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中国人开始了睁眼看世界，深感与世界潮流有着不小的差距，于是便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而派遣留学生出国求学，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当时出国留学的学生中，就有不少敢为天下先的女性，例如单士厘、曾宝荪、秋瑾、陈衡哲、冰心、庐隐和苏雪林等都是较早留学国外的知识女性。
在这个时代转型期，那些曾经裹过脚的中国女性，要到国外留学，就必须伪装成大脚。而装成大脚最简单的方式，莫过于放脚。这样被缠过又重新放开的脚，被称为"文明脚"鲁迅在《忧"天乳"》一文中说："我们如果不谈什么革新，进化之类，而专为安全着想，我以为女学生的身体最好是长发，束胸，半放脚（缠过而又放之，一名文明脚）。因为我从北而南，所经过的地方，招牌旗帜，尽管不同，而对于这样的女人，却从不闻有一处仇视她的。"。在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里，对于曹七巧的脚就有这样的描写："她的脚是缠过的，尖尖的缎鞋里塞了棉花，装成半大的文明脚。"而置身于域外，如果不伪装成"文明脚"，结果就会遭致外国人指指点点，甚至嘲笑和讥讽。世界潮流和"他者"眼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的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从而自觉、主动地赋予小脚以一种负面意义，认为是不文明的标志。而中国留学生在域外放脚，这既是入乡随俗，又隐含有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背叛的意味，其"去中国化"的倾向是不言自明的。鲁迅在《范爱农》中就曾经说过，中国女子"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所以没有必要带"绣花的弓鞋"到日本来。
当小脚藏在鞋子里的时候，因为在个人私密空间里，外人一般很难辨出其大小，因而还可以伪装成大脚，达到以假乱真、瞒天过海的目的。而在必须露脚的公共空间里，譬如说集体澡堂里的时候，便难保不"在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一旦中国女性的小脚暴露出"庐山真面目"，所带来的绝对不是尊严和荣誉，而是因为畸形所引起的好奇，因为走路不稳而受到的嘲笑，因为反人性的野蛮倾向而遭致的鄙视。在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第五章"肆丑诋妙舌生花携重资贪狼过海"中就有相关的叙述。中国留学生朱钟的妹妹蕙儿也追随哥哥到日本留学，准备进一个女子手工学校，学习日本编物、插花之类的技艺关于日本的插花艺术，如下介绍可见一斑："'生花'的插置，在日本也是一种有派别师承的妙技。一只瓦盆，或一个净瓶之内，插上几枝红绿不等的花枝松干，更加以些泥沙岩石的点缀，小小的一穿围里，可以使你看出无穷尽的多样一致的配合来，所费不多，而能使满室生春，这又是何等经济而又美观的家庭装饰！"。由于到日本将近一月了还没有洗过澡，觉得身上腻腻的很难过，于是便随着日本女子蝶子到公共浴室去洗澡，小说这样写道：
蕙儿同蝶子到得澡堂，见蝶子在外面即将衣服脱得精光，蕙儿就觉得不好意思。隔着玻璃望浴堂里面，都是女人，没有穿衣服的，只得面壁也将衣服脱了。他的脚虽是曾放过的，然小时候已将骨头包死，五趾都拳做一团，全不曾打过赤脚，又势不能穿着袜子进去。见蝶子已将玻璃门打开，对自己招手，只得一扭一扭的跟着走进门来。不两步，踏着木板一滑，倾金山倒玉柱，足的跌了一交（跤）。红着脸扒了起来，就蹲在板上，不敢再走。弄得一浴堂的女人都停手不洗，望着他一双脚嗤嗤的笑，羞得蕙儿几乎要哭了出来。幸得蝶子跑了过来，将他扶入池内。他（她）就躲在池角上浸了一会，也不敢出来擦洗，扶着壁一步一步的挨到外面，抹干水，穿好衣，坐等蝶子。
在这段描写中，蕙儿的小脚，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了她民族身份的标记，也确证了她的文化传统。但富有意味的是，叙述者把她和天足的日本女性进行了对比。由于日本在学习中国时亦善于"取其精华，取其糟粕"，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裹足，明时不取八股，因此日本女性"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里巷，行动都和男子无差；所以身体大抵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弱柳，瘦似黄花的病貌"，在澡堂湿渍渍的地板上行走自如，甚至可以"跑"来"跑"去，而裹脚的中国女性却只能"扶着壁一步一步的挨"，稍不留神就会"倾金山倒玉柱"。在这种中外比较中，叙述者制造了一种"情景反讽"，意在对规训女性身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否定，从而折射出他进步的女性观和文化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倒"下去的不仅是中国女留学生的身体，更是富有象征意味的中国传统文化。
另外，这一段文字，也隐含有一种"看"与"被看"的模式。蕙儿在澡堂地板上"倾金山倒玉柱"般跌倒了，结果引来日本女性好奇的目光，大家一起盯着她的小脚"嗤嗤的笑"。在这种再生产社会关系也再生产话语的空间里，权力和眼睛是分不开的，中国女性处于"被看"的客体位置，日本女性则处于"看"的主体地位，"看"与"被看"在视觉政治上无疑是不平等的。日本女性自然的天足和中国女性畸形的小脚相比，其中寓含有一种等级关系和权力关系，具有文明与落后、天然与毁损、正常与畸形、优与劣、美与丑的差异，在这一对比中，日本女性代表着前者，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感；中国女性代表后者，意味着丑陋和畸形。而一旦沦为"被看"的对象，一举一动就要接受"他者"的审视和评判，中国女性在公共空间这种拙劣的"表演"，受到嘲笑和否定的决不只是具体的个人，更是深藏在个人背后的中国式畸形文化。而蕙儿正是因为自觉到自己在无意中充当了遭受否定的文化符号，所以有几乎要"哭"的冲动。
在西方神话传说中，美杜莎的凝视使人变成石头；奥菲士的凝视把妻子打入了地狱，而《留东外史》中中国留学生蕙儿在日本人的凝视下，"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经历了这次出乖露丑之后，"发誓不再入这样的浴堂了"，洗澡都是在浴桶里对付着进行的。这不仅仅是对于跌跤心有余悸，害怕重蹈覆辙，更主要的是，一双小脚使她在域外公共空间感到很不自在，于是把必须暴露小脚的公共空间视为畏途。正如陈西滢所说："要是年纪稍大，思想稍旧，或是曾经缠过足的女子，这洗澡简直成了打不过去的难关。"强烈的形象意识和身份意识使蕙儿不敢在公共空间展露自己有中国特色的小脚，她作为小脚文化承载体的自卑感很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霍米-巴巴曾经说过："文化认同的问题绝不是对一种先在的身份的确认，也绝不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它总是一种身份形象的生产，和在接受这一形象中主体的改造。"通过域外之镜的映照，蕙儿小脚文化身份在"他者"的笑声中遭到了否定，因此蕙儿的文化认同和身份意识难免要经历一个"自我鄙弃"和"自我改造"的过程，对中国传统文化加诸身体摧残式的规训和塑造，自然也就动摇了原先不加怀疑的认同。
与蕙儿形成对照的是颐琐小说《黄绣球》中的女留学生毕去柔的形象，她一双大脚，"走起路来，直挺挺的，两步跨作一步，倒着实爽快"。联系到她的名字"毕去柔"一起考察，所呈现出来的是消解了阴性色彩、充满阳刚之气、满怀自信的形象。经过"主体改造"后的蕙儿，难保不会成为"毕去柔第二"，尽管她的脚已经"万劫不复"，但是在精神上却趋于完整和健全。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吉登斯把现代世界个体从"传统的僵化"中解放出来的自我反思、自我选择、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称之为"生活的政治"。在现代社会中，"反思性把自我和身体与全球范围的系统联接在一起"，因此个人的反思、决策和行动最终都能归结为社会性、政治性问题--"个人的便是政治的"，它"提出有关'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样的问题伦理"。由于这次难堪的经历使蕙儿觉醒过来，她自然要抛弃原先忠实奉行的"生活政治"，萌发对"身体完美"的向往，不需要《黄绣球》中俚调的感化，更不需要《小足捐》中强制性的经济制裁。
对于蕙儿的遭遇，《留东外史》主要侧重于"被看"的中国留学生的感受，没有叙述作为"注视者"的日本人的心理。而在凌叔华的小说《千代子》中，作为"注视者"的日本人的心理得到了鲜明的呈现和极大的补充。"支那女子很糊涂，男子叫缠足便缠足。女子缠了足便不能自由行动，男人要怎样就得怎样了。""在千代子脑子里，浮现着的支那女子真是怪物。在家里软得像一块生海蜇，被水冲到哪里便瘫在那里不会动了。偶然立起来走路，却又得，得，得的像马一样走得很快。"在这里中国女性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怪异"的形象，而究其原因，日本人认为在于中国女性意识上的"糊涂"和形态上的畸形。
中国女性这种病态的身体特征，作为一个有意味的能指符号，不仅被打上了民族文化身份的印记，甚至成为了判断国家强弱兴衰的标志和依据。"支那人，男的是鸦片烟鬼，女的一多半是瘫子，那三寸的小脚儿，你想她能做什么事"；"支那真是一只死骆驼，一点都不必怕呢。你想男的国民整天都躺在床上抽鸦片，女的却把一双最有用的脚缠得寸步难移。实在说，这还不等于全国人都是瘫子吗？"正如子安宣邦所说："近代日本在认识上始终一贯建构异质的否定性他者中国像，其否定性最终付诸战争行为的结果。"在小说《千代子》中，随着两国交恶，特别是"一二八事变"中日本军人在中国战场上"送掉了不少的命"，日本民众普遍把中国人视为"东亚病夫"，对中国充满了怨怼和恶意的想象，认为中国是毫无生机和希望了，所以热切希望政府下定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底，灭掉中国。这样，贪鄙的日本人就可以"放量吃支那料理，玩支那女人的小金莲"，或者娶支那小脚姨太太了。
鲁迅曾经说过，凌叔华的小说"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适可而止"四个字可以理解为含蓄节制的意思，很精到地概括了凌叔华小说的特点：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立场，但是又"并非极端的国家主义者或爱国家"；深刻揭示了日本人的贪鄙心理和对于中国的负面想象，但是却没有把日本人"鬼子化"和"妖魔化"。不过话说回来，将敌人妖魔化的作品虽然读起来让人解气，却无助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凌叔华充满理性的作品，在时过境迁之后，却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随着中国留学事业的发展，女子留学亦如火如荼。五四时期在东京留学并积极参与新村运动的李宗武曾经给《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写信说："近两年来，到东京的小脚女子，比从前多了。日本人见了伊们，自然要呆呆地瞧一下。因为不曾见过这样儿，自然很奇怪。如我们中国学生见了伊们，则一定立刻红涨了脸，飞快地走过。伊们自己也自然觉得很不好意思，拼命想装天足的模样"；"小脚女子去留学，实无异把丢脸的招牌，高悬到外国市场"。裹脚的中国女留学生在日本处于一种"被看"地位，或者说她们是作为中国文化腐朽落后的符号被"他者"猎奇和审视，所以她们"觉得很不好意思"；而中国男学生则因为民族身份和国家意识，也有一种被殃及的痛苦和尴尬。要摆脱这种处境，女生只有装假，男生只有逃离。落后的文化对于他们的身份意识和心理影响，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