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传统与先锋对峙的峡谷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流派"、"群体"的旗号纷纷出现，但就是鲜见诗论家的旗号。这种情况的造成，是由于诗论不同于创作，不能光靠几篇论文就称"派"。他们称"派"，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著作做基础，其成员要有几位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诗论家，这远非写几首短诗和在自办的内刊上发篇宣言就能奏效的。此外，写作诗论是一种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凡是认识到这项工作严肃性的人，都不敢轻意结为群体称"派"。何况，活跃在论坛上的大都是中年诗论家，他们不似初学写诗的青年容易冲动，动辄以流派、群体自居。
这不等于说，诗论家就不能结成群体、打出旗号。只要条件成熟，完全可以。这里讲的条件是：在一定的文学观点、主张的指导和影响下，由一群诗论家在扎实地从事新诗研究，并写出一批能体现这些观点和主张的论著，在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中产生一定影响，这些诗论家就可以结成群体。只要结成群体不是为了拉山头，而是为了活跃诗歌理论，有利于推动新诗创作，就可以打旗称派。1986年正式亮相的"上园派"，就是一例。
由于"上园派"没正式发过宣言，他们也没有出现别的诗论群体那样善于宣传、鼓动的理论家，加上他们本身不想大吹大擂，所以这个诗派未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但这个诗派，确是一个客观存在。
"朦胧诗"论争过后，失去平静的诗论家开始恢复平静，对前不久的论争进行冷静的反思。1985年初，杨光治在《文艺新世纪》上发表了《平静之后的思考》，对专注中国传统继承的尹在勤和以偏嗜西方现代派移植著称的孙绍振的诗论分别提出异议。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扬弃传统派的封闭性与崛起派的偏激性的诗论群体产生的信号。再加上1984年、1985年，《诗刊》社曾邀请一部分诗论家在北京上园饭店举办新诗评奖读诗班，给一群观点大体一致、被称作"第三势力"的诗论家提供了结识机会，因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便于1986年春在广州《华夏诗报》上打出"上园诗派"的旗号。参加这一群体的不仅有诗论家，还有编辑家、出版家。成员有以从事基础理论研究见长的吕进、袁忠岳，以20世纪50年代研究抒情诗著称的叶橹，善写诗话、评论作品高产的阿红，长于对诗坛作全景式观照的朱先树，出版家兼诗评家杨光治，以及青年诗评家朱子庆等。
如果说，朱先树是"上园派"的组织家，那吕进就是这一群体的理论家。吕进认为："上园派""坚定地继承本民族的优秀诗歌传统，但主张传统的现代转换；大胆地借鉴西方的艺术经验，但主张西方艺术经验的本土化转换"。正因为"上园派"的诗学理论内核是主张这两种"转换"，所以吕进认为"'上园派'可以叫转换派"。
阿红主编的《当代诗歌》在刊头有这么一段话："坚持现实主义，兼容现代主义，提倡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合流"，可看作是这一群体的理论主张。吕进编的《上园谈诗》，则是他们理论主张的大展。该书收入的袁忠岳的《中国新诗的选择》、杨光治的《有希望的出路：诗为中国当代读者而作》以及朱先树的《实事求是地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均是他们的代表作。具体说来，他们的理论主张是：新诗既要民族化，又要现代化；既要立足以传统，但又不能株守传统，抱残守缺，而要横向借鉴西方。
他们认为："诗是现代的：它面向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生活，表现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情绪，在艺术上创造出适合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接受能力的多种多样的表现方法；宽容一切艺术的追求，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各种艺术存在，促进诗歌创作的繁荣和发展。"这种理论主张很有点像中国古代文论讲的"中和之法"的味道。但他们不是搞调和、折中，而是力求全面、辩证地看待诗歌的发展道路问题。由于这一群体是以所谓"中间"观点著称，所以他们的理论主张不如"传统派"、"崛起派"那样旗帜鲜明，缺乏青年人的锋芒和激情的阐发，在引导创作潮流方面也不及"崛起派"自觉。他们的成员的理论主张常和上两个群体交叉、渗透，其中有个别人还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靠近"传统派"或"崛起派"的倾向。但这一群体影响大，其中不少未参加过上园饭店聚会的诗论家均赞同他们的主张，在广义上亦可看作是他们的成员或后备军。
不管哪一诗论群体，其成员均非固定不变，如曾被人认为是"传统派"理论家的李元洛，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已明显地表现了"上园派"的理论倾向。曾参加过上园聚会，但不是"上园派"正式成员的古远清，也心仪理性而稳健的诗学品格，在海峡两岸宣传他的"三大诗论群体"观点，把处于传统与先锋对峙的峡谷中的"上园派"，首次写进当代文学史。
这三大诗论群体两头小中间大。"上园派"虽然人数较多，但决不像台湾某些诗论家说的是因为他们"网罗了意识形态琳琅满目的组成部分"，"'上园派'的组成是一种文坛政治(权力结构)的产物"，而是因为他们的看法较为客观、公正，其结合纯是民间性的。
"上园派"在20世纪90年代已不复存在，但不妨碍我们对这个群体价值、经验的阐释，对这群诗评家的诗学贡献及其局限性作出评价，这既是新时期社团、流派蜂拥的一个不可缺的部件，也是20世纪新诗理论批评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吕进：新诗文体论的建设者
吕进(1939-)，四川成都人。1963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现为西南大学教授和该校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有：《新诗的创作与鉴赏》(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一得诗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新诗文体学》(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现代诗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吕进诗论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主编《上园谈诗》(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新诗三百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
吕进的诗论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成熟于20世纪90年代。他是一位有理论雄心建构诗学体系的诗论家。他把诗学原理、诗歌现状批评与新诗史研究结合起来，为中国现代诗学迈向学术之境作出不懈的努力。他的第一部著作《新诗的创作与鉴赏》，重视揭示新诗本身的艺术规律，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比如对诗的本质问题，他就敢于标新立异，提出新的定义：
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直写。
用"歌唱"去说明诗的特点，不仅因为是诗和音乐同时从劳动中产生，还因为诗后来虽然不再与音乐结合在一起，但它仍具有抒情性和一定的音乐性。作者在后面论述各种诗体的特点时，也紧扣了这一点。最后一句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诗作者与作品关系的特殊性。当然，这种解释还可以进一步商讨。有人就曾认为吕氏的定义不妨改为"诗是歌唱生活与心灵的最高语言艺术"，才较为确切。但不管怎样，在人们仍十分服膺何其芳关于诗的定义的情况下，吕进的看法值得重视。至少它可以作为进一步丰富、完善诗的定义的一个基础。因为何其芳的定义尽管比较科学和完善，但它并不就是人们认识诗的本质的终点。
重视从诗人的创作和读者的审美鉴赏角度对构思、灵感、修辞、品种诸问题进行细致的剖析，力图确立某些创作法则，带有技巧性和实用性，这是《新诗的创作与鉴赏》的另一特点。此外，吕进还较辩证地处理了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既强调了诗人要抒人民之情，同时又花了许多笔墨谈灵感的特点和获得、构思的方法和创新，以及叙事诗应如何从抒情、结构、语言等方面去把握特点。此书谈的灵感、通感、小诗等问题，也是以往出版的同类著作较少提及的。作者在探讨时，分析细腻，重在点的深入。比如谈灵感讲清了突发性、强烈性、不重复性和抒情性与音乐性之间的关系。谈构思的创新，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创新的几种基本艺术经验。在"精炼美"中谈到新诗语言的弹性的主要来源，新诗常见的排列方式，以及谈诗学中的标点与语言学中的标点的同与异，均比亦门的《诗是什么》有所超越。
在体系上，该书把诗歌理论、创作和鉴赏紧密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显出了内在逻辑的严整性。全书还注意纲和目的关系。这里说的纲，系指第一章中的"诗的本质"。它是全书立论之本，统率了创作篇、鉴赏篇的主要观点。但该书体系还未具有更充分的新诗本身艺术规律的依据。即是说，这种分法仍没完全脱出从一般的文艺理论出发去研究新诗的窠臼，使人感到与文艺学概论的教材不无依稀仿佛之处。另外，作为一个完整匀称的体系，"鉴赏篇"分量稍嫌不足，和全书不大协调。
《给新诗爱好者》接触了《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来不及谈到的问题，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特别是其中"弹性是一种模糊美。它赋予诗歌语言以不确定性"的观点，引进了模糊数学的原理去解释诗人写作心理活动中某些现象。吕进注意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互相渗透的这种趋势，下决心更新知识，力求突破原有的理论成果。
作为"上园派"理论的发言人，吕进在《上园谈诗·后记》中所概括的求实意识、创新意识、多元意识，给人一个诗论群体的整体印象。吕进诗论的独到之处，主要得力于他的理论准备与美学修养。另一方面，也与他的诗论讲究艺术光彩有一定的关系。
吕进20世纪90年代的著作比以往又前进了一大步。这时他花最大精力研究的是新诗文体学问题。吕进认为："文体理论就是研究文学的精细化和综合化过程的理论。文体学从理论上概括和抽象各种文体的形式特征及其发展轨迹。作为分类理论，文体学是确认文体特征和文体可能的理论，是净化和发展文体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