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普通技能型人力资本的岗位中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整个城市发展的岗位需求上，通用技能型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型人力资本是互补的，两类人力资本共同促进整个城市社会的经济发展（如图4-1）。笔者认为，按照对人力资本的划分，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入，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结构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普通技能型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
人力资本水平是决定城乡劳动力就业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结构性转移的形成原因之一。Chiswick（1978，1979）和Bojas（1987）将Shultz（1960）提出的"人力资本"概念引入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中，将人力资本定义为转移劳动力本身所获得的知识与技能，并用转移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和其他劳动技能来代表他们的人力资本。我国发生的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张翼（2000）根据经验结果，充分肯定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在其职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李培林等，2001）。按照我们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的划分，农村转移劳动力无论在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这里主要是非农工作经验）和劳动技能上都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同时在上一章中我们分析过农村转移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不同的决策目标，在各自不同谈判能力（受到人力资本状况的直接影响）和不同决策目标的作用下，即使不受到各种限制性制度的影响，城乡劳动力在城市中也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形成结构性的就业状态。
本质上，人力资本状况会直接影响到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人力资本与转移和收入机会之间存在正向联系：一方面，转移和收入机会需要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另一方面，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能够更主动地对潜在的、并不确定的转移机会做出反应。下表是以受教育水平表示的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构成状况，虽然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还是比较落后的，到2001年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仅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63％。这就影响了两类劳动力在市场上谈判地位，最终影响了两类劳动力在城市中就业岗位和从业状况的不同。
4.2 农村劳动力结构性转移：基于人力资本的就业与议价均衡
4.2.1 议价理论
议价（Bargaining，也即谈判）理论一开始研究的就是就业和工资的议价。议价理论深入分析了处于垄断双方（劳动力市场是最接近双边垄断状态的市场之一）的参与者怎样采取行动，以及博弈如何达到均衡。
劳动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在二战后，有两个发展，一是对于非完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引发了分割劳动力市场（Segmented Labor Market）理论的发展。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劳动力市场；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因素包括劳动力在技能和受教育水平方面的非同质性，产业部门的不同，地区不同等等；收入分配差距和失业等现象都能够由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加以解释。另一种引人关注的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研究的是外部劳动力市场（External Labor Market）和内部劳动力市场（Internal Labor Market）上不同的工资和就业决定机制，这一分支被称为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二战后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劳动力市场理论由Nash（1950，1953）发展，之后Rubinstein（1982）发表的经典本书标志着战略性的非合作议价理论。合作议价模型和非合作议价理论共同构成议价理论。
本书主要应用的是Nash议价公理性方法的工资和就业议价模型，它可以被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工资和就业议价模型，如管理权模型（Right-to-Management Model）和效率议价模型（Efficient-Bargaining Model）；其二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就业议价模型。我们所要关注的是第一类。
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工资和就业议价模型中最被广泛引用的是管理权模型和效率议价模型。管理权模型首先是由Nickell和Andrews（1983）两人发展起来的，他们假定企业与工会之间进行谈判的目标是工资，而雇佣职工的权利则属于企业一方。在更为一般的情况下，企业与职工进行议价的目标既包括工资，又包括就业。企业与职工之间往往达成一项工资与就业的契约，这一契约对于企业和职工双方来说具有帕累托最优性质，因而被称为"有效契约"（Efficient Contract）。效率议价模型首先是由McDonald和Solow（1981）发展起来的。
实际上，管理权模型和效率议价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职工和企业议价的对象不同。其结论上的区别是在管理权模型中就业数量随着工会的议价能力提高而下降，而在效率议价模型中，只要职工是风险规避者，就业数量就随着工会议价能力的提高而提高。Manning（1987）指出，在管理权模型和效率模型之间有一个连续的中间状态使其中一个过渡到另一个。在这一中间状态下，议价解既不落在劳动需求曲线上，也不落在契约曲线上。在Manning模型中，谈判是根据议价目标的不同分开进行的，根据不同的议价目标，企业和工会之间也相应的拥有不同的议价能力。这一模型假定企业和工会之间首先对就业进行议价，在议价时，参与者已经知道了双方达成的工资协议。
从议价理论的观点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结构形成的原因是厂商、城市原有劳动力和农村转入劳动力三个博弈主体各自为追求其最大化效用，通过工资议价内生而成的。陆铭（2004）根据议价理论就我国现行体制下工资议价模型进行了研究，认为"劳动力对工资的影响是通过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机制来达到的，也就是说，虽然职工没有与厂商进行工资和就业的议价，但他们至少可以根据工资水平来选择自己的努力水平，这样厂商在进行工资和就业的最优决策时，就不得不考虑到职工的行为选择。"本书则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并存的市场条件下，厂商在进行工资和就业的最优决策时，需要考虑的是不同技术岗位如何安排不同意愿供给价格下的劳动力，其议价符合Manning模型的特征。
4.2.2 结构性转移的理论分析
1.两类劳动力的议价
能实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都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即达到了"门槛技术"。同时，由于我国现阶段农村教育水平相对落后，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只能达到一个有限的水平，假设令其为δ1。于是我们可以在下面的分析中，将技术要求高于δ1的岗位称为"高技术部门"，将技术要求低于（包括等于）δ1的岗位称为"低技术部门"。基于这种划分来讨论两类劳动力的议价。
（1）农村劳动力的议价
农村劳动力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δ∈［δ0，δ1］，只能从事低技术部门的工作。若令低技术部门岗位需求为L′，则低技术部门存在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的大量供给，因而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远远小于厂商，可能的议价解不一定具有帕累托最优性。如图4-2所示，E0点是一种极端情况，在这一点上等效用曲线与等利润曲线相切，劳动力的技术水平等于δ0，即刚好符合岗位要求，其议价能力为零。此时，劳动力只能得到最低收入w0δλ0。而就业水平由边际生产率与工资相等的点决定。若劳动力技术水平超过δ0且低于δ1（这也是通常发生的情况），劳动力议价能力有所提高，但仍然远小于厂商的议价能力。因此，议价解位于劳动力需求曲线上。当劳动力技术水平达到δ1（农村劳动力的技术上限）时，议价解使得厂商实现了利润最大化，而存在大量的失业劳动力。
（2）城市劳动力的议价
在我国，城市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社会保障制度都比农村优越。一般而言，城市劳动力由于声誉等非经济目标不愿意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或低技术要求的工作，这种心理的市场表现是他们不愿意接受低工资。因而，可以假定城市劳动力受到最低声誉工资（设为w1）的约束，而从厂商的角度只有技术水平达到δ2才会支付w1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