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部分都过了18岁的成人年龄，不可能因为高考而剥夺我们作为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基本的权利。我们要求的起码权利--不是西方政界指责我们的那种人权，是我们作为新世纪一代的中国青年人应有的那种既有严格要求、又能体现我们健康快乐与个性自由的权利。”一位现在就读于北京著名学府法律专业的原高三生如是说。
关于学生的人权概念，我问过不少家长，但他们在没有前提下的回答显得很空泛，可真正接触到自己子女的实际情况时，其回答又让我感到吃惊。
“孩子的人权必须建立在一种有所约束的条件下，比如他们应该在完成学校和家庭对他们的基本要求前提下，才能谈论此事。”--这是一位在大学当人文教授的学者的回答。原因是他的儿子也是位不安分守己的淘气学生。年轻的教授是在恢复高考后圆大学梦的“老三届生”，他的体会非常深切：“我的结论是，在中国尤其是现在或今后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没有高学历，就意味着你失去社会对你的尊重与选择。设想一下，一个没有高学历的人，你想让社会来重用你，除非在你通过无数次、无数年的艰苦拼搏后才有可能，有高学历者可以在走出校门时就获得社会所给予的机会。难道我们作为家长，有谁真心愿意自己的儿女在无尽期的努力与等待中让社会来承认和选择他吗？不会。那样的代价不仅仅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与民族所不允许的。”
不能不说这位高谈阔论的学者的话没有道理，但又有谁能为我们的孩子想一想呢？
“剥夺了起码的权利，剥夺了自由，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我们不就成了一种机器？成为让家长、让学校、让一个用先前的那种早已为我们设计好的模式来造化我们的未来吗？这就是你们大人们天天说的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吗？再说，当我们一个个变成考试机器后，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创造、我们的幻想，我们的灵智，还有我们的爱情都被泯灭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是可以吸引我们生命活力的源泉？死吧--做一具还有心跳的僵尸吧！”
学生们这样告诉我。我也正是想用实例来回答不少家长和老师在这一问题上的某些固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后果，值得大家深思。
实例之一：《贵阳都市报》刊发的一位中学生留给父母的遗书：
敬爱(的)爸妈：
我已不存在，请不要悲伤。我很对不起你们，请原谅。
我知道你们把我养这么大很辛苦。但是呢，我又没有报答过你们。我的成绩从来没好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有想死的念头，我曾经有过几次想死，但是我还是不愿意过早地死去，但是这一次，我已经彻底的绝望，并不是什么原因，而是我已感到，我是一个废物，样样不如别人。而且由于没有交成绩册和补课本，(老师)没有(让我)报到，也没有(发给我)课本，今天我们班上来了个新生，侯老师对他讲：“后面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差生……”我想，我也被老师列入差生行列吧。我也感到很绝望。下午，我去问老师，星期一交行不行？据同学说，他假期作业有两道数学题没做(没有通过小组检查)，老师说：“不行，今天不交星期一就不准上课。”我真的绝望了。
我也想过，我一死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呢？有坏处、有好处，我一死，会给你们精神上加了不少压力，好处是我一死，你们可以节约一大笔钱，你们可以不用愁我的开支，你们可以尽情的游玩，坐飞机、坐火车、坐轮船，而不用为我担心。我死了，也不要传开来。因为会带来别人所讲的闲话，使你们很不好。如果真的很想我，便给我写信，你们尽情地玩乐吧，你们也不要想不开，存折密码是１１２２。来生再见。
李渊
另加一句：妈妈，不要责怪爸爸，爸爸也不要责怪妈妈。记住。
李渊的死，据贵阳的市民讲，8天后报上刊出了这封遗书，几乎所有的贵阳人都为如此懂事的小李渊惋惜和痛心。李渊是位中学生，在他的遗书中非常清楚地看出他的死因并不复杂，但却令人深思。那个老师简单而又残酷的一句“差生”和一个“不交作业就不让上课”，使早已对死读书和以分数论优劣而绝望的小李渊产生了直接的想死念头。而李渊对死所表现的那种冷静和死前周到地为父母考虑的那种成熟，更使我们为失去这样的好孩子而痛惜万分！
我们不难从遗书中看出，李渊已经是个中学生了，他有思考和处事的成熟的一面，同样在他的眼里，人生尽兴地玩乐是最大的难得、最大的幸运、最大的幸福--他因此用一句听起来十分幼稚却无比真诚的“你们尽情地玩乐”来祝福自己的父母。读到这里，我们还有谁不感到中国的孩子们因为上学而受到的心灵创伤是何等的严重！
实例之二：见《北京晚报》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６日(记者张鹏)
高三生杀死亲生母亲
本报讯：一个１９岁的中学高三生在没有深仇大恨和严重矛盾的情况下，竟然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杀死后碎尸抛入湖中。昨天下午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朱宇故意杀人案带给人们深深的思考。
在昨天下午的庭审中，旁听席上座无虚席，被告人朱宇被带上庭后，人们发现他还是一个脸上显露着稚气的男孩，然而当他用平静的口吻叙述所做的一切时，人们被深深震惊了。今年１９岁的朱宇正在上中学，面临着高考，他的家庭物质生活优裕，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对他寄予了厚望。然而去年３月，朱宇萌生了杀母的恶念。朱宇说他对母亲的不满是从１９９６年开始的，当时他父亲因肝病住院，后来终因病重去世，他认为父亲的病本来可以救治的，但母亲怕花钱多没用好药，所以父亲才死。父亲死后，母亲与一个男人来往密切，朱宇认为母亲就是为了这个男人而不去救父亲，平时因朱宇的母亲对他学习管得很严，母子俩经常争吵。去年３月２５日，朱宇交女朋友被母亲反对，两人又爆发了一场争吵，朱宇在这一天起了杀心。
朱宇找到同学崔楠，把杀母亲的想法告诉了他，让他帮助一起干。由于两人是好朋友，崔楠同意了。于是两人开始了周密的准备工作，朱宇翻阅了一些案例资料和有关人体生理解剖方面的书籍，接着买了一瓶镇定剂和一盒感冒冲剂。３月２８日中午，朱宇的母亲匆匆从外面赶回家中，不顾自己感冒，准备帮助儿子温习政治，准备考试。朱宇佯装关心母亲，就去冲了一杯感冒冲剂，他把碾碎的镇定药放在冲剂里，母亲喝了药，不一会感到很困，就进屋睡了。朱宇在屋外耐心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母亲睡得完全没有知觉了，他和崔楠用早已准备好的尼龙绳猛勒母亲的脖子，又割开了她腕上的动脉，杀死了亲生母亲。
朱宇和崔楠将他母亲的尸体肢解了，第二天早上抛入一公园湖中。然后朱宇到派出所报案说他母亲失踪了。接着他找人打开了母亲放在家中的保险柜，拿出一张８万元的存单，兑换了现金，给自己买了ＢＰ机、手机等物，并且筹备着用这笔钱开一家咖啡厅，直到去年４月１６日，他被公安机关怀疑并拘捕。
在庭审中，北京金桥律师事务所的何桂深律师担任朱宇的辩护人，他认为由于父亲过世，高考紧张，和家长缺乏交流，感受不到家庭温暖等原因，朱宇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人格障碍，使思维意识逐渐偏离了现实，导致了他杀母的罪行……
朱宇的事同样引起了北京市广大市民的强烈反应，《北京晚报》在披露此事的那几天里电话不断，因为法庭审理此案时正值当年高考生紧张复习的最紧要关头。据值班编辑介绍，市民们的来电中，除了一部分觉得像朱宇这样连亲生母亲都要如此残忍地杀害，且杀害后采用的手段之恶毒令人发指，必须严刑制裁外，很多社会学家指出：逼朱宇做出杀母行为的根源正是朱宇的母亲太看重和威逼了儿子的高考学习。有位与朱宇同时正准备参加当年高考的学生在电话里对编辑说，像朱宇杀亲生父母的心理他们同学中不少人有。“因为大人们为了让我们考上大学，简直把我们当作牲畜一样对待，我就被父亲用皮带抽过好几回。当父亲在空中挥动皮鞭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真想拿起刀砍断他的手，并且在他知疼的那一刻再问他一声：我是不是你的亲生骨肉？如果是，你就不应该对我这样狠毒；如果不是，那你这样打我，我就可以杀死你，公安局找我算账时我不怕，因为我是在自卫……”一位高三同学用亲身的心理感受谈了自己对朱宇事件的看法。
在写到朱宇这件事时，朱宇这位只有１９岁年轻生命的高中生，由于犯下故意杀人罪，且情节极其残忍而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我特意拨通审理朱宇一案的法官和熟悉他的人进行了交谈，问他们朱宇杀母与他母亲对他的高考期望值太高有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法官的回答非常肯定，因为据朱宇自己“悔悟”时谈到，他母亲平时工作比较忙，对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学习要好。母亲在朱宇的父亲死后，有自己的生活打算，今后不可能跟儿子过一辈子。但作为对前夫的一个交待，儿子必须考上大学，也只有儿子考上大学，她才能既对得起死去的丈夫，也好重新安排自己后半生的生活。因此她对朱宇上大学的事逼得特别的紧，甚至有种非考上不可的强烈和迫切的愿望。邻居介绍，朱宇从小聪明，脑子反应快，学习也不错，但因他交女朋友后成绩有所下降，他母亲就大发雷霆，不是采取正确引导，而是逼得更紧，并不许他放学和星期天随便出家门。朱宇认为，母亲这样对待他，如果一旦高考不能录取不成了母亲生活中永远的绊脚石了吗？母亲还不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对付自己吗？与其母亲不要我活，还不如我先不让她活，以致在法盲的前提下，做出了常人不可理解的极端行为。
然而，“朱宇事件”并非个别例子。就在我即将对本作品进行“封笔”时，2000年2月25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均以非同寻常的声势，特别报道了浙江金华第四中学17岁高中生徐力因不堪忍受学习成绩排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竟然打死母亲。据报道说，徐力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母亲吴风仙是金华县食品公司职工。由于徐力的父亲长期在外地火车站工作，徐力从小到大基本靠母亲细心照料。徐力的母亲工资不高，全靠帮别人加工点毛衣赚些钱供儿子读书，让孩子过着“吃穿全包，一心读书”的生活。徐力也很努力，一直是个好学生，初中升高中时还考进了一个重点班，也就是学校为那些有希望在高考中跳过“龙门”的成绩好的学生准备的班级。但在强兵如林中的徐力，学习逐渐有些吃力，高一上半学期排名全班倒数第二名。母亲为此对他严厉要求，徐力也算争气，下半学期的成绩一跃升至第10名。母亲吴凤仙喜出望外，便要求儿子从此每次期中、期末考试都要排在全班前10名。然而悲剧也就从这时候埋下了种子。去年11月底，吴凤仙参加家长会时得知，徐力这学期期中考试的成绩排在班级第18名。当天晚上回家，她便把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徐力喜欢踢足球，吴凤仙就对儿子说：“以后你再踢足球，我就打断你的腿。”徐力感到母亲的压力无法承受，委屈的泪水直在眼里打转。今年1月17日中午，徐力从学校回家，吃完午饭后，想看一会儿电视，在一旁的母亲板着脸说：“还有功夫看电视？期末考试快到了，你能保证前10名？”徐力说：“很难考的，我看不太可能考得上。”“考不上你还有心思看电视？”母亲就开始嚷嚷起来。儿子再也忍不住了，心头久压的怒火仿佛一下子奔涌而出，绝望中的他从门口拿起一把木柄榔头朝正在绣花的母亲吴凤仙后脑勺上砸去，直到致死。打死母亲后，徐力感觉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当时他确实也很紧张，但又感到从此可以不受人高压了。为了怕人查出自己是凶手，徐力立即进行了移尸灭迹的一系列手段，还写字条欺骗父亲说“妈妈去杭州看病了”。之后，他居然还照常去参加了期末考试。
然而徐力打死母亲的事件很快败露，并立即在当地和浙江全省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一经媒体报道，使今年春节以后全国上下为之震惊。《人民日报》于2月12日发表了《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教育事业》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也于2月13日、2月14日分别发表了《不能“逼子成龙”》和以《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为题的评论员文章。《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等各大媒体也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如此一个“学生杀母”事件，让这么多中央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评述，足见这样的事已经惊动了中央领导层，而且正如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所说，“近年来，因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导致学生出走、轻生；家长施加压力，教师体罚和殴打学生，甚至造成学生致残、致死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到了‘刻不容缓’需要制止、刹禁的地步。”
实例之三：笔者保存的《落泪是金》读者信札８７号--“集中营”里的那个空位
在笔者的“大学三部曲”之一《落泪是金》发表后，收到过数以百计的各界来信，其间中学生占了相当一部分，他(她)们作为未来的大学生，看到我书中有关许多贫困生的坎坷读书经历后，奋笔给我写了很多信。既有他们对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命运的担忧，同时也向我倾吐了自己的很多“青春苦恼”，突出的是学习上的压力。在这些可怜的学生群体中，我发现了与高考命运誓死决战的“特别一族”，这就是学生们自称的“高四、高五、高六”生们。
高中3年制，何来“高四、高五、高六生？”第一年高考没考上者又复读再参加高考的学生为高四生。
高四生，是复读一年者；高五生，为复读二年者；高六生自然就是复读3年者了。在采访这个群体后我才知道，中国的高考大军中，复读生是每年杀向“独木桥”中承担和付出最多的考生。关于他们饱受的苦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苦大仇深”得几天几夜也倒不完。
浙江金华某中学的一位“高五生”现在成了我的一位小朋友，经常与我通信。他第一次写信给我时就非常直截了当地倾吐了他对现在大学的一些看法，尤其是他“非北大不考”的决心，让我看后十分佩服。这个学生虽说是落榜生，但其思想与文笔绝对不亚于一位在校大学生水平，他悄悄告诉我，去年他高考时已经过了录取线，由于他“非北大不考”而放弃了上大学，重新走进了复读班。因为他不敢告诉盼儿上大学不惜卖猪卖牛的老父亲，所以我在此遵守我与他之间达成的协议而不透露他的真名。他告诉了我好多有关他们复读班里的事，于是引起了我对这个群体的特别关注。
复读班是什么样？
复读班是所监狱。
监狱关的是犯人，
上复读班的人说宁可到监狱，
因为犯人在监狱比复读班更快活。
于是我给复读班起了名，
说它是希特勒的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