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道路往往不是平坦的。你想赚钱，别人也想赚钱，残酷的竞争，就是市场经济。看到开明书店的崛起，仅次于商务和中华的世界书局，其经理沈知方头脑灵活，马上也要编写一套《标准英语读本》，以挤垮开明书店。沈知方请来了大学刚刚毕业的林汉达从事这项工作，结果出来后销路也很好。世界书局由于资金雄厚，力量强大，它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进行了大量的宣传，给开明书店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正当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无可奈何之时，有人告诉他："世界书局的《标准英语读本》有抄袭《开明英文读本》的嫌疑。"这一下，使章锡琛看到了希望，他马上找来了林语堂商量此事，并且立即让人将世界书局的《标准英语读本》买了，送林语堂核实。
林语堂一向反感文人的抄袭行为，经过自己仔细核实后发现，林汉达的《标准英语读本》在许多地方抄袭了《开明英文读本》。为此，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给世界书局经理沈知方写信，要求谈判解决此事，但遭到了拒绝。开明书店老板又委托律师袁希濂向世界书局提出严重警告，指责世界书局的《标准英语读本》侵犯了开明书店的著作权，强烈要求世界书局停止发行，并赔偿经济损失。而世界书局把责任完全推到作者林汉达一人身上，对开明不予理睬。
林汉达在编辑《标准英语读本》时的确参考了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所以，事情已经这样，林汉达只好自己出面，希望得到林语堂的谅解，但林语堂将其拒之门外，林汉达只好留下一个便条，向林语堂表示歉意。殊不知，这倒给林语堂和章锡琛留下了一个把柄，成了一个铁的证据。开明书店把林汉达的留言和章锡琛的谈话内容等制版，编写了一则广告，标题是《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冒效〈开明英文读本〉之铁证》，在上海各大报刊登了出来。
世界书局非常生气，以重金聘请了名噪一时的女博士郑毓秀律师，控告开明书店的诽谤罪。结果，开明书店成了被告。第一次开庭，法官明显偏袒原告，没有给被告律师袁希濂任何申辩的机会。袁希濂知道世界书局有李石曾为后台，律师郑毓秀的后台也很硬，只好对开明书店"敬谢不敏"。开明没有办法，如果败诉，那将非破产不可。在这严峻之际，只好背水一战，一方面继续做广告进行宣传战；另一方面，越过上海当局，直接上书南京教育部，因为教科书归教育部审定。
当过外交部秘书的林语堂，现在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秘书，岂是等闲之辈，他知道如何写呈文，如何落笔击中对手的要害。正当南京教育部编审处对林汉达的读本审查的节骨眼上，林语堂上书教育部，请求保障他的著作权。如果没有林语堂的上书，教育部编审处也许不会反复认真审阅世界书局的《标准英语读本》，但现在既有指控，所以就要再三斟酌，以显示编审处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编审处经过多次辩论，多数人认为林汉达的《标准英语读本》有抄袭冒效行为。也有人认为，你林语堂可以引用外国著作，林汉达也可以引用。要说抄袭，两人都在抄袭外国著作。两种意见，各执一词，无法统一，最后只得通过表决来定夺。表决的结果是：世界书局的《标准英语读本》禁止发行。林语堂和开明书店赢了。
上海法院知道南京教育部的决议后，感到无力挽回大局，只好以诽谤罪判决开明书店罚金三十元，匆匆结案，以在面子上过得去。开明书店不服，声言要上诉，同时以教育部判决为依据大作宣传。在开明书店的巨大压力下，世界书局才找人进行调解，以赔偿损失和将《标准英语读本》纸型交给开明书店销毁为条件，这场官司才算真正结束了。
官司赢了，林语堂的名气更大了，腰包更鼓了。林语堂为开明书店编写了一个英文教科书系列，除了那三本一套的《开明英文读本》外，还有《英文文学读本》(上下册)、《开明英文文法》和《开明英文讲义》(三册，林语堂与他的弟弟林幽合编)，另外，开明的英语唱片、正音片，全套四张，共八课，也由林语堂编写其课本。林语堂编写的教材，不仅质量高，而且很有特色，所以中学采用的多，发行量大，因此林语堂的经济收入与名声轰动上海。当然，也有人取笑他是靠教科书起家的暴发户。
五、创办《论语》
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以"幽默"大师而著称，他是最早把"幽默"一词传入中国的。杂志《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都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语》创刊于1932年9月16日，是半月刊，16开本。由上海时代书店出版，先后由中国美术刊行社、时代图书公司等负责发行。第1至26期由林语堂主编，以后改由陶亢德、邵洵美先后主编。
关于《论语》的创办过程，时代书店总经理章克标在《闲话〈论语〉半月刊》、《时代书店所经营的三种杂志》等文中都有详细的叙述。他曾说："我们在邵洵美家客厅里，晚上闲谈时，大家商定要出版一个刊物。开始除邵、林外，只记得有李青崖、全增嘏、沈有乾、林徽音及画家张光宇三弟兄等；而潘光旦、叶公超许多人，都是后来邀请来的。这样，差不多是十个人。《论语》这个刊名，是我提出来的，满场一致赞成。林语堂负责编辑，也是大家公推的，因为只有他有比较多余的时间可用；别人都有职务在身，只能用业余时间。他也十分热心，愿意负责。开头也并没有讲到稿酬和编辑费，当时一般同人杂志都是这样，只要能出版就好，别的则非所计也，有的甚至愿意贴一点钱也要出版。"章克标因为是时代书店总经理，看到大家对新创刊的刊物连个名字都没定下来，就对林语堂有点恼火，他说："你林语堂也太猖狂了，可是你自己也提不出好刊名来。看来这个刊物只有叫《林语堂》，你才满意吧。"章克标从林语堂的"林语"两字的谐音想到了孔子的《论语》，所以就脱口而出："就用《论语》的刊名！"
林语堂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论语〉缘起》。他说："《论语》社同人，鉴于世道日微，人心日危，发了悲天悯人之念，办一刊物，聊抒愚见，以贡献于社会国家。"在《论语》第三期上发表了《我们的态度》，进一步申述刊物的宗旨："我们不想再在文字国说空话，高谈阔论，只睁开眼睛，叙述现实。若说我们一定有何使命，是使青年读者，注重观察现实罢了。人生是这样的舞台，中国社会，政治，教育，时俗，尤其是一场的把戏，不过扮演的人，正正经经，不觉其滑稽而已。只需旁观者对自己肯忠实，就会见出其矛盾，说来肯坦白，自会成其幽默，所以幽默文字必是写实主义的。我们抱这写实主义看这偌大国家扮春香闹学的把戏，难免好笑。我们不是攻击任何对象，只希望大家头脑清醒一点罢了。"说明林语堂编这个刊物，还是把引导读者"观察现实"、把对内容的要求放在第一位，形式上的幽默，乃是"这偌大国家办春香闹学的把戏"所带来的，我们只要坚持用"现实主义"的眼光去看就行了。
一言以蔽之，林语堂编这个刊物，跟先前对《语丝》的喜爱是一样的，都是"用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对《论语》跟《语丝》的这个内在的一致性，曹聚仁已经指出："林语堂提倡幽默，《论语》中文字，还是讽刺性质为多。即林氏的半月《论语》，也是批评时事，词句非常尖刻，大不为官僚绅士所容，因此，各地禁止《论语》销售，也和禁售《语丝》相同。"近人陈子善先生说："显而易见，林语堂创办《论语》的原意固然是要提倡幽默，但也不排斥针砭时弊，对社会国家'聊抒愚见'。创刊号上紧接着《缘起》的一篇文章就是语堂的《悼张宗昌》，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即为一个有力的佐证。这种态度与《语丝》时期的'任意而谈，无所顾忌'颇有几分相似。因此，如果说昔日语丝派的中坚林语堂想在《论语》上部分重现《语丝》的光彩，至少在《论语》创办后的一段时间里应是如此。"先看看林语堂的文章，如第一期里就有《悼张宗昌》、《中政会先生未学算法》、《牛兰被审》、《中国是没有救药的了》、《吴佩孚的名教救国论》等文，都是针砭时弊的。在第四期中，《吴家主席》、《汪精卫出国》等文是讽刺南京政府要人的，本期有许多文章对执政党的政策作了讽刺等等。
鲁迅在《论语》上也发表了许多文章，如《论语》第八期的《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这是鲁迅于1932年11月22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的一次演讲，由柯桑记录，最初发表在12月17日天津《电影与文学》创刊号上，《论语》给予转载。《论语》第十一期有《学生和玉佛》、《航空救国三愿》，后一篇亦属于转载。在后来林语堂主编的各期中，还有《谁的矛盾》、《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玄武湖怪人》、《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现代史》、《王化》、《两封通信》(复魏孟克)、《"论语一年"》、《踢》等。还刊登了宋庆龄、茅盾等人的好多文章，如宋庆龄的《广州脱险记》；茅盾的《也算是现代史罢》、《老乡神》和《汉奸》。此外，还刊登了老舍、郁达夫等人的不少小说和散文。
《论语》不仅登载了运用各种形式对南京政府作了讽刺的各种文章及登有大量具有讽刺性的现实材料，而且也刊登过一些思想倾向复杂和"为笑笑而笑笑"的文字，所以，当时的左翼和右翼都有所不满。
论语派是因林语堂等人主编《论语》杂志而得名的文学流派。《论语》的诞生没有党派的政治背景，是一群以不左不右为标榜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雅兴所致，在政治上力求保持中立的姿态。主要有林语堂、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几位共同发起和赞助的，以林语堂为核心人物，以编辑陶亢德、徐为中坚，以经常撰稿而倾向相似的章克标、邵洵美、全增嘏等人组成。《论语》第二期的封面上，刊出了一份长期撰稿人的名单：
章克标、刘英士、全增嘏、沈有乾、潘光旦、李青崖、孙嘶鸣、邵洵美、郁达夫、章衣萍、林幽、邵庆元、孙福熙、孙伏园、俞平伯、刘半农、章川岛、谢冰莹、岂凡、陆晶清、赵元任、韩慕孙、季露、宰予。
从这张名单上可以看出，创刊之初，《语丝》的旧人是《论语》台柱，同时撰稿人尚嫌不足，章克标列名之外，又以"岂凡"之名列入，林语堂用的是"宰予"的笔名。
论语派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一部分以"中间派"自居的文化人的政治立场与人生态度。从文化取向上看，论语派主要是从西方文化视角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学创作中将西方的表现主义与中国明清小品的书写性灵、西方的幽默观与中国封建士大夫式的闲适笔调等杂糅为一体，呈现出两种文学观变形组合的特异形态。论语派作家各有自己的文章风格，但都体现了"幽默"、"闲适"、"性灵"的论语派特征。
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1932年12月成立的。在它成立之前中国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1930年2月胡适出版了《人权论集》；第二件事是1931年6月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秘密工作人员牛兰被捕和随后宋庆龄等人营救他的活动。
《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辑印胡适、梁实秋、罗隆基三人发表在《新月》月刊上的关于拥护人权的几篇文章。由胡适编辑成书，并写了一篇序言。全书的"主题词"是："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序言表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这在当时是一本颇有影响的书。书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国民党的创始人和孙中山。胡适在《〈人权与约法〉的讨论》一文中说："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
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潜伏在中国的秘密工作人员牛兰和他的妻子在上海四川路235号住处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牛兰被捕，苏联立刻进行营救活动，一方面发动各国有影响的知名人物向中国发出抗议和营救的电报，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计划采取更直接的营救措施。据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透露：宋庆龄1931年7月"还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宋庆龄回国后亲自出面同蒋介石本人谈判：要求中国释放牛兰夫妇。这一营救牛兰的目的没有达到，宋庆龄又采取了一项新的行动。1932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审讯牛兰。7月2日，牛兰以绝食相抗。11日，宋庆龄偕同牛兰夫妇的辩护律师陈瑛意到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探视牛兰夫妇，劝他们进食。同日，她与蔡元培、杨杏佛、斯诺等组织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宋庆龄亲自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