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中有《杨朱》一篇，但是《列子》晚出，系魏晋人伪托，不能据此来论说杨朱的思想，大约更多反映的是魏晋人的思想，但其中可能还是有一些杨朱思想的痕迹与影子。如果没有这些痕迹与影子，魏晋人的发挥也就容易失去根据，魏晋人只是在里面把杨朱的"为我"发挥成了纵欲主义，所谓"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但"人人不拔一毛，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似乎有可能是先秦杨朱的思想，毕竟先秦思想家们的思想有关注"为治"的传统。在孟子看来，儒家当然要"为己"，但是为己之后还要为人，这为人包括为天下的内容，而杨朱的思想是纯粹的为我，拔一毛利天下均不为也，因而孟子认为此种思想对社会危害甚大，"杨氏为我，是无君也"，也就是说，如果天下均"为我"，那么社会共同体就解构了，就成为一个一个的"个体自治"的世界了，就否定了君王存在的必要。杨朱的思想实际上是当时道家思想的一个别派，只不过是道家思想走得最远的一派而已。
另外，孟子也猛烈批判墨子，主要是批判墨子的兼爱思想。墨子的兼爱思想主要是指无差别的爱，但儒家不主张这种无差别的爱，而是主张"爱有差等"。这种有差别的爱就是由近及远的爱，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的父母，他就不可能爱天下人的父母；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就不可能去爱别人的兄弟姐妹。故而孟子指责墨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所以，孟子认为杨子和墨子的思想是无君无父的思想，"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必然在他拒斥之列，"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乃是"承三圣"之业而已，"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也客观上道出了孟子文章"气盛言宜"的事实。这是孟子文章中经常要辩论和批判的最主要的两个思想。另外，孟子也批判农家的思想。农家中有一派主张君王要与民并耕，如果真这样，那么什么事情都要自己亲力亲为，孟子批判这种思想，主张天下要分工合作，社会才能和谐运作，这就是儒家所主张的"别异"。分工就是别异，儒家所倡导的礼的主要功能就是"别异"。
孟子就是在跟杨、墨等学的辩论中形成了他这种"气盛言宜"的文风。可以说孟子是先秦时期的雄辩家，其他没有哪一家像孟子那样善于辩论。我们在《孟子》里面看到的，都是别人大败而归。孟子的辩论常常是穷追猛打，咄咄逼人，直到把别人打回原形。这使我们读《孟子》的文章感觉痛快淋漓。《论语》的文章风格就不同，显得和风细雨，温柔敦厚。
孟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仁政学说。在《孟子》里面，无论跟谁辩，孟子都极力推销他的仁政学说。那什么是仁政？仁政就是善政，是性善之政，把人的先天的善性充分地发挥出来，并用之于民，用之于政，就是所谓的仁政。这是基于他的性善理论提出来的政治学说、政治主张。孟子周游列国，不断地劝君王、侯王行仁政，但是没有人听，以为他的学说迂阔，所谓"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然，与其他家所开之药方相比，孟子所开药方确实不能立竿见影，正如史书所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在这种"争于力"的时代，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也是必然的。诸侯王不用，难道就说明孟子的东西错误吗？也不能这样说，不能立竿见影的东西往往都是在思考根本的、长远的问题，很容易立竿见影的东西往往是在思考短暂的、眼前的问题。
与仁政对应的是圣人，圣人是把善性充分发挥出来的人，是先知先觉者，而一般人的性善往往只是潜在的，并没有把它充分发挥出来，是后知后觉者，普通人如果能够把潜在的善性充分发挥出来，也是能够成为圣人的，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也。在孟子或者儒家看来，只有圣人在其位才能实现孟子所谓的仁政理想，而孟子所处的时代不是争于"德"的时代，而是争于"力"的时代，这决定了孟子的仁政学说必然被诸侯王们目为"迂阔"。所谓仁政，一句话，就是以德服天下，这就叫做"王道"，叫做王道政治。反之，以力服天下就叫做"霸道"，叫做霸道政治。
(一)概说 (2)
仁政、王道是孟子一生的政治理想，但是孟子的这个政治理想也确乎是理想，不仅他没有看见其实现，后世的人也没有看见其实现。理想没有实现，却成就了《孟子》这本书，史书上说孟子在与世之"所如者"不合之后，"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这是理想失败后的第一个收获。同时，理想一旦提出后就不能被消灭，反而成为了后世历代政治的道德威慑，这也是它产生的第二个长远的效应。这些就是所谓孟子仁政之学最基本的东西。当然，圣人在位行天下之政，西方也有类似的学说，在古希腊柏拉图那里称之为"哲学王"，认为修养达到哲学家的水准才能做君王。当然不能说这与中国的"圣人王"完全相同，只能说有近似性。
第二个是孟子的民本思想。大家都知道孟子说过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是民本思想如果稍加现代性的发挥，也可以成为培养民主思想的土壤。君、民对比是"民为贵，君为轻"，如果把臣子和君王来对比，那又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儒家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关系是礼之重要一伦。关于君和臣的关系，孟子说过一句话："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说明这不是一个单边的关系，而是一个互动的双边关系，君王如果把臣子看作草芥，臣子就可以把君王看成强盗和敌人。那么正常的君臣关系是什么呢？孔子谈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也就是说，君要以礼来对待臣，那么臣要用忠来侍奉君王。不正常的君臣关系的极致是君视臣如土芥而臣视君为寇仇的关系，而如果君王善待臣子，就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这样的关系就是良性的互动关系。
很多人把古代君臣的关系理解为君对臣有绝对的单边主导关系，而在孟子看来不是这样的，君臣是互动的，是双边的而非单边的关系。有人问，武王伐纣是不是弑君？孟子认为不是，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这些话说得非常大胆，当然这种思想对那些喜欢搞独裁的君王具有极大的震慑作用，这其中就震慑了明代的朱元璋。朱元璋读到孟子的这些话，就非常震怒，《明史》中记载说："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孟子是亚圣，本来要在孔庙里陪侍孔子，接受别人的祭祀，千年礼仪如此，可朱元璋却下令罢去孟子的配享，这对代表"道"的士人一方是极大的震动，尽管朱元璋下令说"有谏者以大不敬论"，但还是没有吓退士人，钱唐冒死一劝，朱元璋还是不得不在"道统"前面让步了。
第三个是孟子的性善论。这是我们理解孟子思想最重要的一把钥匙，性善论是孟子政治学说的出发点。那么孟子对性善理论是怎么来论证的呢？孟子是用经验来证明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在另外一处，孟子举例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见到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去，这个时候只要是人都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他认为人们产生这样的心理，"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并不是要为了纳交邀誉，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的所有情况，但人们都要自然而然产生那种"怵惕恻隐"的心理，因而孟子认为人天生就有恻隐之心。孟子是通过经验来证明的，但经验证明有一个问题，你能够提出正面的经验，别人也可以提出反面的经验，用经验去证明，确实很难确保普遍必然性。你所寻找到的经验，只是全天下经验中的一部分，你如果要找经验，就必须穷尽所有经验，但一个人是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经验的。
从逻辑学上说，在一个非常大的范围里，不可能有完全的归纳法，因为不可能列举完，小范围是可以的，所以从经验上来证明逻辑上的完备性确实有点问题。但是，不从经验来证明而从理性上来证明，这也是非常麻烦的问题，也不好证明。从理性上，要证明人性善，总需要在人性善的前提上再找一个更高的前提来确保人性善成立，这就要用演绎的方法来证明了，也不好证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玄学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假设，但需要这个假设，正如西方中世纪以来，很多人在问，到底上帝存不存在，这个很难证明，当然西方思想史中也确实有很多哲人去证明，本体论的、逻辑学的，等等，用了很多方法去证明。伏尔泰说过一句话，说即使上帝不存在，我们也必须要假设上帝存在。为什么呢？这个世界必须有一个不需要证明的最高的假设，你不假设它的存在，就意味着我们的道德体系自动崩溃。西方的这套道德体系，它的最后根源就是上帝，上帝确保这套道德体系的成立。
在孟子那里，性善无非就是一个假设，也只能够是一个假设，即使现实人性有不性善者，我们也必须假设他性善，现实中的人有人不性善，这个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但这不妨碍我们假设人性本善，我们必须假设人的原初是性善，假设性善就意味着人应该充分发挥你的善性，发挥善性就意味着每一个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人皆可以为圣，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满街都是圣人。这个思想和西方比起来就不同。在西方基督教思想中，除了上帝之外，人人都有原罪，也就是每个人都不可以成为上帝，上帝只有一个，上帝是绝对至高的，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仆人。你的第一假设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过程也不一样。当然，事实上的人性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理论上、逻辑上的第一假设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性善，也可以选择性恶，这个是可以的。但到底人性是怎么的？人性的真正状态是什么？这说不清楚。凡是玄学的东西都说不清楚，我读本科时曾经旁听过西方哲学史的课程，教西方哲学史的潘佳铭老师在课堂上开玩笑说"人之初，一团肉"，这可能是很中性也很好玩的说法。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孟子的恒产恒心说。这一点很重要，很有现实意义。《孟子》中有两处说到"恒产恒心"的问题，一处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一处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在孟子看来，一般人必须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没有恒产而有恒心的只有一类人，那就是"士"，只有士人能够做到。恒产是什么东西？用现代术语说，恒产就是不可剥夺的个人财产；用西方政治学法律学的术语说就，是私有财产。西方有一句名言"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以进"，讲的就是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西方主流古典思想中，私有财产是人自由的前提，没有独立的财产就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人格，你的心灵就不可能获得自由。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就讲，私有财产是获得自由的前提。孟子的思想当然不完全是西方古典思想中的这个意思，但是在现当代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发挥。
(二)普遍人性与共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