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定鼎中原之后，颁布"剃发令"时实行了"两手抓"的政策，一方面采取铁的手腕，强制性地推行"剃发垂辫"，对于违令者进行血腥的屠杀例如"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就是证明，清初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和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纪略》对这段惨痛的历史作了清晰的记载。；另一方面又进一步颁布法令，规定一切罪犯都不准留辫子，命令各地官员把所有罪犯的辫子剪掉，并且禁止这些罪犯剃掉头颅前部分的头发。这种规定，表明"剃发垂辫"是道德合格和受人尊重的标志，而所谓的罪犯都不能享受如此的优待，因而起到了很好的分化效果。正因为这样，清王朝统治下的汉族臣民渐渐都放弃了抵抗和抵触情绪，心甘情愿甚至趋之若鹜地接受了这一新潮发型。鲁迅剪掉了辫子之后，难怪有人骂他是"奸夫"和"缺德鬼"。当时一个美国传教士不无感慨地写道："辫子普遍被视作一个人尊严与荣誉的标志"，"中国人对辫子的看重已几乎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在这种语境下，中国人的辫子，自然受到精心的呵护，成为了一个备受崇拜的图腾，甚至成为了奇特的"国粹"。
鲁迅亲炙了"无辫之灾"，这种痛苦体验让他刻骨铭心，并且从自身的经历中，苦涩地发现中国人"做稳了奴隶"之后对于现实的认同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把剪发视为原罪的根据和标志，对现实稍微有所触犯的人都被视为异类，甚至视为"国民公敌"。 他在《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中写道：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耍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了。
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Ｐｉｇ－ｔａｉｌ--猪尾巴。这一句话，现在是早不听见了，那意思，似乎也不过说人头上生着猪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国人自己一斗嘴，便彼此互骂为"猪猡"的，还要客气得远。不过那时的青年，好像涵养工夫没有现在的深，也还未懂得"幽默"，所以听起来实在觉得刺耳。而且对于拥有二百余年历史的辫子的模样，也渐渐的觉得并不雅观，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来拖在背后，真好像做着好给别人来拔着牵着的柄子。对于它终于怀了恶感，我看也正是人情之常，不必指为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的（这两句，奉官谕改为"不足怪的"）。
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门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或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但这真实的代价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之所谓文学家里，也还有人以这一点自豪，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
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鲁迅的原话，是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民族寓言来读。可以作为鲁迅笔下留学生形象的注脚，对于我们理解小说的内涵不无助益。他这类小说中含有自叙的成分，就是"假洋鬼子"一词也包含了一种充满辛酸和悲凉的自况，有着鲁迅自己的影子。而他不仅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了小说之中，就是他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也都赋予小说中人物了。
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的头发有着"奥德修斯的伤疤"的意义，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身份的标志，并且是个人向群体归宿的条件。在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身份就是通过他身上的一处疤痕来确证的。奥德修斯早年在围猎时被野猪咬伤，于右膝上留下了一处伤疤。而当他远征特洛伊并在海上历尽艰难终于返回故乡时，女仆欧律克勒阿就是凭着这处伤疤认出了二十年前的主人。在这里，奥德修斯的伤疤就成为了一种身份的标记。
假如没有那处伤痕，那么他永远只能是一个"外乡人"，一个"乞丐"，而一旦这处身份标记被确认和肯定之后，他的身份马上就有一个华丽转身，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外乡人"摇身一变成为了"主人"，从"乞丐"变成了"国王"。正是这一处标记，使他的命运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不可思议的逆转。同样，在当时的中国，辫子也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和"奥德修斯的伤疤"具有同样的意义，没有辫子便被认为"非我族类"，就要遭到奚落和排斥。《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和《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尽管在小说文本中叙述者对他们两个人的态度迥然有别，但是他们"无辫之灾"的际遇却不无相同之处。当然，这种追溯还应该包括《风波》在内，只是因为它的主人公七斤不在留学生谱系之内，所以就不特别加以论述了。
第二节身体与意识形态的纠结
一、小脚文化与他者的审视
像现在男子欣赏女性穿上高跟鞋走起路来娉婷婀娜的姿态一样，过去男人喜欢女子的小脚，似乎也是不争的事实。现有诗词可以为证，苏东坡云："门外行人，立马看弯弓"；辛弃疾也曾经写过："闻道绮陌东头，行人曾见帘底纤纤月。"这里的"弯弓"意即裹脚女子所穿的弓形鞋子，而所谓"纤纤月"指的就是女性白皙的小脚。过去人们通常称女子的小脚为"三寸金莲"，从这种"美称"上足可见出国人对女性小脚的喜爱和推崇了。
根据钱泳《履园丛话》的考证，裹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唐后主李煜。"李后主窈娘以帛绕足，令纤小屈足新月状。唐缟有诗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因窈娘而作也。"可以想见，后宫妃嫔因对独特审美效果的追求，所以裹足而舞，以显得婀娜多姿、轻柔曼妙。"裹脚"本来是一种舞蹈装束，可因为上行下效，后来慢慢地从宫廷向上流社会传播，宋代以后民间女子也纷纷仿效，逐渐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习俗，内化为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审美风尚。虽然"裹小脚一双，流眼泪一缸"，但是女孩子们为了前途命运和将来的婚姻幸福，几乎全都在很小的时候就不惜肢体的毁损和形态的畸变而接受"美丽的摧残"。这种陋习要求将女孩子的双脚用长布条紧紧地缠住，使脚趾尖向下，脚掌形成倒马鞍状，整个足骨最终变得畸形。对于接受裹脚的女孩子来说，其痛苦万状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在那个时代却不得不接受这种规范的约束。正如有论者说过，"虽然我们都拥有一个身体，而'我'的存在也源自于我的'身体'的事实存在，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或经常掌握、主控身体的全部发展样貌"。
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规范已经内化到了女性心里，成为一种自发的内在欲求和"为悦己者容"的集体冲动。当然，这样说，不仅意味着女性对于男性的主动迎合，更表明了当时社会秩序中男性处于中心地位，起着主宰和支配作用，男性的价值观念成为了社会的圭臬和标准，相反，女性则处于被支配被操控的地位，女性的身体、姿态、行为和思维方式都受到了男性审美标准的影响。当时女性大都处于"自我意识"蒙昧阶段，缺乏必要的主体性，不自觉地成为了男性意识形态的附庸和傀儡，还不具有现代女权主义和妇女革命的先进思想。
在以裹足为美的风尚的影响下，小脚往往"为容貌之一助"，有时候甚至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在冯骥才的小说《三寸金莲》中，主人公戈香莲就是因为小脚而嫁入豪门，并在"赛脚"中胜出而得宠的。在当时历史语境下，裹脚成为了对女性必不可少的要求和规范，"三寸金莲"成为了社会上通行的审美标准，所以当女性有悖于这一美学标准时，就会被视为"另类"和"异端"，轻则受到诟病，重则处处受到排斥和打压，影响一生幸福。当时，因大脚而受到讥笑和嘲讽者比比皆是，至于因为大脚而所适非人、婚姻不幸者也屡见不鲜。
像莫言小说《檀香刑》中的孙眉娘，纵然生得一副好皮囊，有"孙家眉娘，容貌无双"的美誉，但因为长着一双大脚，结果只能嫁给杀猪屠狗并且头脑痴呆的赵小甲，正像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毫无幸福可言。就连阿Q在对"革命"成功之后进行美妙畅想时，都"可惜"吴妈的脚太大，有一种不满意的心理情绪。即使贵为皇后，位极人臣，但因为一双天足有违封建社会"妇德、妇容、妇工"中"妇容"的要求，仍然不免遭到背地里的非议。明初马皇后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她是淮西人，有人便在元宵节的灯谜画上把她漫画化--画了一个怀抱西瓜的大足女子，其谜底是"淮西妇人好大足"，对她含沙射影地讥笑和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