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忙战斗打响前，吴仁宝特地指定58位姑娘称了称体重。大忙一过，竟然出现奇迹：有38位姑娘增了体重。现今姑娘增体重是件愁事，可那年代绝对是喜笑颜开的美事，更何况是在出力流汗的农忙季节！这就是吴仁宝为百姓创造幸福的细节之一。“办食堂”曾经被当做一种极左行为进行过批判。可吴仁宝不这么看，他看到的是农民们为了集体生产出大力流大汗，如果不能把身体搞好，哪儿来冲天干劲？于是他力排众议，办起“农忙大食堂”。农民们高兴呀！干活有人管饭，自然心情舒畅。这心情一舒畅，啥苦啥累都不在话下，身体也就跟着长膘了！华西村的“农忙大食堂”一直办到80年代，后来“大食堂”就变成了大饭店、大宾馆和各种风味小餐厅。现今村民不管男女老少，每人每年有3000多元补贴，可任意在这些地方免费就餐，这是后话。
华西人有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口头语。早在70年代进行“造田”战斗同时，吴仁宝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建设社会主义富裕新农村的经验，即：单一的农业很难使农民们真正富裕起来，只有彻底解放农村生产力，走农村工业化道路，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才有出路。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经历了一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
在跨越30年的土地集体耕作之后，农民重新获得了种地的自由--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各地展开，成为那个时期“三农”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改革标志。面对全国性的农村改革形势，以集体经济壮大起来的华西村的路怎么走？吴仁宝必须回答。
“分？！当然分有分的好处。可分与不分仅仅是个形式。中央政策的意图很清楚，以分田到户为主要改革内容的承包责任制，其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富裕起来。这说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并不是绝对的、根本的一条，就是看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们能不能过上富裕日子。我们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农民们都开始过好日子了，为什么一定要分呢？华西村现在的头等任务是要更大力度的解放生产力，让大伙儿的生活更加富裕、全面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吴仁宝的回答掷地有声。
南京。花雨台。细雨蒙蒙中，100多位神情肃穆、列队整齐的农民，紧握拳头，面对革命先烈纪念碑，各个庄严宣誓：“苍天在上，大地作证，我们华西人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决心苦战3年，目标1亿……”尽管雨水打湿了每一个宣誓人的脸，但人们还是认出了领头宣誓的那个年长者，他就是吴仁宝。
这个日子是1985年8月19日。这一年吴仁宝58岁，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共产党员。
在雨花台的那次雨中宣誓，心细的人会发现：流淌在这位老共产党员脸上的，不尽是飞扬的雨水，更有两行是滚烫的泪水……
外界人一提起吴仁宝，只知道他是华西村的党支部书记。其实吴仁宝还当过乡官、县官，只是他在当乡官、县官时从没有丢过华西村支部书记这个职务。吴仁宝一生中最大的官职，是他在1975年4月至1980年5月这段时间里出任的江阴县县委书记一职。
“不行不行，我是一个农民，文化水平低，怎么能抓得了一个县的工作吗？”在上级领导告诉吴仁宝已经决定让他出任县委书记时，吴仁宝再三真诚地推辞。
“我们认为行。你事业心强，魄力大，干劲足。再说你也兼任过多年县委副书记，在负责一方面工作中抓得很好，组织上考察的结果，大家都觉得你能挑起新的担子。再说，陈永贵不也是从一个农民、一个村支部书记，一直到现在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嘛！”领导举例说。
“我的水平哪能同陈永贵同志比？再说，我也离不开华西……”“这个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你当江阴县委书记，仍兼任华西村支部书记。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不也还兼任昔阳县委书记嘛！”瞧，又拿陈永贵说事。
组织决定，没辙。于是吴仁宝就从村支书，一跃成为专职县委书记兼华西村支书。之后的5年零一个月里，吴仁宝以抓华西村的干劲和经验，坚持从实际出发，抱着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心愿，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在复出的邓小平向全党提出的“全面整顿”精神鼓舞下，以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上任县委书记的第一年就提出要把江阴“一年建成大寨县”，并用他特有的形象语言把几项奋斗目标编成一首诗：“七十万亩田成方，六万山地换新装，五业发展六畜旺，社会人人喜洋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975年，虽然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使各条战线如久旱中迎来一阵春雨，但“文革”所形成的只讲“阶级斗争”、不抓生产和发展的政治风气，在当时的农业战线也还极其严重。吴仁宝想实现“誓改江阴面貌”的雄心十分困难。“建设新面貌，县委是关键；不怕群众不愿干，就怕县委不敢干；不怕农业上不去，就怕领导干部下不去；不怕基层干部不团结，就怕县委班子思想不统一。”面对重重压力，吴仁宝在县委常委会上用这朴实而炽热的语言，感动和激励着县委一班人。“干社会主义，就要拿出真变化”。吴仁宝结合江阴实际，提出3项“大跨步”。在这一系列措施中，有一项最能体现吴仁宝作为基层领导干部的实干作风，他要求县机关干部改变以往坐办公室的作风，实行“三三制”，即三分之一人员到基层或农村，三分之一人员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三分之一人员留守机关处理日常事务。如此一来，整个江阴县机关和基层单位的干部，精神面貌和工作干劲为之一新，全县各项工作呈现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景象，江阴的各项发展由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阶段。从1975年至1980年吴仁宝任县委书记的5年里，江阴县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整整翻了一番多。
江阴本先进，昔尚不逮今，今日沸腾谋建大寨县，苟欲描摹语言良难寻。
我闻此讯心跃然，不胜欣喜望南天，仁宝同志江阴众，英雄业绩维仔肩。
更思举国数千县，孰不能如江阴焉？……
这是身居京城，与吴仁宝同乡的中国语言大师叶圣陶老先生在报上见得江阴欣欣向荣变化时，“感极喜极”地给吴仁宝作的一首诗。老先生感慨万千道：“我乃苏州人，想苏州人当同此兴奋。即非苏州人，亦必欢呼称颂也。”一生耿直天真的叶圣陶先生哪知他所万般欣赏的农民兄弟吴仁宝的“英雄业绩”，在一些人眼里却并非如此，加之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我们都曾记得，随着以陈永贵为代表的一批农民典型和大寨旗帜的纷纷失色，或退出政治舞台，红了几十年的吴仁宝似乎也让个别喜欢在某个政治气候中捞稻草的人看到了机会，他们先是写黑信说“华西是假典型”--华西假了吴仁宝还能真吗？这种逻辑的推断所造成的恶果极其可怕。而吴仁宝坦荡无私的工作作风，又使一些“讲实际”的干部党员也到了“出出恶气”的时候……
1980年5月中旬的一天，江阴县直机关召开党员大会选举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共江阴县第五届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发生了一件曾在中共江阴县委和江苏省党史上十分罕见和震惊的事：身为江阴县委书记和中共江苏省省委委员、业绩灼人的全国老典型吴仁宝，竟然落选了！县委书记落选县党代会代表，更何况这个县委书记此时还是党的全国“十一大”代表呢！这是吴仁宝一生从未有过的一次大起大落--是在他入党整40年时、官职最大、为党的事业干得最火热、功绩很大的时候出现的政治命运，刚毅的吴仁宝此刻想流泪都没有可能……
无奈中的上级组织考虑到这种局面，决定调吴仁宝任地区农工部负责人，但吴仁宝请求道：
“我来自华西，还是回华西。我是党员，一生唯一的愿望就是为百姓多干点实事，坐机关不太适合我。”面对一位不计名利的老共产党员的诚恳请求，组织上最后答应了他。
吴仁宝从“县官”的宝座上又回到华西村当起了农民。
南京雨花台前宣誓时那两行泪水，是不是这位老共产党人内心涌出的一丝委屈？还是其他什么？吴仁宝从没跟人说过此事，华西村人在这种不平中也获得了一份欣慰，他们再一次看到老支书意气风发地回到了他们中间！58岁的年龄从县委书记岗位上正常卸任，以后的日子颐养天年也在情理之中。然而非正常“下台”的吴仁宝却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重新回到了生他养他，并与村民并肩用汗水改变了旧貌的华西村。
现在吴仁宝的身份依然是农民。他的实职是村支部书记（这一职务在任县委书记时一直保留着）。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甘心自觉自愿去接受这样的命运选择，即便是伟大的人物。但吴仁宝做到了，他以一个共产党员期待“为民造福”的宽阔胸怀和崇高追求，完成了他从一个普通农民到时代伟人的人格升华和心路转变的涅槃。
之后的20年里，吴仁宝这位老先进、老劳模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踩踏的每一个脚印，都体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先进性。而他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对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方向的真知灼见与成功探索，都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80年代造厂”，是他不断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亿元村”--这是吴仁宝领着他100多名华西村人在南京雨花台前发出的誓言。选择雨花台，这就意味着吴仁宝下了“誓死不休”的决心。
今天的华西村每年产值以100个亿的速度在递增。可在80年代时，“亿元村”对中国农民们来说，如梦里的天堂一般。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之所以牛气冲天，就因为那会儿他村里的产值已达3002万元（1983年），比在全国早出名的华西村高出一倍多的年产值。
“亿元村”的目标，对一个仅有千把人的华西村而言，如一座近似高不可攀的泰山。
吴仁宝不愧是一头永不知倦的拓荒牛，他的每一次发力都让人惊骇。3年实现“亿元村”，而且是“三化三园”的“亿元村”，即绿化、美化、净化和远看华西像林园、近看华西像公园、细看华西农民生活在幸福乐园--这是吴仁宝当时给华西村描绘的蓝图，它浸渗着这位一辈子与农民滚打在一起的老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作风：不仅要追求物质文明，更追求精神文明；既要好看，又要实惠。而这也正是农民们拥护又欢迎的理想家园。
“搞建设，就得拿出革命先烈那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从今起，我们每个党员干部都要以身家性命来押保华西3年内实现‘三化三园亿元村’的目标。拿笔来--”南京雨花台宣誓回村后，吴仁宝第一个在干部责任保证书上重重写下自己的名字。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签名，村里的党员干部们知道：责任保证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在“亿元村”的奋斗中如果目标没有实现，他们的家产将全部归公！如此悲壮的农民革命啊！“从那年起，每年我们华西村党员干部都得在村民面前‘签字画押’一次。正是这种豁出去的拼命精神，使党员干部的责任心、事业心获得了极大发挥与激励，华西因此也有了一年更比一年好的直线上进的局面。”吴仁宝说这话时，一腔慷慨和激情。
华西村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便在这般悲壮的号角中吹响了战斗的进军曲。
田野上的工厂该是个什么样？显然吴仁宝想的绝不是那些“乒乓乱响”的作坊式小厂，这回他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厂梦！从田园到工厂，中国农民跋涉了5000余年的路程，现在吴仁宝欲一步跨越。
“攀远亲”、“搞联营”、“借他力”、“寻远航”……那岁月，吴仁宝既像乐队的总指挥，又如亲自上阵演奏的大提琴手，忽儿掀动百舸争流的奔腾旋律，忽儿写奏绿色田野的春天童话。令人目不暇接，陶醉又迷恋--跳出“村门”进“城门”，闯出“国门”富“村门”，借脑袋生财，租梯子上楼，绑大船远航……这一招一术，无不显示着吴仁宝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胆识与气度。这期间，由华西村创出的诸如“星期天工程师”、“教授下乡走亲戚”等媒体新名词也不断在人们的耳边响起。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吴仁宝这位农民改革家一手谱写的“造厂”乐章中那些闪耀着光芒的精彩音符……
现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教授村民”程先敏走过的人生经历，无疑是这些精彩乐章中那颗闪耀得格外夺目的“音符”。
那年程先敏39岁。这位因不甘“囊中羞涩”而独自辞别西安交通大学的年轻教授，有一天怀着好奇心走进华西村……
“你是大学教授？”“是。我家在陕西商洛地区，农民出身。因为家里穷，所以上学后特别用功，从小学到大学读书一直是跳级的。十几年寒窗苦读就是为了跳出‘农门’，可真当了大学教授后又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能力改变家族的穷困，所以只身来到苏南想寻求生路……”“你学的什么专业？”“机械制造专业。”“听说你在我们华西村附近的另一个地方有过3年的办厂经历，现在为什么又要走了？”“是，那个厂我去后效益翻了好几番。但最终因为我是个外地人，他们在作许多关键决策时不听我的，眼下工厂每况愈下，我也不得不走了……”“那--你愿意上我们华西村吗？”“如果我来了，你们能发挥我的专业特长并按照我的建议办企业，并且不把我当成外人吗？
”“完全可以--只要你是对的，只要你真心把自己当做华西村的人，华西村会真心诚意对待你的。”“那我愿意留在华西。”“好！”一双长满老茧的手热情地伸向年轻的教授。程先敏认出了站在他面前一直笑眯眯的老人就是华西村老支书吴仁宝。
“说说，你这位教授留在华西村有什么条件？”吴仁宝喜欢直截了当。
“没什么条件。”程先敏回答得也很直截了当。
“真没？”“真没。”程先敏肯定地摇摇头。见老支书的眼睛盯住自己不放，于是只好说：“工资可以低一点，300来块就行……”吴仁宝再一次伸出双手，握住年轻教授的手，十分欣慰地笑道：“你是个跟我合得来的人！好好干吧，华西村有你的用武之地！”程先敏就这样成了第一个到华西村工作的教授。他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令人敬佩的工作干劲，在华西村“造厂”创业中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本领。年末，程先敏要回陕西老家探亲，吴仁宝给他3000元钱，并说：“你一个月拿300块工资是亏的。”老支书的一句话，让年轻教授十分感动，程先敏其实知道，那时华西村一般的干部和企业管理者也就一个月拿100多元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