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人人可用的打字机首先要有一个人人可用的键盘。中国汉字复杂多变，想在方寸之间通过组合搭配表示出来，是难以攻克的技术难题。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少语言学家对康熙检字法作了改良，林语堂在上海10年，陆续提出了"汉字索引制"、"汉字号码索引法"、"国音新韵检字"等革新方案。他把所有资料汇总更新，根据方块字的特殊性，发明了崭新的"上下字形检字法"，取字左边最高笔形和右边最低笔形为原则，放弃笔顺，只看几何学的高低。他进一步想出了用窗格来显示部首末笔的办法，在电脑问世之前，这实在是了不起的发明。况且林语堂没有受过专业的机械训练，只好亲自到唐人街找排字工人做模型，然后再请一家小型机器工厂制造打字机的零件。他还专门请了一位意大利的工程师协助解决机械难题。美国的人工费太贵，而且打字机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好，所以林语堂只好不断地实验，在实验过程中，新问题不断冒出来，他拆了做，做了拆，耗尽了所有的时间、精力，那十几万美元的存款也一声不响地化成了泡影，而且还不见希望。
虽然还未成功，但打字机已经初具雏形，况且投入了那么多的心血，任谁也不愿放弃。林语堂不得不向富裕的老朋友赛珍珠夫妇借钱，要求预支数万元版税。他是华尔希庄台公司最大的摇钱树，从私人关系而言，双方也是十几年的好朋友了，平时你来我往，处得和一家人一般。林语堂以为问题不大，华尔希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林语堂这才领教到美国式的人情冷暖。没办法，他只好向银行贷款，又向多年的挚友、古董商卢芹斋先生借了一笔钱，这难产的打字机总算诞生了。1947年5月22日早上11点，林语堂小心翼翼地把"明快打字机"从工厂抱回了家，摆放在客厅的桌子上。这架打字机高9英寸，宽14英寸，深18英寸，64个键取代了庞大的字盘，每字只需打三个键，一分钟可打50个字。林语堂上下摩挲着这个可爱的玩意，就像他新出生的孩子，怎么也看不够。这个孩子，花了他12万美元，半生的积蓄，外债累累，可这是他的梦，一个美丽的梦，现在实现了，所有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林语堂随手拿起一张报纸，高兴地对女儿说："玉如，你来试试！"二女儿林太乙紧张得手心发汗，任意挑了几个字，就像英文打字机广告所谓的"寻到键钮就打"。"嗒"、"嗒"、"嗒"，字清楚准确地在那一头显示出来，一个，两个，真正是不用学就人人可用的中文打字机！"阿爸，你终于成功了！"林太乙兴奋地一把抱住父亲。
妻子廖翠凤眼中也泛起了泪光。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又欠下许多债，她焦虑得经常在晚上偷着哭泣，恨丈夫像孩子一样的固执，现在看见林语堂这般高兴，她又怎么能恨得起来？她其实也在为丈夫高兴。
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何应钦试验了中文打字机后，致函林语堂说："明快打字机是第一部无需记得字位或字码，甚至无需看键盘即可打字的打字机。这特色仅仅是该打字机许多明显的特色之一，但只凭这个键盘，明快打字机已经比其他所有中文打字机高明。本人诚挚向所有汉字书写的人推荐。"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则来信说："语堂兄，日前在府上得用你的打字机打字，我非常兴奋。只要打两键便看见同类上下形的八个字在窗格出现，再选打所要打的字，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还有个好处是这键盘不用学便可打。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打字机了。"正在纽约访问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说："我对这部打字机的简易打法非常惊奇。这不但是中文打字机的改良，而且是极具价值的发明。"
有了发明创造，最好有个发明创造的专利，因此林语堂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了专利，专利书长达八万多字，蓝图三十九幅。林语堂戴着老花镜，每个字都仔细斟酌。可是专利的批准又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历时六年半，这项专利才被批准。
林语堂虽然为了发明打字机而几乎倾家荡产，但他却没有后悔。因为发明中文打字机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奋斗者在前进途中的挫折。智慧对于人的作用，就是要竭尽全力地达到自己所企望的目标。对于中文打字机，林语堂只有智者的反思，而没有后悔和叹气。
六、怨恨赛珍珠
1934年是赛珍珠把机遇给了林语堂，才有《吾国与吾民》的问世，而该书在美国出版并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与赛珍珠的大力推荐有关。赛珍珠在美国公众不熟悉的情况下亲自为《吾国与吾民》撰写序言，给予极高的评价。这对于林语堂来说，无疑是赛珍珠以自己的声誉为林语堂作担保。《吾国与吾民》畅销后，赛珍珠又邀请林语堂到美国去写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赛珍珠的引荐和扶植，就不会有林语堂的美国之行，也不会有《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和《京华烟云》等作品的问世。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林语堂的畅销书给赛珍珠夫妇的出版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林语堂出名后，多次谢绝了其他出版商高额版税的诱惑，坚持把作品交给约翰·黛公司出版，以此来报答赛珍珠夫妇的帮助之恩。这是中国人的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传统观念体现。
自从林语堂来到美国以后，受到了赛珍珠夫妇多方面的照顾。林语堂与赛珍珠以及他们两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林语堂的书先由赛氏夫妻开的出版公司出版，而且两家经常在一起聚会聚餐，甚至两家的孩子也常在一起玩耍，两家人仿佛成了一家人。
1953年出版的《朱门》，是林语堂交给赛珍珠夫妇的约翰·黛公司出版的第十三部著作，也是该公司为林语堂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关系如此好的两个作家，为什么到最后还会反目成仇，分道扬镳了呢？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矛盾的焦点是版税问题。林语堂为了研究中文打字机，结果将自己的全部积蓄都花在上面，最后不得不向有着多年合作关系的赛珍珠借钱。但令林语堂吃惊的是，他居然吃了闭门羹，赛珍珠没有借钱给他，这大大刺痛了林语堂的自尊心。直接导致林、赛关系破裂的是，林语堂后来知道在与赛氏夫妇多年的合作中他在经济上吃了大亏。本来在美国一般出版社拿10%的版税，而赛珍珠夫妇出版林语堂的书却拿50%，并且版权还不属于林语堂，而是仍属公司所有。这时，林语堂才恍然大悟，原来，赛珍珠开出版社也是为了赚钱的，而且他多年来吃的亏太大了。对此，林语堂委托律师向赛珍珠要回所有著作的版权，并且态度非常坚决，一点也没有回旋的余地。接到这个消息，赛珍珠感到突然和吃惊，她打电话给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追问她的爸爸林语堂是不是疯了？后来，林语堂要到南洋大学任校长，为此他打电报跟赛珍珠告别，结果林语堂没有收到回复，为此，林语堂感到非常恼火，他痛心地说："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从此以后，两个有着近20年合作关系和深厚友谊的作家就这样义断情绝了，他们就像一条河流在某一处分开后，再也没有汇合过。
其次，林语堂与赛珍珠感情破裂的原因是中西文化的观念问题。赛珍珠虽然在中国生活过多年，但她毕竟是美国人。美国人的观念是，朋友是朋友，赚钱是赚钱，赚朋友的钱和赚别人的钱一样，这没有什么不对。而在林语堂看来，虽然明知道自己吃亏，也不好意思去斤斤计较，为了报答赛珍珠的知遇之恩，也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赛珍珠夫妇以美国生活方式所提出的签约条件。这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偏偏发生了林语堂因发明打字机到了几乎倾家荡产的地步，所以林语堂不得不向他在美国最好的朋友赛珍珠夫妇伸手借钱。
但当赛珍珠夫妇拒绝后，林语堂还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和观念，觉得人在困难的时候，总需要朋友的帮助，甚至认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可赛珍珠夫妇却不这样认为。当然，赛珍珠夫妇一则不是没有钱，早在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小说《大地》就给她带来了40万美元的版税。获奖之后，赛珍珠的收入更是可观。二则他们也不是悭吝的人，赛珍珠夫妇和许多宗教家一起开展了多种社会福利事业，为美国兵在日本、朝鲜、越南留下的混血孤儿，设立"赛珍珠基金会"，创办"儿童之家"，致力于美亚混血孤儿的救济工作。赛珍珠本人就曾收养过4个美亚混血孤儿。她死后，留给美亚混血孤儿的基金就有700万美元遗产。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结束，完全是认识不同造成的分歧。
再次，林语堂与赛珍珠感情破裂的原因是政治思想认识问题或个人对政治的态度问题。四五十年代的林语堂已经不是三十年代的林语堂了，三十年代的林语堂，是一个"不左不右"的自由主义者；而四五十年代的林语堂，则已倾向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他的爱国实际爱的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国；他怀着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强烈不满，尖锐地批评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对华政策的失误，甚至认为是美国帮助中国共产党战胜了蒋介石。而赛珍珠是以一个美国人的立场来观察中国和中国人的。赛珍珠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和林语堂的就不一样。
1934年她在回美国定居之前，与美国《亚洲》(Asia)杂志主编理查德·沃尔什在北平访问了斯诺夫妇，约请他们做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此后，在她担任顾问编辑的该杂志上，译载了不少鲁迅等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及有关介绍；选登了斯诺的《红星照耀着中国》的片断《毛泽东传记》等资料；以巨大的篇幅报道了"一二·九"运动。1942年，赛珍珠重新回到中国搜集抗日题材，创作了《龙种》(Dragon Seed)和《生路》(The Promise)。这与林语堂的《枕戈待旦》(Vigil of a Notion)把抗战前途寄希望于重庆当局的想法，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赛珍珠实际上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拥护者，但赛珍珠所肯定的东西，正是林语堂所竭力反对的。两人对中国的国事看法，明显存在着矛盾。
还有一事，1944年，林语堂的小说《枕戈待旦》(Vigil of a Notion)出版后，由于小说中明显的亲蒋的立场，使得美国自由主义者对林语堂非常冷落，有人传说这是何应钦给了林语堂"两万美金"的结果。林语堂很痛恨这个谣言，他认为这个谣言是赛珍珠，J.J.singh，Agnes Smedley三个人说的。这也是林语堂与赛珍珠裂痕的根源之一。其实，林语堂把赛珍珠归入"同情共产党的一派人"，显然是对于赛珍珠的误解。赛珍珠实际是站在"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的事情，根本没有倾向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任何一方。
总之，林语堂与赛珍珠感情破裂的原因，版权问题只是导火索，中西文化观念问题、政治思想认识问题或个人对政治的态度问题，才可能是根本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