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三位一体的逻辑的另外一个环节"征圣"了，圣也是通向道的桥梁，故而也必须以圣人为标准。同样的意思在《法言》中反复致意，如"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礼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辩亦小矣"。他以为"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不正常的现象，总要有一个终极的判断标准才行，这就涉及"将谁使正之"的问题了。那么，谁是终极的判断标准呢？扬雄从天道到人道加以比较推演，既然"万物纷错"的自然的原则是"悬诸天"，以天为判断标准，那么"众言淆乱"则只能"折诸圣"，以圣人为判断标准了，圣人在则折诸其人，圣人死则折诸其书，二者是一致的，所谓"其统一也"。人到壮年而以这样的思想做主导，那么悔赋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赋毕竟在汉代是颇不同于经的事情。
第二，人生阶段变化中的自然常态。每个人年轻时都会是文采的崇拜者，但40岁以后还特别崇拜文采就是个不成熟者了。人在早年时候一般是少年情怀，所谓"少年心事当拏云"也，喜欢幻想，喜欢绚烂的词采的堆砌，都做着文学梦。但随着年龄增大，就会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即由少年情怀转变为理性情怀或者功利情怀。人到中年，理性或者功利的主导思维准则使人们更关心词采之外的东西，要么是天下万事的永恒正义的问题，要么是天下万事的功利性问题。扬雄也有自己的早年与中年，他到了中年后，变成了一个理性的思想家、政治学家，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的意识与日俱增。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改变早年的少年情怀，也是人生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他写了两部书《法言》和《太玄》，以告别过去的写作，《太玄》模仿《周易》，《法言》模仿《论语》，追慕圣人的轨迹去做一个思想家，不愿再做一个才子型的人物。两部书中，《太玄》很不好读，因为扬雄自己就有"文必艰深"的观点，故而也就写得艰深了。
当然，在扬雄的转变中也有不变的东西，并不是变得我们无法把握。他认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对赋也并不是彻底否定，认为如果要写赋就要写诗人之赋，要以《诗经》为原则，依托五经以立义，以赋刺世；如果不这样写，这个赋便不能得到肯定。在扬雄看来，屈原之后的赋基本上是辞人之赋，而扬雄壮而悔赋主要悔的是辞人之赋。
三、班固论辞赋
班固对赋的讨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材料里，第一是《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第二是《两都赋序》，这两个材料里面的观点有差异。《汉书·艺文志》由刘歆编的《七略》删减、编辑而成，《诗赋略》有个"论"，就是"诗赋略论"，大家断句要断在"略"这个地方，不要断在"赋"这里了，那样就成了对诗赋加以略论了。现在要讨论它是否代表班固自己的观点，到底是刘歆的观点还是班固的观点，这是有争议的问题。这里对赋提出了批评："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这和扬雄的批评有近似性，但这个观点不一定代表班固的观点，有可能是刘歆的观点。所以，我们主要讨论班固《两都赋序》中的观点，而《两都赋序》中的主流观点就是崇赋。
在《两都赋序》中，班固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这说明"赋者，古诗之流也"成了汉代人的常谈，把辞赋放入了诗的谱系中以预流，预于主流。这与评价屈原的思路一样，评价屈原是以骚入风，现在是以赋入风而已。其实赋并不是来源于风，而是来源于《楚辞》。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谈到楚与汉时，也有个基本的论断--"楚艳汉侈"。刘勰把楚和汉连着以为一体，从审美文化或者艺文世界的文化上看，这大体是符合历史实情的。但汉代的思想者们却喜欢把赋和《诗经》挂钩，而不是和楚文化挂钩，这不得不让我们认为这是"预于主流"心态驱使而然。班固《两都赋序》开篇即是这样，也说明了时代的风气。为了崇赋，班固当然得肯定赋的功能才行，因为贬赋者之所以要贬赋就在于他们认为赋无用，不仅仅无用而且有害。
所以在《两都赋序》中班固极力阐说赋的作用非常之大，认为其可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不仅可以"抒下情而通讽谕"，也可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在班固看来，赋乃是"雍容揄扬，著于后嗣"的"雅颂之亚"，这和扬雄的论调相比，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汉代辞赋之多，俨然形成了一代之盛景，班固说"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可以想见其盛况。这盛况，班固以为是"大汉之文章"可以"与三代同风"的标志。可以看出，赋论到了班固这个地方，其评价回到了汉代文化整合模式中的必然逻辑里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把不同于儒家的东西解释成儒家的东西。班固认为大汉文章与三代同风，但根据现代研究者的研究，大汉之文章刚好是与三代迥然异趣的。宋代以后对词的讨论也常常是如此情况，清代士人抬高词的地位去预流，也是把词与诗当做同裔看的。所以，这个文化整合逻辑不仅左右了汉代，后世人讨论文化问题也都是围绕这个整合逻辑去整合相关的文化现象。凡是地位不高者要把地位抬高，采用的文化整合逻辑都是这一招。总之，班固论赋应该可以看作汉人论赋的逻辑结果。
四、其他论赋者
在汉代，论赋者众多，不仅仅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汉代皇帝、王公大臣也参与了赋的讨论，其中最主要的是汉宣帝与汉明帝。汉宣帝论赋在汉代帝王中是比较典型的为赋辩护的情况，贬赋的人认为赋没有用，向皇帝上书，汉宣帝的回答是："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辟如女工之有绮榖，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娱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者远矣！"皇帝都要出面为赋辩护，可见当时批评辞赋的声浪之强大。而汉明帝则与汉宣帝不同，在明帝看来，"司马相如夸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词，不周于用"。这虽只是针对司马相如一人的批评，但是司马相如可以说就是汉代辞赋的代名词，对司马相如的批评就是对辞赋的批评，而批评中最关键的部分是指责辞赋"不周于用"，从这儿也可以看出崇赋与贬赋双方论争的焦点所在。正如前面所言，汉代崇赋、贬赋二者相比较，贬赋是主流，虽然有汉宣帝为赋辩护，也没有改变这个态势。即使到了东汉末年，贬赋的论调也仍然强大，仍然居于主流。
汉代鸿都门下作赋之人甚多，当时就有人猛烈抨击，认为"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有识掩口，天下嗟叹"，有识见的人都对此不屑一顾。东汉末年蔡邕谈到"书画辞赋"时候议论道："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在蔡邕看来，赋就是当代博弈而已，故而力劝皇帝要"先涉经术"，在听政有余日时，方可以"观省篇章"，游意于"当代博弈"。从这些记载中，我们既可以看见当时赋在创作上的流行，但也可以看见评价者的反感。从史书记载的情况可以看出，汉代虽然是赋的创作的极盛时代，但也是贬赋的主要时代，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前有扬雄认为赋是雕虫篆刻，后有蔡邕认为赋是当代博弈，两者何其相似，两者均认为赋只是或者只能供皇帝游玩而已，不能成为教化治理国家的基本政策。这也说明汉代赋论里面对赋的争论主要还是着眼于有用还是无用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