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说
关于王充，大家见到的对他的称赞之词已经很多，恐怕在大家的心中王充的地位早就很高了，但他是否真应该有这么高的地位，还是一个问题。
王充在汉代是一个激进的思想者，而且主要还是反传统的思想者，而20世纪以来思想界也流行反传统的激进思潮，所以王充在汉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被现当代人推得很高，即使如钱穆先生这样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历史学者也受这一潮流的影响而对王充评价颇高。钱穆在谈到汉代思想时说："两汉思想，董仲舒是正面，王充是反面，只此两人，已足代表。董仲舒上承邹衍，王充则下开魏晋。"钱穆先生认为王充是"魏晋新思想的陈涉吴广"。在钱穆先生这个论断中，说董仲舒是汉代的正面、汉代的主流，这是符合史实的，汉代的思想主流无非是经学和与经学相伴生的谶纬之学，而董仲舒的确是这两个方面的思想领袖，故而以董仲舒为汉代思想界正面最主要的代表是准确的。
在汉代，经学和与经学相伴生的谶纬之学是主流，那么生出反主流的思想也是符合逻辑的，同时也是历史的事实。这反经学、反谶纬之学的反主流思想的确是王充堪为代表，所以钱穆先生说王充是"魏晋新思想的陈涉吴广"，不如说"王充是汉代思想界的陈涉吴广"更准确。至于王充对魏晋思想的影响，似乎并不如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直接和那样的大。如果王充果真对魏晋人的思想有那么大的影响，那么魏晋人的思想与文化中必然言必称王充与《论衡》，但我们在魏晋的思想与文化中并没有看见这一情况，相反，看见的是时人言必称老庄、周易。在黄晖先生的《论衡校释》一书的附编三"论衡旧评"中，大约就看见魏晋时期的葛洪的《抱朴子》里面对王充有相关的论说，这大约可以说明一些情况。也许可以说王充《论衡》影响了魏晋的谈说风气，但却不能说对魏晋思想本身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既然现当代对王充的赞扬之辞已经那么多了，大家也耳熟能详，所以这方面我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为了让大家对王充及其思想有一个全面的认知，所以我在此处主要介绍一下从古代到现当代对王充持批判甚至全面否定的这方面的评论。唐代刘知几《史通·序传》评价王充及其《论衡》时，认为《论衡·自纪》一篇"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清代浦起龙释曰："王充丑诋所生，是出情理之外者。"《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充书大旨，详在《自纪》一篇，盖内伤时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虚伪，故发愤著书。
其言多激，《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矣！又露才扬己，好为物先，至于述其祖父顽很，以自表所长，傎亦甚焉！"虽有理解同情之言，但总体评价不高，而且对其思想与为人则有不少批评。对于王充的文辞，四库馆臣也认为其文"反复诘难，颇伤词费"，故"儒者颇病其芜杂"，然而却"终不能废也"，原因在于人生在世，总需要谈说，谈说又需要谈助之言，而《论衡》之书恰为谈助之言，四库馆臣以为"谈助之言，可以了此书矣"是为"允愜"之论，故四库馆臣最后认为"此所以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欤"。
在四库全书中，《论衡》之前有《御制读王充〈论衡〉》一文，为乾隆所写，乾隆在该文中叙述了自己阅读王充《论衡》的经历，在"其全书未之览也"偶尔随意翻阅的情况下，乾隆喜其"识博而言辩"，以为王充《论衡》"颇具出俗之识"，但当得其全卷而读之后，乾隆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颠覆了既往的阅读经验和认知，乃知"其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而已，并以为王充《论衡》的《刺孟》、《问孔》"与明末李贽之邪说何异"，很不认同。
乾隆的阅读经验可能适用于很多人，未见《论衡》全书而偶读一两篇可能会拍案叫绝，但读其全书后则会对王充及其《论衡》有甚至于完全相反的认知，正如宋代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所说，"蔡邕、王朗初传之时，以为不见异人，当见异书"，然而"自今观之，亦未见其奇也"。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也说："王充氏《论衡》等八十四篇，其文猥冗尔沓，世所共轻。"他还分析《论衡》汉末骤然流行的原因说："中郎以《论衡》为谈助，盖目为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编骤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帐中，如今人收录异书，文固非所论也。"这是古代世界对王充批评的一面，当然也有表扬的一面，但总体而言，表扬的数量要少于批评的数量，且表扬程度也不够高。
到了现当代，特别是1949年以后，王充的地位提升得特别高，原因很清楚，激进者总是对激进者评价最高，而王充是汉代的"激进者"或曰"愤青"，当代激进者与一个远在汉代的激进者发生共鸣也在情理之中。激进思潮要批儒批孔，而古代世界批儒批孔最厉害的，汉代有王充，明代有李贽，当然会把王充和李贽的地位提得很高。但在海外却不然，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中有《王充论考》一章，对王充的评价就非常低，认为王充个人的遭遇"对于他表现在《论衡》中的思想所发生的影响之大，在中国古今思想家中，实少见其比"。而这种影响，表现在《论衡》的内容方面，就是"论政的比例占得少"，而"以他的遭遇为中心......对于当时的全般政治的根源问题，根本没有接触。"与此相反，"《论衡》中以极大的分量，从事于歌功颂德，这在古今值得称为思想家中，实系最突出的现象"。
对于王充《论衡》中的观点，徐复观先生以为"他以最大的自信力所开陈的意见，事实上许多直可称为乡曲之见"。而比徐复观先生早一辈的柳贻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论到汉代思想时，早就认为《论衡》"专事诋諆，仅足以供游谈之助"，只是柳先生的意见未能动俗而已。20世纪90年代，邓红写了《王充新八论》一书，这是目前可以见到的对王充批判得最厉害的书。邓红认为，"为了当更大的官求得更大的荣华富贵甚至跻身中枢，他写下了歌颂吹捧朝廷的'颂汉'系列文章。而且这些颂汉文章分量庞大(占一部《论衡》的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文重'而反复迂回、举证繁琐而详细，又直奔通过歌功颂德而求赏求进之主题，这样露骨地想通过歌颂当局来乞求荣华富贵的'知识分子'，在一部中国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再没有如此以为朝廷歌功颂德来求进求赏没有骨气的学者了"。当然，这种批评已经很尖刻了。
上面摆出了赞扬王充与尖锐批评王充两种意见，这是为了讨论的公平，供大家思考与王充有关的问题时候参考。我个人认为王充的《论衡》基本上都是在批判，但批判很激烈不代表他就能够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思想。根据我读王充《论衡》的经验，我觉得他基本上没有多少建设性的思想，而且他思想中现当代人评价很高的部分，表面看有道理，但一仔细探讨就似乎又没有多少道理了。我虽然不认同王充及其《论衡》价值甚低这个看法，但认同要纠正现当代对王充及其《论衡》给予那么高的评价的倾向。王充在思想层面上主要是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但又不是那种深刻的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
二、尚用的文章功用观
对于文章，王充最基本的看法是要以"用"为标准，他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一章无补。"这是他回击别人对他"繁不省"的"文重"的批评与攻击而说的。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语境，而不能抽象地阅读这句话。王充接着说："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累积千金，比于一百，孰为富者？盖文多胜寡，财富愈贫。世无一卷，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孰者为贤？"他以既多又有用自夸自矜，但他以为的有用只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自我认知而已，至于别人是否认为有用，好像不在他的考虑之列。文章具体有什么用呢？王充以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所以他认为"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文章"劝善惩恶"以用于世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关键是所说的"善"与"恶"是否具有普适性，如果不具有普适性，那么可能的情况就是你认为"善"的而举世却以为"恶"，你认为"恶"的而举世以为"善"。这个层面的问题在这里无法深入探讨，只能点到为止。
但我们不得不更加注意的是，在王充的文章"用世"里面，除了劝善惩恶这种一般性的论述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文章要"颂圣"，这是王充很强调的一个文章用世的功能。王充认为做文人有个基本的职责，那就是颂，而且是颂当代，不是颂古人。他说："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记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在他看来，古时历代有"颂"："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德棠树。是故《周颂》三十一，《殷颂》五，《鲁颂》四，凡颂四十篇，诗人所以嘉上也。
"故而他以历代有颂来责怪汉代文人无"颂"，所谓"国德溢炽，莫有宣褒，使圣国大汉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实论也"，"俗儒好长古而短今，言瑞则渥前而薄后。......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在大家都不颂汉的情况下，他以为只有他在颂，王充说："《宣汉》之篇，论汉已有圣帝，治已太平。《恢国》之篇，极论汉德非常，实然乃在百代之上。"《宣汉》与《恢国》均是《论衡》中的篇目，虽然王充说自己已经论证并颂了大汉，但当时之儒者却谓"汉无圣帝，治化未太平"而不去颂汉。王充对此痛心疾首，在王充看来，"臣子当颂"、"表德颂功，宜褒主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文为世用的论说中，王充特别重视"造论著说之文"的社会功能。对于"文"，王充提出了"五文"之说："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在这"五文"之中，他认为"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为什么"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呢？这又回到"颂"的功能上去了。他说"造论著说之文"是"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这些说法表面看都不错，但实际上是在贬低"遵五经六艺为文"与"诸子传书为文"这些"文"的功能，故而他接着就具体批评了周秦诸子的"不颂"："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无补于化。"说到在这里，他笔锋一转，反过来高度赞扬"造论著说之文"。王充写道："造论之人，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非适诸子书传所能并也。"虽然表面上王充确实说过贤圣之兴文是"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这类话，但一具体探讨，这"有益于化"、"有补于正"最后都回到"颂上"、"颂汉"去了。
在历史上，公开主张"颂上"而又如此不加遮掩的言论可谓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再也找不到像王充这样主张颂扬当代与主上的了。诚然，"颂上"、"颂今"并不是王充讲的文章用世的"用"的全部，但这确实是他"文章用世"思想中的主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