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与黄蓓佳在北大同班同学的陈建功就是其中之一。他现在是我的兄长兼上司，是国内外很著名的作家了，还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建功上大学之前当了１０年挖煤工，过的苦日子比谁都多。１９６８年高中刚毕业，还在北京城里“闹革命”的他，突然有一天一个同学告诉他：京西煤矿来招工，我替你报了名，你去挖煤吧！建功就这样去了煤矿，且一挖就是１０年。到矿上后，他喜欢动笔写些东西，又喜欢发表些自己的见解，所以矿工们很欣赏他，工农兵学员招生时，大伙推荐他，但一到党委那儿就没他的戏了。特别是有一天他从岩洞里挖煤出来，看到太阳刚刚升起，就猛然吟起《日出》里的一首诗句：“呵，太阳出来了，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然后伸伸懒腰。这事被“有心人”知道了，于是他便有了攻击“红太阳”的罪名。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他那个矿上时，建功表现得并不兴奋，因为他当时并不太了解时势的变化，只知道自己和被打成“特嫌”的父亲一样是个“反革命嫌疑”，他因此抱定当个工人作家就是自己最好的理想了，而且当时文艺界都认为作家必须是从基层生活中才能培养得出的，学院那种地方不可能出作家。母亲知道了儿子的想法便不答应了，说什么也得让儿子“赶考”一次。建功说妈我现在连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都不知是什么了，怎么个考法呀？母亲说你不会找两本书看看！
“这年秋天，我便开始了一边上班一边温习功课的生活。当时我们矿的知青中大约有一半人都在温习。”陈建功回忆说：“离校近10年，我的数学已经忘了很多，但经过温习有不少也渐渐看明白了，但对最大值最小值的公式我却始终搞不明白，也不肯背。当时和我在一个工棚里住的有个叫黄博文的，他数学挺好，我就发牢骚，我说这太复杂了，我背不下来。他说建功我教你一招，你呀不要按它的公式，你就用导数来解。他也问我，作文怎么开头好呀？我也教他一招，我说你看题目沾不沾边，如果沾边你就可以写成一封信。１９７７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天还未亮，我们矿上用一辆大卡车，将我们这些参加高考的矿工拉去考试。那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我看见寒星还在天上闪着，山路非常崎岖，卡车似乎开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一个特别衰败破烂的院子，这是一所学校。我们都知道，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刻到了。第一门是语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一出考场，黄博文就紧紧地拥抱我，他说你给我出的主意太棒了，我果然是以给我爸妈写信的形式。最有趣的是，考数学时也有两道题是最大值和最小值，我也就稀里糊涂地用公式套用了一番，答案果然很快就出来了。我的数学后来居然得了９５分……听说自己被北大中文系录取的时候，我正在洞里筛沙子，更确切地说，那位工友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时，我正在仰面朝天，躺在沙子堆上晒太阳。我记得听他说完了，当时我似乎淡淡一笑。接着，我又翻了个身，我还想晒晒我的后背。那人说你怎么这样？我说着什么急？反正跑不了。直到我的后背也晒得差不多了，我才爬起来去领我的录取通知单。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儿后怕，那年我也只２８岁，我的心就已如岩石般粗糙了。我的成绩平均在９０分以上，总分好像是３6０来分，在我们班是第四名第五名的样子。最为滑稽的是我的语文得分最低，只有８０多分，其中作文失掉的分最多。大概因为我将作文写的比较花哨，写成了文章，而教师判题时却是按照作文规范要求的。听说北大要录取我时，还很疑惑，特地跑到招生办询问：这个人为什么语文分数最低，而别的分都很高？招生办的人好像说的是，这个人可能是个写文章的人，简历上说还发表过作品……”
那年大考中，像陈建功这样进大学门前后有过奇特经历的不止他一人。
郑晓江，１９７８年考入江西大学。现在他是南昌大学教授，校报主编，在生命社会学科方面是国内知名专家。他在给我寄来一堆他出版的代表作时，随信告诉了我他那年参加高考的一份难忘经历：
……我挤在一辆破旧的井冈山牌货车的边缘上，手紧紧地抓住车厢板，极力屏住呼吸，抵挡着阵阵刺鼻的臊味。
在铅山县参加高考后，我好不容易硬挤上一辆回武夷山垦殖场的车子，谁知它装了一只橡皮做的大氨水袋，车上人多，路又颠簸不平，不一会，氨水溢出，满车冲鼻刺目的气味。我透过盈眶的泪水木然地盯着路旁一排排往后飞奔的小树，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年初，我和姐夫的妹妹郑红返回了阔别１０年的南昌。我这个被戏称“山里的猴子”对变化不算太大的城市突然有了一些说不清的依恋。郑红和同学整日陪我在平整的马路上东逛西跑，晚上则去看《地道战》、《地雷战》等老电影。这种生活比起我在山中出门就攀坡，晚上早早上床睡觉的生活有天壤之别。郑红的母亲在饭桌上边给我夹菜边盯着我说：“你就一辈子呆在山里吗？”这话像箭般直刺我的心脏，就是这一瞬间，我突然下决心：是应该从山里蹦出来，改变改变了！
这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回到西坑分场后，我凭着几本《复习资料》和１９７７年高考全国各省的考题汇编，开始紧张的考前复习。白天我到茶场去工作，区分茶叶的等级，照看整个茶叶制作工艺的过程；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苦苦攻读。
摆在我面前的困难太多了，似乎难以克服。我在农村中学读书，物理课讲农业机械；化学课讲农药的使用；数学课教大家怎么拨算盘；而语文课的教材是一本《毛主席语录》。我的知识实在是可怜得很。况且高考必试科目的地理、历史我压根儿未学过。没办法，拼了。我不停地把各门课程的内容分写在小纸条上，吃饭时背，走路时默，上厕所也拿着一大叠纸条。3个月过去了，武夷山垦殖场参加高考的五六十名知青和总场中学应届毕业的八十余名学生同赴铅山县正式考试。
天气炎热异常，挥汗如雨，许多题目我简直不知如何下手。语文考卷竟然没有作文题，只有一道什么‘改写’题。上面印了一大段文字，要求改写成另一篇文章。我的妈呀！我从未听说过什么叫‘改写’，应该用原文里的话写？还是纯粹用自己的话写？连这一点我都搞不清楚。踌躇半天，只好提笔硬着头皮写吧。每考完一场，众多的考生便围着送他们来的老师激动地议论着考试内容。人头攒动，教师侃侃而谈，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踮着脚吃力地捕捉教师和那些趾高气扬的应届生说的一字一句。我的天哪！好像每一题的答案都与我写的不一样。越听越沮丧，越听浑身越乏力。
坐在这该死的氨水车--大家沿途这么诅咒着，总算回到武夷山垦殖场，再换乘手扶拖拉机，傍晚时分，我进了西坑分场。不愿惊动任何人，我轻手轻脚地回到房间取了内衣，来到平日我常去的溪流边，衣服也没脱，纵身一跃，扑嗵一声，全身没入水中，憋着气，直到肺部要炸开，再探头出水，猛地吐出满腹浊水，定睛遥望溪水对面的崇山峻岭，叹了一口气：这一辈子就呆在这儿吧！
天蒙蒙亮，我又起床坐在溪水边发呆。山上的薄雾还未全散，一丝丝，一缕缕，或飘浮在山腰，或缠绕于翠竹绿树，不时传来几声犬吠，山里小镇的清晨十分静谧，人们还在睡梦中。吃过早饭，我一心一意去做茶叶了。
一个月后，知青们晚饭后照例坐在分场总机房前的木椅上聊天，高考的场景似乎已被遗忘了，我也极力去忘却它。
天渐渐暗了，阵阵凉风迎面袭来，我们仍天南海北地扯着，话务员在里面喊：“高书记，电话！”与我们在一起聊天的分场书记高得福起身进去，一会儿出来对我说：“你考中了大学。”大伙全都愣住了，我有些晕眩，到今天我仍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当时复杂的心情。
第二天，我到场部打听消息。办公大楼前已贴出大红喜报，我的名字赫然列在红榜第一名。全垦殖场近80人考文科，只有我一人考取。
一个多月的沮丧之情一扫而光。１０月份，我出山赴学校报到，搭上一辆装毛竹的车子。坐在毛竹堆上，我用力抓住竹子，说：“现在的命金贵了”。以前我们从未想到珍惜这条命，不知为何，人一有了稍好的前程，连带着对生命的态度都变了……
郑晓江没有告诉我他走出大山时对生命的这种重新认识是不是后来成为了他重点研究生命价值取向学科的一个支点，但可以肯定，那次高考成功使这个“山里的猴子”改变了一生命运。
王学文，１９７８年考生，现为黑龙江农垦红兴隆管理局教育中心干部、高级教师。我们来看看他的“大学圆梦”--
１９７７年初冬第一场雪后，村上小关校长告诉我：邓小平出山了，恢复高考，老三届都兴报名。
刚离开学校那会儿，魂牵梦绕的是想上大学。随着时光流逝，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梦。走出校门已１１年了，人生能有几个１１年？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使我丧失了当兵、招工、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随着娶妻生子、柴米油盐，我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学梦早已破灭。听关校长一说，头脑中的记忆鲜活起来。我抵不住大学梦的诱惑，扔下捆了一半的苞米秸子，借5毛钱报了名。但回家没敢和妻说，怕她不批准。
初试在公社举行。感谢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教给我的知识仍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作文题目是《旧貌变新颜》，我提笔就写：“踏着松花江边初冬的第一场雪，我复员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乡。”真是意到笔随，一气呵成。监考教师一个劲地看我的手，我莫名其妙。原来10个手指有8个缠着胶布。
通知我参加复试是在半个月后，关校长到我家告诉我，１２月２０日到呼兰县城参加统考，并说我那篇作文在全县3000考生中考了第一，已经印发给各学校。公社文教助理到处打听这个复员兵，说以前咋就没发现呢？
妻对我说：“你有本事就去考呗，啥事扯过你的后腿？将来出息了别把俺娘俩蹬了就行。”其实她最心疼的是初考时生产队里扣了我９０个工分，足足相当于春天9个工。
妻把队里刚分的豆油和亚麻籽油装了两桶，我驮到离家１５里的火车站，卖了作考试费用。为了区别二者，我在两个桶上分别贴了标签。在小胡同里溜达，见人就问：要豆油和亚麻籽油吗？就像电影里地下工作者接头对暗号一样。一中年男子叫我到他家去，他把窝头切成片，分别放在两种油里炸，和他妻子反复品尝，一致认定我搞错了。夫妇俩对我的辩解不予采纳，还教育我中年人要诚实。我妥协了，将错就错，亚麻籽油当成了豆油卖。
那一桶豆油成交顺利，一个戴大口罩的男子让我给他送到家去。我乐颠颠地跟在他屁股后走了老远，一抬头却发现到了派出所门口。原来那老客是乔装打扮的治安员。结果豆油没收，理由是：粮油没完成统购计划前一律禁止交易。我心里直后悔，只怪自己粗心大意。
统考那天，我揣着妻给我烙的发面饼，早５点动身，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奔向60里外的县城。等到考场时，人已经成了“白毛女”。考生中，有十六七岁的娃娃，也有比我还老相的孩子爸妈，有一个女的直扯衣襟也遮不住隆起的腹部。我掏出钢笔，写不出字，冻了。我一边随手把笔放在身后的炉筒上烘烤，一边慢慢审题。等要动笔时，发现坏了：钢笔烤成了弯弓，一写字直转。监考老师忍不住笑，把他的笔借给我。我向他笑笑，表示谢意，谁知这监考老师竟是那天买油的中年男人！我急忙低下头答我的试卷。
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我想不落俗套，就写成了一韵到底的散文诗。
中午在跃进饭店吃饭。把冻硬的发面饼掰碎，泡上饭店免费的老汤，再对点酱油、醋和辣椒末什么的，吃起来有滋有味的。望着泛着油花的汤盆和“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感到这家饭店确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心想，等考完后一定写封表扬信。等下午考完试赶到饭店时，发现汤盆和牌子一并不见了。服务员抱怨说供不起了，考试的人太多了。
接下来要解决晚上的栖身问题。住旅店两块钱一宿，超出财力。我找到“四海”大车店，睡通炕，不要被子，一宿三毛钱，正合我意。我坐在炕上角落里看书。电压不足，灯火一明一暗，一会儿眼睛看字就重影，屋里充满了烟味、汗味和泡豆饼的酸味，拌和着车老板粗重的鼾声和守夜人低俗的小调，叫人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炕很热，很舒服。不一会儿有活物在动，开始局部偷袭，后来全面进攻，重点集中在隐私处。不挠，又痒又疼；挠破了，火辣辣的，更痒更疼。划火柴一照，老臭们忙不迭地往墙缝里钻。听说臭虫喜欢对血型，莫非我的前任也是Ｏ型血？我换个地方，学车老板的样子，把衣服脱得精光，用绳子捆了吊在高处。刚有点睡意朦胧，起早赶路的将铁桶、马勺又磕得“梆梆”响。第二天照镜子，眼圈都是黑的。硬撑着考完第四科，不敢再住店，连夜落荒而逃。
文教助理送来通知书时，我正在马圈里起粪。助理很为我鸣不平，说比你分数低的都进了本科，你才走了个大专。我说邓公没忘了咱，够意思了。再说这学咋个上法，我还得和孩子他妈好好合计合计呢。
去学校报到的头天晚上，我和妻子相对而坐，恍如梦中，妻说了很多话，我一个劲地答应，记住了，又没记住。儿子睡了，梦里带着笑。女儿给我数白头发，女儿说：“爸，我也要等长出白发才能上大学吗？
我把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说：不会了，永远不会了。
王秀文，１９６７届高中生，１９７７年考生，现为中央某部驻外高级经济师。
他知道我在写这部“高考报告”，所以打电话告诉我没有他的那段经历，这篇作品“将是残缺”的。如此危言耸听，我便如约去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