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间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９日。
关键人物刘敬宜陈卓林。
关键事件两航起义。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已呈山穷水尽之势，其覆灭已成必然。港英当局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这急剧变化的形势，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当时应港督葛量洪的要求，英国政府从东南亚等地调军以增强香港的防务，香港驻兵顿时增至３万余人，并成立了海陆空三军司令部。除进行军事演习之外，还采取了一些其他的措施，包括建造防空洞、重要建筑物的护墙、空袭报警系统及重要物资的储备库等。此时，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表明“不会派遣空军去协助保卫香港”，以免深陷泥潭不能自拔，这对港英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除了加强防务外，港英立法局还通过了一系列限制香港华人的条例和措施，如《人口登记法》《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等，并加强港警权力，防备和镇压华人暴动。
许多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冲破殖民当局的干扰和阻挠，纷纷返回内地，掀起了香港起义的热潮，其中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起义最有影响。
１９４８年底，曾经显赫一时的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统治岌岌可危。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除指令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将上海银行储存的黄金和珍贵文物紧急抢运台湾，以及命令资源委员会将东南沿海的工厂西迁外，还决定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临时迁往香港。
为此，“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受命让数十架飞机从黄浦江畔的上海机场起飞，“落户”到香港九龙启德机场。随后不久，以陈卓林为总经理的“央航”也紧随其后。两航的大批员工随之抵达香港，至１９４９年初，总共有７０架飞机停在香港机场。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３日，港英当局引用紧急条例，征用中国航空公司香港启德机场修配厂，并分别通知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停止使用及降落香港启德机场。
同月１９日，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同意该机场修配厂暂与港方共用。港英政府与国民政府的这一行动，引起了两航公司广大职工的密切关注。他们知道，国民党政府与港方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启德机场修配厂，而是在于两航的飞机。早在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就曾打算将设在上海的两航总公司和飞行基地迁往台湾，但两航管理人员以台湾缺乏维修设备为理由，拒不迁台而迁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关注在香港的数千名两航员工和飞机等资财，周恩来总理特别点将飞行教官吕明，要他前赴香港去见刘敬宜、陈卓林，希望他们能以大局为重，率领两航起义。吕明千里迢迢将周总理的殷切期望带给刘敬宜，刘为共产党人的诚意所深深感动，他认为起义也许是“中航”通向光明、摆脱困境的唯一选择，但一时又下不了决心。经过促膝长谈，晓之以国家、民族利益，刘终于打消顾虑，同意起义。
而此时的“央航”状况堪忧，大部分飞机集中香港后因无航线可飞，公司陷入困境。当时的营运主要是靠国民党联勤总部包用飞机，为盘踞在云贵等地的国民党残部空运银圆、弹药、食品等。而云贵地区多云，气候恶劣，难免会发生意外。“央航”有一架飞机触山爆炸，带来了很大的阴影。特别是“央航”大部分职工、技师、飞行员赴港后，其家属大多留在上海，他们纷纷写信，言及上海市面稳定，生活安定，规劝亲人回归。这一切给早年即受孙中山“航空救国”思想影响的陈卓林以极大的触动，他深感“央航”在港毫无前途，开始酝酿起义，而与吕明的会晤更使其坚定了决心。
由于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活动猖獗，因而两航起义的准备工作只能秘密地进行。为此，刘敬宜和陈卓林在取得了４０００多名员工的支持后，专门召开了两航骨干会议，决定以１１月９日为起义日期，并确定了第一批北飞人员的名单、先行运回国内的器材以及第一批北上的飞机。就在这时，潜伏于香港的国民党特务有所察觉，向台湾密报，称两航内有共产党活动，刘敬宜有通共之嫌。蒋介石很不放心，唯恐两航资产落入中共之手，于是急电刘敬宜、陈卓林赴台北。蒋介石的电报加速了两航起义的准备。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９日，对两航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这天，两航的５５名飞行员分别驾驶１０架中国航空公司和２架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从香港起飞回到天津和北京。当日中午，两航北上飞机降落至北京西苑机场。第二天，周总理在北京饭店设专宴招待两航起义人员，高度赞扬了他们的这一举动。
１２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慰勉，并任命原两航总经理继续留职，负责接收在港的飞机资产。关于两航的资产，周总理发表声明，指出“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为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有，受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的直接管辖”，“两航留在香港的资产，只有我中央人民政府和我中央人民政府所委托的人员才有权处置”。
并进一步强调，“如两航公司留港资财被非法侵犯、移动或损坏，则香港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并将承担相应后果”。声明发出后不久，台湾当局通过美国军人陈纳德，以美国民用运轮公司负责人的身份，于１２月１９日向香港法院提出诉讼，称这批飞机和资产已被国民党卖给该公司，要求接收。虽然陈纳德最终败诉，但关于两航资产的问题仍引发了一场纠纷，最后在港英当局的庇护下，这笔资产还是落到了美国人手中。
两航起义对于日暮途穷的国民党政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是对港英当局压迫华人的示威抗议，对于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更是一个推动和促进。在两航起义的影响下，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驻香港贸易处国外贸易所、香港招商局等也纷纷宣布起义，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两航起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周总理曾对刘敬宜、陈卓林讲：“你们这一正义举动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抵得上２００万大军，将大大缩短全国解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