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月之后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实际上就是由这"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扩大改建的。除了原来营救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成了同盟的盟员之外，还尽量吸收了一批重量级的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入盟，更加重了这一组织的分量。除了仍旧把营救牛兰夫妇作为实际上的首要任务之外，还加上了营救其他政治犯的任务，加上维护一般人权的口号，以争取更多的同盟者。1932年12月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诠(杏佛)、黎照寰(曜生)、林语堂等筹备委员会发表宣言，决定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盟成立宣言中明确宣布了自己的三项任务：(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本同盟首要的工作对象是大量的无名囚犯。(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三)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
1932年12月18日，上海《申报》刊出了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人以筹备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
12月29日下午，"同盟"在上海南京路华安人寿保险公司大夏(今华侨饭店)八楼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宋庆龄(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因病未出席，由蔡元培(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委、中央研究院院长)主持，并代为宣读了宋庆龄的书面讲话，指出："我们的组织的宗旨在于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本同盟首先关切的是援助那些拥塞在监狱中的大量无名无告的政治犯。你们新闻界当然知道有无数同胞被非法逮捕与监禁，知道那中世纪的残余--秘密军事法庭的存在。"杨诠(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报告会务，宣布了"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名单：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诠，宣传主任林语堂。会上还宣布各地将成立分会。
1933年1月17日，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在中央研究院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由蔡元培主持，邹韬奋记录。到会者还有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英文《中国论坛》杂志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第三国际联络员，德国《法兰克福报》驻华记者兼宋庆龄英文秘书)、许申、吾汉祺、陈彬和、林众可、郭蔚然、胡愈之、鲁迅、周建人、王造时、郑太朴，共计十六人。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彬和、胡愈之、鲁迅九人被选为执行委员会。3月18日，上海分会举行大会，改选执委会，原属总会的执委退出。除鲁迅、陈彬和留任外，其余全部退出，又推选郁达夫、洪深、吾迈、沈钧儒、王造时、钱华、宁明予等七人加入，再加上留任的两人，上海分会执委也是九人。
1933年1月30日下午4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成立大会，选举胡适、成舍我、陈博生、徐旭生、许德珩、任叔永、蒋梦麟、李济之、马幼渔等九人为执行委员。
"同盟"成立后，在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的领导下，为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营救政治犯，反对国民党的非法拘禁和杀戮，开展了多项活动。
七、欢迎萧伯纳
1933年2月17日，萧伯纳在环游世界途中来到上海停留一天。他之所以来上海，主要是想见一见宋庆龄等人。由于中国文化界人士颇为仰慕他，因而受到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林语堂就是最热心的一个。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直译为乔治·伯纳·萧，爱尔兰剧作家，1925年"因为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家，是世界著名的擅长幽默与讽刺的语言大师。萧伯纳与宋庆龄一起，是"国际反帝同盟"的名誉主席，他对中国人民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拍案而起，曾联合各国著名人士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英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此后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际反帝同盟"曾委托一批世界文化名人拟到中国访问，其中就有萧伯纳。
1933年初，在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的邀请下，七十七岁高龄的萧伯纳偕夫人将乘英国"不列颠皇后号"轮船漫游世界，并从香港到上海作短暂访问。消息一传出，上海文化界的反应空前热烈，各大媒体竞相刊登萧伯纳来沪的消息及其作品，而上海的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也都纷纷撰文予以评说，掀起了一股"萧伯纳热"。2月2日，《申报·自由谈》发表郁达夫的《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我们正在预备着热烈欢迎那位长脸预言家的萧老。"上海的生活书店也大登广告，推销有关萧伯纳的书籍。2月9日，《申报·自由谈》又发表玄(茅盾)的文章《萧伯纳来游中国》；2月15日起连载宜闲(汪倜然)翻译的中篇小说《黑女求神记》。而萧伯纳抵沪的当天和次日，《申报·自由谈》还连续两天刊出"萧伯纳专号"，其中有何家干(鲁迅)的《萧伯纳颂》、郁达夫的《介绍萧伯纳》、林语堂的《谈萧伯纳》、玄(茅盾)的《关于萧伯纳》、许杰的《绅士阶级的蜜蜂》和杨幸之的《Hello Shaw》等等，在高度评价萧伯纳的文学成就、批评国内对萧伯纳译介不够的同时，对萧伯纳此次到沪的现实意义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1933年2月17日，中国电影文化会及上海剧团联合会代表洪深、戏剧协会代表应云卫和上海各界青年400多人手持旗帜，高举"Welcome to our Great Shaw"的标语，齐聚税关码头，等候萧伯纳的光临。民权保障同盟会的林语堂、邵洵美等人以及中外新闻记者20多人，也在欢迎的人群之列。
中午，宋庆龄在莫利爱路29号寓所(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设宴为萧伯纳洗尘，接待这位不远万里来沪的贵宾，参加欢迎午宴的均为一时之选，有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等。鲁迅赶到孙宅时，午宴已进行了一半。
午宴后，宋庆龄等一行人陪着萧伯纳在院子里散步。当时上海的天气几天来一直不好，可现在居然出了太阳。"萧先生真是好福气。"有人说，"在多云喜雨的上海见到了太阳！""不，"萧伯纳机智地反驳，"应该说这是太阳福气好，能够在上海见到萧伯纳！"一番诙谐的对话引得众人大笑不已。随后，这几位中外文化精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鲁迅站在最左侧，蔡元培居中，两人都穿着长袍；林语堂站在鲁迅与蔡元培的中间偏后的位置；宋庆龄以她一贯的姿势立在台阶上，端庄雍容，头微微偏着，露出几乎不容易察觉的一笑(杨杏佛不在其中，可能为他们摄影)......萧伯纳还分别与宋庆龄以及蔡元培、林语堂、鲁迅在孙宅花园草地上合影。
萧伯纳匆匆结束了他短暂的上海之行，而上海文化界围绕萧伯纳的报道和评论却仍在继续。林语堂于1933年3月1日的《论语》第12期上特地作了迎萧专号，几乎整期的篇幅刊登了蔡元培、鲁迅、宋春舫、邵洵美、洪深和主编林语堂对萧伯纳访沪的各种感想。其中有蔡元培、鲁迅、林语堂和邵洵美等人的迎萧文章，而林语堂一人就有五篇：《萧伯纳与上海扶轮会》、《萧伯纳与美国》、《水乎水乎洋洋盈耳》、《欢迎萧伯纳文考证》、《再谈萧伯纳》。此外，还刊有镜涵的《萧伯纳过沪谈话记》、宋春舫译的《萧伯纳敬告中国人民》、开洋的《泰晤士报记者与萧伯纳谈话记》等。由此看见，林语堂为欢迎萧伯纳访问上海并扩大他的影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八、杨杏佛被暗杀
1932年，除了牛兰夫妇被捕外，陈独秀也遭到了被捕。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上海分会不断召开会议，营救被关押的人，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北平分会由胡适任主席，也开展了多项活动。但在二、三月份，同盟组织内部产生了分化。在北平的胡适，认为史沫特莱交给《大陆报》发表的北平陆军反省院情况的报道与事实有出入，公开发表谈话，反对同盟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以致背离同盟章程，最终被总同盟会议议决后开除了。
1934年，林语堂的侄子林惠元，在福建龙溪县担任抗日会常委、民众教育馆长，因在家乡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严办采购日货的商人简孟尝医师，游街示众并没收其财产，不料被调闽剿匪的十九路军特务团团长李金波以"通匪嫌疑"逮捕林惠元，不加审讯，立即枪决了。此事大大损害了十九路军抗日荣名。宋庆龄、蔡元培代表中国民权同盟于5月31日致电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要求彻底昭雪。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鲁迅、郁达夫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阐明事件真相。6月2日，林惠元亲属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林语堂以盟员和亲属的双重身份在会上说明了林惠元被枪杀的经过。
林语堂参与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引起了南京政府的恼恨和制裁。他们不敢把宋庆龄和蔡元培干掉，但蒋介石决定杀掉总干事杨杏佛。这次杀杨杏佛的主要目的是扼杀民权保障同盟，一举扫除专制道路上的障碍。蒋介石杀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将枪口对准杨杏佛，既有杨个人的因素，也有对民权保障同盟的整体考虑。在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前，杨就已"离经叛道"，不顾禁令如实报道苏区，令蒋恼羞成怒；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杨任总干事，更是不遗余力，到处营救政治犯，做了许多共产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是一大祸害。在蒋介石看来，若除掉杨，民权保障同盟便陷于瘫痪，不能发挥作用了。杨杏佛(1893-1933年)，名铨，江西清江(今江西樟树市)人。
早年就读上海中国公学，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同年春参加南社。南北议和后，因不愿在袁世凯政府任职，11月赴美留学，入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又入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1918年毕业回国，获商学博士学位。1920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工科主任。1924年，赴广州任孙中山秘书，深得信任与赏识。1925年3月，任孙中山治丧筹备处总干事。1928年4月，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2年12月，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总干事兼执委。如果说宋庆龄、蔡元培是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或者说灵魂人物，那么杨杏佛就是同盟的实干领袖，是实干家。如果缺了杨杏佛这样执著精干的人物，民权保障同盟就不会有如此大的作为。
1933年初，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的动荡中，杨杏佛曾赴华北呼吁全国统一抗日，蒋介石对此非常气恼。杨杏佛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工作之日起，就一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吓。1933年5月间，特务又给杨杏佛寄去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要他立即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强硬手段。杨杏佛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对此不予理睬，因此，蒋介石决意除掉杨杏佛。
戴笠奉命杀杨是在1933年4、5月间，当时杨从北平回上海不久，戴立即开始布置。特务们先侦察了杨的每日行踪，了解到杨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段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特务们正进行狙击杨的准备时，蒋介石表示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的寓所附近执行。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执行。
特务们原打算在17日早晨行动，当他们到达中研院附近即遇上法巡捕房的巡逻警车，又有一队巡捕经过，所以没敢动手。18日8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时，特务们便走近门前准备动手。但杨上车后又走了下来，特务们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入时，杨领着儿子上了另一辆汽车。当汽车驶出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杨杏佛听到枪声，便知是冲他而来。生死关头，他立即用身体保护儿子。特务们连开十几枪只将杨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
杨杏佛正在自由与民主道路上纵马驰骋、大展身手之时，几声枪响，结束了这位民权斗士的可贵生命。同时，"同盟"立即停止了活动，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杨杏佛被刺后的吊唁仪式共举行了两次。第一次是6月20日的入殓仪式，林语堂因为在家门口被人监视，未敢出门去参加，因为传说林语堂是第二个被杀的对象。第二次是7月2日的出殡仪式。据1933年7月3《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了7月2日的出殡仪式。鲁迅参加的是第一次仪式，就认为林语堂胆小不敢参加杨杏佛的葬礼，而对林语堂大为不满，这实在是冤枉了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