复合型叙事著作，二重复合型叙事是指其正文、注文相互配合的叙事模式。
刘知几在《史通》引用袁山松的看法。袁山松曾感喟，"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洛阳伽蓝记》自觉运用正文与注文相互配合的叙述方式，成功解决了"繁而不整"的困难，形成了二重复合型叙事体，这种叙事体有独特而丰富的叙述功能。
《洛阳伽蓝记》有两类注释：自序与前面四卷和第五卷开头，为自注。卷五宋云等西行记，为典型的合本子注。
我们先来看看自注。
从注释者角度看，注释可分为他注、自注两种。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注》中追溯了自注的起源，认为"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舆"，因为司马迁《自叙》能"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杨树达在《古书疑义举例续补·文中自注例》中说："古人行文，中有自注，不善读书者，疑其文气不贯，而实非也。"据记载，魏晋南北朝自注的著作有：西晋司马彪《续汉书》，据刘昭在《郡国志》注中说："本志唯郡县名为大书，其山川地名悉为细字，今进为大字。
"郡县名为正文、大号字排列，而山川地名为注文、小号字排列。刘知几《史通·补注》曰："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委曲叙事则为自注。《史通·补注》又曰："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列为子注（注列行中，如子从母）。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是也。"刘知几虽然对《洛阳伽蓝记》颇有"才阙伦叙"的微词，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公允，但刘知几也肯定了《洛阳伽蓝记》的优长：体例完善，有正文，有子注--"注列文中，如子从母"，能够做到"除烦"又"毕载"。
而魏晋南北朝自注的文学作品流传至今的有：谢灵运的《山居赋》、张渊的《观象赋》、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钱锺书在《管锥编》第四册评论了三家的自注，认为谢、张二人的自注尚有许多不足，肯定了《洛阳伽蓝记》的自注。
但是，在流传中，《洛阳伽蓝记》的正文、注释文却混在了一起，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史部二十六地理类三《洛阳伽蓝记》说："则衒之此记，实有自注。世所行本皆无之，不知何时佚脱。然自宋以来，未闻有引用其注者，则其刊落已久，今不可复考矣。"表明《洛阳伽蓝记》正文、注文相混是宋以后的事。理清正文、注文，成为《洛阳伽蓝记》研究的难题和重要课题。
《洛阳伽蓝记》注释体叙事文采取正文、子注相配的方式，具有"事类易从、经纬分明"的长处。这一方式也与魏晋南北朝佛书合本子注有关。
再来看看合本子注。
随着佛教东传中土，大量佛经汉译，诞生了汉译佛经的"合本子注"体例："本"指佛经的一种翻译文本，用大字体标识；"子"则指不同时代、不同翻译家对同一部佛经的前后不同翻译，用小字体标识。这样将同一部佛经的不同汉译文本汇集在一起，有助于读者进行比较，从而对佛经有更为准确的理解。
支愍度在《合维摩诘经序》中说："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支恭）明所出为本，以（叔）阑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案彼读此，足以释乖迂之劳。"谈到以支恭明汉译《维摩诘经》为正文，以叔阑所译为注文，这样"事类相从"，又让读者"瞻上视下，案彼读此，足以释乖迂之劳"，为读者着想，颇为细致周全，因为"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巧；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陈寅恪对合本子注的主要看法有："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以《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解释为例，"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衒之习染佛法，其书体裁乃摹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刘子玄特指其书第五卷慧生宋云道荣等西行求法一节以立说举例"。
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所以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论及北朝儒林中人："释老之震撼一世，儒家非极专固者，皆不容故步自封矣。""合本子注"只是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而已。梁启超的《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高度评价佛家书目："一曰历史观念甚发达。凡一书之传译渊源、译人小传、译时、译地，靡不详叙；二曰辨别真伪极严。凡可疑之书，皆详审考证，别存其目；三曰比较甚审。凡一书而同时或先后异译者，辄详为序列，勘其异同得失；在一丛书中抽译一二种，或在一书中抽译一二篇而别题书名者，皆各求其出处，分别注明，使学者毋惑；四曰搜采遗逸甚勤。虽已佚之书，亦必存其目，以俟采访，令学者得按照某时代之录而知其书佚于何时；五曰分类极复杂而周备。或以著译时代分，或以书之性质分。
性质之中，或以书之涵义内容分，如既分经律论，又分大小乘；或以书之形式分，如一译多译，一卷多卷等等。同一录中，各种分类并用。一书而依其类别之不同，交错互见，动在十数，予学者以种种检查之便。吾侪试一读僧肇、法经、长房、道宣诸作，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簿》、阮《录》之太简单、太朴素，且痛惜于后此种作者之无进步也。"肯定佛家书目，也体现出佛教著作的优长处：富历史观、甄别严、立论审慎、博采广收、分类复杂而周全。其中第三点就涉及"合本子注体"。朱自清从古代文体演进角度也高度肯定，汉魏六朝"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群经的义疏"。牟润孙认为："南北朝时期，经与疏本不在一本，经文与注为母本，义疏则为经注所生之子本，北魏大儒徐遵明临讲'持经执疏'，正与僧徒译经时行翻行讲的形式相同。"佛经汉译影响到儒家讲经。
初步理解了自注与合本子注之后，我们还要看到魏晋南北朝注释从"释义"到"释事"的变化。六朝史学多姿多彩，十分繁荣，四川近代学者蒙文通高度评价六朝史学成就，"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虽汉、唐盛世，未足比隆"。"六朝精于史体，勤于作史，宋人深于史识，不在作史而在论"。
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在古代注释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注释史上一座重镇，清代钱大昕在《三国志辨疑》自序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台湾史学家逯耀东明确指出："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它既有传统意义上的注释--"释义"，即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更多的则是"释事"。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说："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对裴松之的做法，历来有褒有贬：
批评的如刘知几在《史通·补注篇》中贬斥道："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四库提要》批评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但同时又说："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
称道的如侯康《三国志补注续》："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李慈铭《三国志札记》："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
其实，裴松之《三国志注》鲜明表现出注释从"释义"到"释事"的转变。以"释事"为主、博采群书的还有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这种注释风气还影响到北朝，北魏"宋显从祖弟绘......依准裴松之注《三国志》体，注王隐及《中兴书》"，所以"两晋史学实现了从以注释为主向以撰写为主的转变"。
这些注释风气当然会对杨衒之写作《洛阳伽蓝记》产生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文史、学术、宗教氛围中才会诞生《洛阳伽蓝记》这样伟大而颇具创造力的著作，才会形成正文、注文相互配合的二重复合型叙事体，才能有这样的叙事容量和博大深厚的人文关怀："铺扬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园林、歌舞、鬼神、奇怪、兴亡之异，以寓其褒讥，又非徒以记伽蓝已也。"（明毛晋语。参见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后的附录，下同。）"杨衒之慨念故都，伤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变乱之端，宗藩废立之由，艺文古迹之所关，苑囿桥梁之所在，以及民间怪异，外夷风土，莫不巨细毕陈，本末可观，足以补魏收所未备，为拓跋之别史，不特遗闻逸事可资学士文人之考核已也。"（清吴若准语）
我们认为，《洛阳伽蓝记》卷五写宋云、惠生西游西域、天竺取经部分的确是佛经汉译中的"合本子注"体例，这种体例是天竺佛教文化与中土华夏文化联姻结出的硕果，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而《洛阳伽蓝记》自序、卷一至卷四、卷五除去宋云、惠生西游取经部分以外的文字不是合本子注体例，而是自注。
《洛阳伽蓝记》在注释史上有十分显扬的地位。本文将相对集中讨论《洛阳伽蓝记》注释的多重叙述功能与丰富内容，把握《洛阳伽蓝记》注释的灵活自如，从而认识《洛阳伽蓝记》在注释史上的杰出贡献与深远影响。
我们认为，《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精心构筑，把原本依附性、相对零星琐碎的注释发展为独立的叙述体例。《洛阳伽蓝记》对注释体的贡献有二：
一是将正文与注释相结合：正文叙述明白晓畅，眉目清晰，突出叙述中心内容；注释则内容十分丰富，把作者博大深厚的人文关怀表现出来，富于包容性，读来生动有趣。
二是卷五写宋云等人西行西域、天竺取经，以一家叙述为主，参以其他几个人物的不同记载，这样将几家大同小异的西行记文字整合起来，从而形成完整、独立的文本，让读者认识域外斑斓的风光、人情世故、佛教圣迹圣物，体会真挚动人的宗教情感以及对祖国深厚的热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