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说
在具体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点是，讲汉代的《毛诗序》一定要把它纳入到汉代经学的范畴里面来讲，现当代很多人喜欢把它纳入到文学的范畴里面来讲，那是不对的，你不能够用今日文学的眼光来看《毛诗序》，如果真要那样去看，多半就不得其真。这里先讲一个概说，这个概说部分主要是解题。
第一个就是"毛诗"的含义。大家都知道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诗，这四家诗中，前面三家是今文经学，只有毛诗是古文经学。但是历史非常具有戏剧性，当时立于学官、最具有影响力的今文诗经学反而没有很广泛地流传于后世，得到流传的反而是不立于学官的古文的毛诗，这个当然要归功于郑玄为《诗经》作笺。说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汉代经学的发展史。一般来说，西汉是今文经学最发达的时期，东汉是古文经学崛起、壮大的时期，当然，这并不是说东汉时今文经学就完全衰落了。郑玄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融合在了一起，不能说他是纯粹的古文经学家，也不能说他是纯粹的今文经学家。"毛诗"中的"毛"指的是给《诗经》做传的人，而这个"毛"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大毛公毛亨，一个是小毛公毛苌。给《诗经》作传的到底是哪个毛公呢？清代四库馆臣以为大毛公毛亨乃是真正的毛传的作者。正因为作传者姓毛，故而称之为"毛诗"。《诗经》的注疏体系是"毛传，郑笺，孔疏"，"毛传"就是毛公所作的传，"传"就是"注"，解释经典谓之传也；"郑笺"指的是东汉郑玄为之作笺解；"孔疏"指的是唐代孔颖达为之作正义与疏证。
第二个就是"序"自身的问题。我们看《十三经注疏》的话，可以看到《诗经》的每首诗都有序，每一首诗的序叫"小序"，除了"小序"之外，还有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毛诗里面还有个"大序"。"大序"位于《关雎》之前，与《关雎》的小序混在一起。小序是每首诗均有而大序不是每一首诗都有，大序从其内容看是针对整个诗经的，不专门针对《诗经》的某一首诗。这样一来，"毛诗序"就等于小序加大序。传统上认为，毛诗序从开始直到"用之邦国焉"这一段乃是《关雎》的小序，从"风，风也"直到序之末尾乃为"大序"。
《毛诗序》除了分大、小序之外，还有一个命运史的问题。《毛诗序》的命运在中国基本上经历了从"信序"到"疑序"再到"否序"几个大的阶段。宋代之前基本上没有人怀疑过《毛诗》的大、小序的真实性、权威性，宋代以后就开始有人怀疑了。在宋代，疑序派的代表主要是两个人--朱熹和郑樵，但当时只是怀疑，并不是否定。他们怀疑《毛诗》大、小序的什么呢？用朱熹的话说就是，小序里面动不动就说"刺"与"美"，而诗人哪里天天都在想这些啊，诗人就是吟咏情性而已。近代以来，大、小序的命运有点悲惨，这实际上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命运基本上相同的。近代以来，从疑序走向了否序，近代史上否定《毛诗》大、小序最激烈的是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先生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对《毛诗》大、小序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所谓"要籍"就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典籍，《诗经》当然是最重要的典籍之一，《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关于《诗经》的部分中有一节就涉及《毛诗》的大、小序的问题。从梁启超的题目《诗序之伪妄》就可以看出他的态度了，他以为"伪中出伪贻误后学者尤莫如所谓'诗序'"。在梁启超先生看来，如此之"伪"的诗序而千余年来却被"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真乃"不可思议之怪现象"，在他看来，"但考明诗序之来历，则其书之无价值，本已不待辩，若细按其内容，则捧腹喷饭之资料更不可一二数"，所以他最后劝大家"欲治《诗经》者非先将毛序拉杂摧烧之"。《诗序》被奉为千年之宝典，这一点梁启超说得没错，之所以会被奉为千年之宝典，就在于它属于经学的部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诗序》在汉代纳入到经学里面来观察的原因。梁启超先生在讨论其他经典的时候都比较心平气和，不知道为什么讨论起《诗经》特别是讨论《毛诗序》的时候火气这么大。
我们怎么看待梁启超先生的这个看法呢？我以为梁先生确实看到了《毛诗序》影响大这个事实，但是梁启超先生的结论却未必正确。以后在讲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我会讲到《文心雕龙》，我以为在整个中国传统时代可以缺《文心雕龙》，但不能缺《毛诗序》。缺了《毛诗序》，中国的诗歌思想就不是中国的诗歌思想了；但缺了《文心雕龙》，中国的诗歌思想还是完整的。就如中国文化一样，缺了《文心雕龙》，中国文化依然是完整的，但是如果缺了《论语》、《孟子》、《诗经》、《礼记》这些要籍，中国的文化就不是中国文化了。就是说，中国的诗歌思想之所以是中国的诗歌思想，不是由《文心雕龙》来决定的，而是由《诗经》和注释诗经的诗序来决定的，这才是中国诗歌思想的真实面貌。梁启超说《诗序》被奉为千年之宝典，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夸张，这也从反面印证了《诗经》和注释诗经的诗序决定了中国诗歌思想这个事实。
从《毛诗序》产生，一直到晚清，尽管中间宋代人有点怀疑，但是也基本上没有动摇它的地位，真正动摇了《诗序》地位的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近代以来掀起了反传统的激进思潮，而这个激进思潮中又尤其以反传统儒家为最激进，《毛诗序》恰好是儒家关于诗的最经典的论述集成，所以在近代以来《诗序》被否定得最厉害是不足为奇的，《毛诗序》在近代的命运史是儒家在近代的命运史的逻辑必然。后人否序和疑序，纷纷提出疑问，如说《毛诗》的这些小序不得《诗》之本义，说大小序均误解了《诗》的本义，误导了后学对《诗》的本义的追求。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究竟是近现代人所读出的是《诗》的本义呢？还是《毛诗》的这些大小序读出的是《诗》的本义呢？我们现在恐怕还没办法去判断这个问题。有些学者在讲到《关雎》的时候就说这是首爱情诗，那它在先秦时是不是这样呢？其本义是什么？这还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我觉得近代以来的人，引用西学的眼光来看《诗经》所得到的结论，至少在我看来也是非常可疑的。到目前为止，恐怕谁也不敢说自己的所得就是《诗》的本义，这还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大家以后可以去做更深入的研究。
第三个是《毛诗序》的作者问题。《毛诗序》是谁写的？这个问题的争议也比较多。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沈重的说法认为郑玄在《诗谱》里面认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具体情况是"卜商意有未尽，毛更足成之"。郑玄到底有没有这个说法，现在难以证明，因为现存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正义》里的《诗谱》中，郑玄就没有说到《诗序》作者的问题。如果这个看法成立的话，大家知道子夏是孔子弟子，是春秋末战国初时的人，那就太遥远了，在先秦讲诗歌思想史就应该讲了，而不能放到汉代来讲。如果这个看法不成立，那么显然应该是先秦后的思想了。但《诗大序》到底是不是子夏所作呢？这就需要有证据来证伪。《毛诗序》里面有"是谓四始"的文字，这是"诗之四始"的说法。
诗之四始的说法也有不同，但主流的说法是"《关雎》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而"四始"的说法始见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不见于先秦的典籍中。既然"诗之四始"的说法见于汉代，所以通过这一条基本上可以否定《诗序》为先秦子夏所作的看法。范晔《后汉书》里面也提到《诗序》作者的问题："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这段文字里面的"宏"指的是东汉人卫宏，根据这段材料，那就是东汉卫宏所作了。但这也存在争议，也同样没有定论，但学界一般倾向于为东汉卫宏所作，所以我们把《毛诗序》放到汉代来讲解。
二、情志合一说
《毛诗序》是对先秦以来儒家关于《诗经》论说的一个集大成。而在先秦的时候，儒家提出了关于《诗》的一个最重要的论说，就是"诗言志"。先秦人所说的这个"志"中是否含"情"呢？我以为没有绝对的理性的"志"。所谓"志"，字面意义上就是抱负的意思，但一个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不完全是理性的东西，它肯定也包含着"情"的内容。也就是说，在逻辑上"志"中是必然含"情"的，反过来讲，任何"情"中也有"志"，所以说"情"和"志"实际上是不可能分开的。在先秦的时候，南方以屈原为代表就提出过关于诗的另一个说法，即"发愤抒情"的思想，《楚辞·九章·惜诵》中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既是诗歌又是诗歌思想，实际上是先秦诗坛的一个实际状况。我们不可能见到只是言志而不同时在志中抒情的诗歌，也不可能见到只是抒情而同时不在情中言志的诗歌。就是说，事实上，诗既在言着志，同时诗又在承担者抒情的功能，只要读一下《诗经》与《楚辞》就可以知道，以上所言不虚。
到了汉代，人们就有在思想理论上把情和志合一的冲动，这就表现在《毛诗序》中。《毛诗序》中先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是对先秦以来"诗言志"说的总结，而《毛诗序》接下来所言就和情关联起来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就是"情"了，而且是一波接一波更加强烈的"情"。接下来的"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是谈"乐"与"情"的关系。但先秦时候，诗、乐、舞三位一体，故而谈乐与情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谈诗与情的关系。
这两段文字都来源于《礼记·乐记》，而《礼记·乐记》中的材料与思想有不少又来自于《荀子·乐论》，所以从《荀子·乐论》到《礼记·乐记》再到《毛诗序》，在关于诗与情感的关系的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的。从形式层面看，《毛诗序》里面谈"诗言志"似乎点到即止，而谈诗歌音乐与情感的关系则大量铺排，所以从先秦以来，除了诗言志外，"诗缘情"既是一个创作的现实，也是一个不断被论说着的思想传统。而《毛诗序》的贡献在于把这二者合一再加以论说，从而集先秦以来儒家论说诗乐之大成。二者合在一起，当然就是"情志合一"说了。"情志合一"整合了言志与抒情两说，这样一来，就成了一个万世不倒的命题，没有谁能够驳得倒。这个问题涉及此后要讲的魏晋南北朝文学以及文学思想的相关问题。
有不少学者赞扬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抒情的时代，并说这是对汉代的反动，陆机《文赋》中有句话叫"诗缘情而绮靡"，就有学者抓住这句话而认为这是在反儒家的"诗言志"说并以此说反对儒家的整个诗教传统。其实这种讲法刚好讲错了，为什么说讲错了呢？儒家从来就没否定过诗要抒情，抒情与儒家诗歌思想从来就不矛盾，不但不矛盾而且还是儒家论说的一部分。但是现当代以来，很多人就硬是把这二者分开，认为"诗言志"是儒家的，"诗言情"是非儒家的、反儒家的。《毛诗序》中的"情志合一"说直接就反驳了这一论调。孔颖达在注这段话的时候也说过"情志一也"，就是说，情就是志，志就是情。至于陆机《文赋》中"诗缘情而绮靡"一句中的"缘情"两字，大家去看《文选》李善注所说"诗以言志，故曰缘情"的注解，就可以明白很多人对陆机那句话是望文生义，但是现当代很多人讲魏晋南北朝文学就是按照这个望文生义出来的思路去讲的，以为魏晋南北朝时候是反儒家诗言志、反儒家诗教的时代，是背弃儒家诗歌思想的一场文学运动。
儒家在论说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力求做到"兼尽"相对之两面而言之，兼尽两端的方式是儒家最核心的论说方式，也符合儒家"持守中道"的理论立场。例如情和理的问题，儒家绝不会主张只要"理"而不要"情"，儒家一定是主张情中有理、理中有情，这就叫做情理兼尽。正因为情理要兼尽，所以后世的人们不管怎么论说都会落入儒家所设的范围内。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儒家兼收并蓄，一网打尽了，基本上让对方很难有反驳的余地。"情志合一"说在后世为什么会被几千年的诗学所继承而且立于不倒之境，原因也在这里。
三、发情止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