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问题与屈原问题有近似性，因为辞赋的祖宗是楚文化，而屈原又是楚文化的代表。赋虽然是汉代士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但由于它与楚文化这种关系的密切性，也就自动进入了被争论的对象之列。汉代很多人都谈到这个问题，总之，崇赋与贬赋是其基本内容。
一、司马相如论辞赋
司马相如论赋的材料来源于《西京杂记》中的记载，在正统的史书里没有见到司马相如论赋的有关材料。《西京杂记》带有笔记体小说的特征，记载了汉代的不少逸闻趣事，作者也不确定，有人认为是西晋葛洪所作，又有人说是汉代刘歆写的。因此，《西京杂记》不能作为严格的史学材料来使用。虽然不能严格地确定这材料是司马相如所言，但还是可以聊备一说。在《西京杂记》卷二"答盛览问作赋"中，司马相如提出了"赋迹赋心说"。
《西京杂记》卷二中，司马相如说："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这就是所谓的赋迹说。这段话里面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纂"和"组"的意思，《说文解字》中说："纂，似组而赤。"段玉裁注云："组之色不同，似组而赤者则谓之纂。"《说文解字》中又说："组，绶属。"《礼记·玉藻》中说："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组"就是古时人身上的绶带，而这些绶带往往是用丝做成的，所以也就是丝带了。无论"纂"还是"组"都是人身上的装饰品或者装饰品的部件，那么"纂组"也就是用文饰的东西来构成赋的"文"的部分。然而，"锦绣"又是赋的"质"的部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司马相如所谓的赋的"文"与"质"基本上没有内容层面的东西，只是形式层面的东西。故而所谓"赋迹"也就是赋的形式迹象层面的东西而已。也就是说，"赋迹"即是赋之形迹，这个外在层面对辞赋而言，显然就是花团锦簇，就是华丽的辞藻。所谓"一经一纬"，大约也就是这"文"与"质"反复交错铺列的意思。除了"一经一纬"，还有所谓的"一宫一商"，这指的是赋除了视觉形式上的华美，还有音韵的铿锵，还有听觉形式上的美感。
除了"赋迹"层面的东西，赋还有"赋心"。在《西京杂记》卷二中，司马相如也谈到了赋心。他以为"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不是赋体之心，而是赋家之心，是创作者的问题。他认为赋的创作者应达到"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宏阔心胸，这确实是汉大赋创作的主要特色，赋家上天入地，铺排天地万物，运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以"体"天地万物，使整个宇宙之物皆备于我之胸中。这实际上说的就是赋家高超的艺术能力，所以"赋家之心"就是赋家创作的能力，这个能力的核心就是高超的想象力，而司马相如认为这种能力是无法遗传的，所以最后他说"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也就是说，"赋家之心"即是"天才之心"，是天赋的能力。
从司马相如论赋似乎看不出他到底是崇赋还是贬赋，但是从文字内容上我们可以推出他应该是持肯定的态度。无论这段材料是否真是司马相如的话，但这段材料的确揭示出了汉代辞赋的基本特点。汉代辞赋的这个特点，有人喜欢，有人贬斥。在司马相如之后，汉代还有若干人也是持肯定的态度，但我们更要看到，在汉代，贬赋的潮流与声势似乎更大，而贬赋贬得最厉害的就是扬雄。
二、扬雄论辞赋
扬雄对赋的态度分前后两期。早年，他自己就是热衷大赋的作家，对前辈赋家如司马相如等更是推崇备至，并"常拟之以为式"："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宏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既然"常拟之以为式"，当然也就可以理解为他早年特别崇赋，对司马相如的态度基本上就等于对赋的态度。《西京杂记》卷三记载说："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其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子云学相如为赋而弗逮，故雅服焉。"这也大约可以作为一个佐证材料，即在扬雄心中，司马相如不仅仅是一个老乡，更是一个"赋神"或者"赋仙"。
壮年以后，扬雄对赋的态度开始了转变，这在赋学历史上称之为"壮而悔赋"。扬雄说："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前面的话是针对赋的特征而言，后面是针对赋的批评，认为赋应该达到"讽谏"这个目的，但现在的赋却"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从而让人流连于华丽的形式，不能达到讽谏的目的。对于"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他举武帝览赋为例，说："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司马相如写赋劝皇帝不要信神仙，但又用铺排神仙境界的方式去劝谏皇帝，等到最后，在赋的尾巴上才去告诫皇上不要相信以上神仙境界的描写，这赋的讽谏的尾巴就是所谓的"归之于正"了，但是因为览者还沉浸在前面描写的神仙境界中，由于惯性，必然会一跃而过，从而导致"览者已过"的结果。通过这个例子，扬雄得出结论说："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这句话里的"劝"是鼓励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是赋达不到讽谏的目的，本来是劝皇帝不要信神仙，最后却鼓励皇上信神仙。
因为赋达不到讽谏的目的，在《法言》中他也有赋"欲讽反劝"的说法："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故而扬雄以为赋家"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是供人玩弄取笑的对象而已，得不到认真的对待。最后，他说赋"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辍不复为"就是扬雄从早年崇赋到壮年悔赋的心理巨变，如果把他早年与壮年评价司马相如的言论加以对比，更可以看出这一心理转变的历程。
前面已经说过他早年以司马相如为"赋神"、"赋仙"，崇拜万分，但在壮年以后，他以为"文丽用寡，长卿也"，"如也过以虚"，"过虚者华无根"，多是批评否定之词。在《法言》中，扬雄对作赋之事进行了总结，认为作赋不过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之事而已，为则玩物丧志。可以看出，壮年的扬雄在对赋的态度上确乎有了很大转变。但总结扬雄从早年到壮年关于赋的论说，却又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正如罗根泽先生所说："因此批评辞赋者，有的站在北方的'尚用'的立场，有的站在南方的'爱美'的立场。这种矛盾现象，竟会显现于西汉殿军之扬雄的一人意识。"这种现象其实不仅仅体现在扬雄一人之身，汉代不少知识分子身上均有这种矛盾现象。
扬雄从早年崇赋到后来悔赋当然是有原因的，这转变的原因从大的方面讲有两个。第一，到壮年以后，扬雄思想更多转到纯儒家的思想，以思想家的扬雄否定辞赋家的扬雄。史书中谓："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好圣哲之书是他的个性与选择，只是在早年没有把圣哲之思想更多地用于辞赋而已，但这却为其辞赋思想在壮年的转变提供了坚强的基础。扬雄在《法言》中反复强调了"原道、征圣、宗经"这个儒家最根本的原则："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他以为五经就是道的化身与体现，故而一切以经为标准才能通向道。他又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