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辉
何其芳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作品和理论早已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但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翻译德国诗歌的现象却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尽管何其芳的译诗严格说来"译笔还未臻熟练，译出的还没有来得及加工定稿，可以说是半成品"， 但他的翻译行为以及翻译作品已然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对其加以考察研究也就相应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何其芳翻译外国诗歌始于"文革"发生之后的1974年前后，他一边自学德语一边翻译德国诗歌。由于疾病的干扰，部分译诗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定稿何其芳就离开了人世，他的译诗稿在生前没有公开发表，去世之后由牟决鸣、谭余志和卞之琳等人收集、整理并校对出"成品"才得以公开印行。根据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何其芳选集》第三卷中选入的译诗和1984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何其芳译诗稿》中收入的译诗统计，何其芳面世的译诗共计57首，其中海涅的诗歌47首，维尔特的诗歌10首。何其芳面世的译诗有26首是对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的抨击，有11首表现顽强的战斗/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有10首反映了诗人对理想生活环境的诉求，有10首是表现内心的孤独和对真诚人际关系的吁求。
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和译者自身外语水平的局限，何其芳的这些译诗总体来讲算不上"杰作"，但他抱着十分虔诚的译诗态度，克服了超出常人想象的种种困难，为我们呈现出自成特色的译诗作品。具体而言，何其芳的译诗注解详细，很多时候超过了正文的篇幅，这有助于读者对译作的理解，是一种对原作者和译语国读者负责人的翻译态度。例如《谒见》这首译诗，译者何其芳为了让读者明白这首讽刺诗所叙述的故事，在译诗后面加了详细的说明：首先是从德国的历史中去寻找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Ⅳ）谒见民主主义诗人格奥尔格？赫尔韦格的真实事件，然后再引用海涅写赫尔韦格的另一首诗《给格奥尔格？赫尔韦格》来说明这个历史事件。 加上这些注释之后，读者再次阅读这首译诗就会具有现场感，更容易把握原诗的讽刺效果。
何其芳懂英文并能阅读法文，但他却选择了自己当时并不擅长的德语诗歌作为翻译对象，这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有人认为何其芳翻译德国诗人海涅和维尔特的诗是出于学习德文并最终达到"能直接读懂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的目的，"又因文学创作书籍似乎比政治理论书籍好读一些"，于是他选择了海涅和维尔特的诗；之所以选择这两位诗人，是因为他们都是德国民主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诗人，前者曾受到恩格斯的赞扬，后者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友。 对何其芳为什么会选择海涅和维尔特的诗作为翻译材料，上面的言论无疑是合理的，但没有充分说明译者的主观意图。宏大的"无产阶级"立场也许会成为何其芳选译海涅和维尔特的动因，但译者个人的主观情思和审美取向会最终决定他对外国文学的选择和翻译，何其芳翻译德国二诗人的原因远不止这么简单。
翻译外国诗歌可以代替诗人的创作，从而达到抒发译者自我情感的目的。"文革"期间，何其芳等"牛鬼蛇神"完全失去了创作和发表诗歌的权利，哪怕是歌颂主旋律的作品也找不到发表的地方，这等于完全剥夺了部分受到批斗作家的创作自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很多作家纷纷"转行"干起了消闲的杂事，何其芳"写诗歌唱'北京的早晨'、'北京的夜晚'，也无处发表。到'批林批孔'的一九七四年，他显然跟多数人一样才清醒起来了。......开始热心译诗。" 所谓的"清醒起来"就是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创作的权利和自由。
但内心强烈的时代情感总得找到宣泄出来的适合通道，因此何其芳翻译外国诗歌的目的不在于了解外国诗歌本身，也不在于要学好外文，而在于借助部分外国诗歌来表达他在特殊时代语境中不能抒发的某些情感，这也是他为什么会不顾及学习外语的难处而执意在年老后从事诗歌翻译的目的所在。卞之琳在谈及何其芳的诗歌翻译活动时说过这样的话："我了解译诗的苦处，但是其中也自有一种'替代性乐趣'。其芳原先能读英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能读法文，他可没有对我讲过他也译过诗。到'文化大革命'末期，他忽然热心译诗了，这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这段话表明何其芳之所以排除学习外语和翻译的"苦处"而开始译诗，主要还是在于他力图用翻译来替代创作，在"共名"时代表达自我内心的"无名"情愫。在"文革"十年的动荡岁月里，何其芳等文化人被关进"牛棚"，受到了轻重不等的批斗，白天被楸去批斗，晚上拖着沉重的步伐和心理负担回家，抒发自我想法和情感的空间遭到了无情的挤压，于是转而翻译那些抨击现实、追求自由和光明的诗篇来表达自己被压抑的情感。
何其芳的大部分译诗贴切地表现了他在"文革"期间的生活境遇。诗人曾经的生活就像"快乐的小船"，他和朋友们"坐在里面，无忧无愁。"但后来"小船破裂"，"朋友们不会游水脱险，/他们在祖国沉没灭顶"。《生命的航行》这首译诗不禁使人想起 "文革"期间，何其芳以及很多朋友被卷入了一场政治波涛中，昔日安宁的生活不复存在，"天空上最后的星星昏暗"，有友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个残酷而无奈的灾难岁月里，何其芳与海涅一样，只能独自反复地感叹："故乡多遥远！我心多抑郁！"《坐在渔舍旁边》表现了诗人的生活际遇，而何其芳自己就像诗中的"海员"一样，"在天空和波浪间生活/在恐惧和快乐间飘荡"，但最终"天色已完全黑暗"，生活陷入了黑暗和迷茫之中。
"文革"是一个人性泯灭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下滑得亲人和朋友不敢公开相认，《我们从前是小孩》这首译诗是对纯真童年和亲密友情的追忆，诗人"感叹在我们的时代/一切比现在都好"，感叹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爱情，忠诚和信仰/怎样从世界上消失掉"，不正是何其芳观察到的人际关系的写照吗？《给格奥尔格？赫尔韦格》这首译诗1979年收入何其芳选集的时候译名是《给一位政治诗人》，是对德国革命诗人赫尔韦格（G·Herwegh，1817-1875）的赞美，他就像是一只"铁的云雀"，"向着神圣的阳光高飞"。何其芳翻译这首诗歌，与他在苦闷的时日里看不到生活的曙光有关，他需要借助赫尔韦格这样的进取精神和乐观情绪，达到和海涅一样的期盼："德国真的已春暖花开"。
译诗《巴比伦的悲哀》中，当死亡在召唤诗人的时候，他给自己的亲人和妻子说愿意在"野树林"和"茫茫大海"上生活，尽管这些地方充满了野兽和怪物的凶险，但"比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点，/我相信，还没有这么大危险！"。何其芳1974年2月在翻译这首诗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他几乎进入了和海涅相同的情感体验中，他在"译后记"中这样写道："为此诗所激动，突然心跳过速，后转为心绞痛，又服利眠宁，又食硝酸甘油片，又折断亚硝酸异戊酯一枚，吸其气味，折腾约办小时始好。" 因为翻译一首诗歌而激动得如此"惨烈"，足以见出何其芳对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具有深刻的体认，德国诗人海涅曾经的生活遭遇以及对周遭生活环境的描写此时正好契合了何其芳这个东方诗人在"文革"期间的生活体验，于是何其芳几乎一夜未眠地将其翻译成中文，借助这首译诗来表达自己对苦闷现实的控诉。
何其芳选译的诗歌一方面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但另一方面也受了他本人诗歌风格的影响。"其芳最初发表《预言》一类诗，还显出他曾经喜爱神话，'仙话'的浪漫遗风。一九三六年在莱阳写诗，诗风又有了新的变化，转趋亲切，明快，不时带讽刺语调，虽然他没有海涅有时候表现出的调皮、泼辣。这倒正合海涅早期和后期诗的一些特色。所以他晚年对海涅诗入迷，完全可以理解。" 诗歌翻译活动是复杂多变的，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除了客观原因之外，也与译者的主观审美趣味密不可分。译诗过程中的创作成分会让外国诗歌被动地跟随译者的意愿去实践或试验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主张，这就出现了闻一多、卞之琳与何其芳诸君借助译诗来检验诗歌形式主张的特殊现象。
值得提及的是，在新文学运动早期，很多先驱者力图通过翻译诗歌来证明新诗形式自由化和语言白话化主张的合理性，为新诗理论的"合法性"寻找证据，这种主观愿望也是导致现代译诗践行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重要原因。比如出于早期新诗语言观念的诉求，胡适、刘半农等提倡白话文运动最有力的人翻译了很多外国的白话诗，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宣称只翻译外国的白话诗，但他们对外国白话诗的偏爱透露出其希望依靠译诗来证明新诗语言观念。在译作《老洛伯》的"引言"中，胡适道出了翻译苏格兰女诗人林德塞（Lody A. Lindsay）作品的主观原因--该诗的语言带有"村妇口气"，是"当日之白话诗"， 因此翻译该诗可以支持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可以为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提供有力的证据。
同样，何其芳翻译海涅和维尔特的诗歌作品也是要为自己的格律诗主张寻找证据。何其芳晚年开始翻译海涅、维尔特等人的诗歌，其译诗大都采用了格律诗体，究其原因，卞之琳做了这样的说明："何其芳早年在陕北编选过陕北民歌的，1958年应刊物约稿，写一点关于诗歌发展问题的看法，并不反对民歌体，只因谈了新诗的百花齐放，重提了建立新格律诗，接着受到无知的'围剿'，他从不服气。现在他埋头从事海涅诗、维尔特诗的翻译工作，如被人说是暗中做'翻案'工作，实际上也何尝'翻'什么'案'！他只是在译诗上试图实践他的格律诗主张。" 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在格律上就只有这一点要求：按照现代的口语写诗，每行有整齐的顿数，每顿所占时间大致相等，而且有规律地押韵。" 以他翻译的海涅的《给格奥尔格？赫尔韦格》一诗为例：
赫尔韦格，︱你铁的︱云雀，
带着︱铿锵的︱欢呼，︱你豪迈
向着︱神圣的︱阳光︱高飞！
冬天︱真的︱早已︱衰颓？
德国︱真的︱已春暖︱花开？
何其芳的译诗采用了abccb的韵脚安排，除第一行诗之外，每行诗有四个顿数，基本实现了他"整齐的顿数"及"有规律地押韵"的格律诗主张，因此卞之琳说何的译诗是对他格律诗主张的实践，这个评价是有据可循的。总体而言，在何其芳所翻译的诗歌作品中，除《赞美歌》一首采用的是散文诗形式之外，其余的基本上都采用的是形式整齐的格律体或半格律体，具有一定的韵律和节奏。
从翻译德国诗人海涅和维尔特的作品到借助翻译来表达自我情感并践行格律诗主张，诗歌翻译和创作的关系在何其芳身上体现出交互影响的变奏曲。从抒发生命个体情感的角度来讲，何其芳的诗歌翻译正好符合了其创作的动因，在一个被迫"失声"的时代，他正是借助这些译诗完成了自我心灵的书写。当然，对何其芳译诗的研究还有待我们从社会文化、人物心理以及时代语境等方面入手作更为详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