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就是这样一篇代表性的作品，小说通过对一个留日学子忧郁性格、变态心理和颓废行为的刻画，抒写了"弱国子民"在异邦所受到的屈辱冷遇，以及渴望纯真的友谊和爱情而终不可得的失望与苦闷，同时也表达了盼望祖国早日富强起来的热切愿望。小说大胆披露人物内心深处的隐秘，表现了对爱与性缺失的焦灼与痛苦，有论者认为"作品主人公的苦闷具有独特的历史时代特征，代表了'五四'时期那些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知识青年的共同心理"。尽管"'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但是这种苦闷不仅是时间坐标轴上一个时代的符号，更主要的是还具有空间地域特色，是在异域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作为"弱国子民"痛苦感受的真实写照。
在小说《沉沦》中，主人公在日本求学，由于性格忧郁，再加上周围环境"风刀霜剑严相逼"，于是变得极为敏感和神经质，终于形成了一种自闭症。这种病态的孤独，使他自绝于同学和朋友，变成了一个"零余人"。除此之外，"支那人"的民族烙印和身份意识成为了他的一种心理禁忌，即使对此讳莫如深，也仍让他感到芒刺在背，痛苦不堪。而这种心理上的脆弱反过来又强化了他的"弱国子民"意识，并发酵成了挥之不去、如影随形的自卑。上学的时候，"他每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他避来避去想避他的同学，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像怀了恶意，射在他背脊上的样子"。课堂上，"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难受。看看他的同学，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的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只有他一个人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头，心思却同飞云逝电一般，在那里作无边无际的空想"。下课后，他的同学都在谈笑风生，"只有他一个人锁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作一声"，而别人一见他那副愁容，也只好敬而远之。
由于被冷落和遗忘，所以他分外憎恨他的日本同学，"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走在放学路上，遇到两个日本女学生，心思则变得异常复杂，形成了自卑、解嘲和仇恨交织的混合情绪。小说中有这样的叙述："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她们的仇。"
这是一种典型的"自内殖民"心理。在异国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因为"弱国子民"的民族烙印和文化身份，在强势民族和强势文化的压抑之下，很容易以"他者"的眼光来看待和想象自己，不知不觉地形成一种对"他者"视角的认同。在跨文化创作中，在跨文化的形象自塑中，这种"自内殖民"心理往往与"他者"对"我"的论述所采用的刻板印象（或者说固定形象），也就是形象学上所说的"套话"发生呼应和吻合，形成一种与"他者"口味相同的共谋关系。当然，这种心理倾向并不是为了迎合和取悦居于主导地位的"他者"，而是弱势族裔自卑心理无意识的流露。在《沉沦》中，主人公因为"支那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和接受了"他者"对"自我"的看法，产生了一种浓重的自卑情结，自绝于异国周围的社会和人群，从而导致一种病态的孤独感。
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女人的形象--"阿尼玛"。一般说来，留学域外的中国学子正值青壮年时期，由于生理和情感的需要，不由自主地就将异国的女子当成了追求的对象。在《沉沦》中，主人公以日本女性为"阿尼玛"，在狂热的幻想与追求中抒发了对性爱不可遏止的渴望：
我知识也不要，名誉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
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指"夏娃"--引者注），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是主人公日记中的自白，也是主人公心底的声音。对爱情的吁求，成为了他压倒一切的人生愿望。然而作为一个"弱国子民"，这种最基本的人生愿望在域外注定难以达成。于是主人公便产生了种种爱而不得的颓废。他曾经对房东女儿"窥浴"过，惊异于她"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一双肥白的大腿！这全身的曲线"！他曾经在梅园"窥淫"过，尽管理性的"道德原则"使得他在心里骂自己无耻和下流，"然而他那一双尖着的耳朵却一言半语也不愿意遗漏，用了全副精神在那里听着"，"他想跑开去，但是他的两只脚，总不听他的话"。
此外，对日本女性的幻想，以及愿望的不能满足，使他在"快乐原则"本能的支配下不可救药地走向了"被窝里的犯罪"，患上了不可遏止的手淫癖，"他平时所看见的'伊扶'的遗类，都赤裸裸的来引诱他。中年以后的madam的形体，在他的脑里，比处女更有挑发他情动的地方"。假如说手淫是一种"自慰"的形式，是为了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的话，更可悲的是，他还走上了"他慰"的歧途，鬼使神差地一头扎进了日本妓院里。小说对于日本妓院的描写，很具有狭邪小说情致；而日本妓女，在郁达夫的笔下则成为了另类的"恶之花"，她们不仅销蚀男人的金钱、吞噬着男人的精髓，更主要的是民族歧视弥漫在日本的空气里，无孔不入，连妓院也不例外。当日本妓女问"他"的身份时，"他"那"清瘦苍白的脸"蓦地就"红了"，又有了"站在断头台上"的感觉。
几乎相同的书写内容，把《留东外史》和《沉沦》做一番比较，则可以见出中国留学生的个人心理和身份意识前后有着天壤之别。在《留东外史》中，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女性面前处于一种"看"的主体地位，而在《沉沦》中中国留学生则沦落为"被看"的客体地位。这种戏剧性的逆转，使中国留学生心理优势被阉割尽净，彻底沦落为被审视和被盘问的对象。就拿"窥浴"来说，在《留东外史》中，最不济的王贵和在"在东征纪诗"中都显出一副虽然无知却也无畏的气概来："天赐良缘逢浴家，玉似肌肤貌似花。问余虽不通莺语，口唱足踏亦可嘉。
"相比之下，全无《沉沦》中中国学子的畏缩和恐惧。而至于"召妓"，在《留东外史》中黄文汉去箱根旅游时一次召了四个日本艺妓，并在她们面前显出一副"临幸"的姿态；而《沉沦》中中国留学生则成为了"被看"的对象，被日本妓女问询时惊恐得如"站在断头台上"，对自己的国籍、民族和个人身份讳莫如深。这种转变使得中国学子的形象也经历了从"白天鹅"到"丑小鸭"的巨大落差，在精神上由豪情万丈变成了猥琐自卑。当然，其背后的终极原因乃是因为小说作者"中国意识"的不同所致：平江不肖生还残存着"大中华"的自信；而郁达夫则自我定位为"弱国子民"了。
因为在东瀛备受民族歧视，中国学子不堪承受现实的压迫，在人格上产生了分裂，在心理上发生了变态，而在行动上则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没有过多的徘徊和延宕便蹈海而死了。在临死的时候，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呐喊：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在这里主人公虽然有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但是却把自己在域外所遭受的不幸全都归咎于国家的积贫积弱，把气全都撒到了国家的身上。而正由于不堪承受"弱国子民"所遭受的歧视，他才走向了彻底的沉沦。
在中国古代，一般都主张"文以载道" 的诗教传统，注重"温柔敦厚"的诗学风格，在个人感情与道德礼教之间，要求"发乎情，止乎礼"，情的表达必须止于"无邪"，必须服从传统的道德规范，必须反映和蕴含"道德律令"。宋明理学更倾向于"善"的天性充满庄重的道德内涵，他们认为情感位于表层，道德才是内核，"'情'被降到更为低级的'气'的领域--它迥异于渗透在人的道德天性中的'礼'。这样，'情'被等同于'欲'，沦为不甚光彩的'气'的变种。于是乎，情与欲便都具有了邪恶的涵义"。这种对"载道"的过分注重，使中国文学长期以来形成了蔑视个人感情表达的传统规训，稍有僭越便被视为异端。
自郁达夫的《沉沦》问世之后，因其明显的"原欲"倾向引起了激烈的争议。郁达夫曾经说过："《沉沦》是描写著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著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周作人似乎较为赞同这一说法，他认为《沉沦》是一部"受戒者的文学"，所写的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满足于现实，而复不肯遁于空虚，仍就这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而苏雪林则不无指斥意味地说："不意郁达夫的《沉沦》只充满了'肉'的臭味，不见'灵'的馨香。说这部书表现灵肉冲突，也太辱没这个好名词了！"即使是同为创造社成员的成仿吾，对于郁达夫的"灵与肉的冲突"的观点也持有保留态度，认为《沉沦》的主要色彩，"可以用爱的要求或求爱的心来表示"。不管各家评论观点如何，反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沉沦》把背景和人物设置在域外成就了自己作为"这一个"的独特性，从而迥异于中国文学的传统，触动了中国人的神经，使他们有"话"可说，有"话"要说。
《沉沦》并不孤独和唯一，郁达夫还有一系列其他作品也都表达了"弱国子民"婚恋受阻的痛苦体验。《银灰色的死》写了中国学子"Y君"对日本女子静子产生朦胧的恋情，因为最后无果而终，Y君于一个洒满银灰色月光的夜晚在绝望中孤寂地死去。《南迁》写的是中国留学生伊人被日本M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所受的心灵的创伤。《胃病》里写到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对于萍水相逢的日本少女一厢情愿的痴迷和最后的功败垂成。《空虚》（原名为《风铃》）写了"于质夫"与日本少女在温泉疗养所具有传奇色彩的一夕共眠，纵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劳燕分飞之后一切皆如镜花水月，终究只是一场空虚，令人徒增感伤而已。
在郁达夫所写的这些中国留学生东瀛之恋的故事里，大体遵循这样的结构模式：一见钟情--小尝甜头--最终败落。作为主人公的中国留学生很容易就爱上了日本女子，并为之神魂颠倒，寝食不安，但是最后的结果无一例外的都很悲惨，主人公不是倒毙街头，就是在绝望中蹈海自杀，最好的结局也就是败下阵来落荒而逃。考察中国留学生跨国婚恋失败的原因，无不与"弱国子民"有着潜在而深刻的联系。在《银灰色的死》中，日本女子静子已经订婚，算是"罗敷有夫"了，"Y君"一接触到那个作为静子未婚夫的日本男人，"就如同伤弓的野兽一般，匆匆地走了"，由于在现实中失败，所以只能以杯酒浇块垒。小说《南迁》中，"身体雄伟得很"的日本男子W一出现，中国留学生伊人就一败涂地，最后只能逃之夭夭。
对《空虚》中的"于质夫"而言，日本少女表哥的"品貌学校年龄，都在他之上，他又不得不感着一种劣败的悲哀"，只好在自卑中含恨提前离开了汤山温泉，而"那火车站的站台板，若用分析化学的方法来分析起来，怕还有几滴他的眼泪中的盐分含在那里呢"。《胃病》中中国留学生W君对于一见钟情的日本少女抱有千般幻想，但是结果却得到这样的通牒："这就是我们的最后的会见了。你也永远不要想起我来罢！""我虽然爱你，你却是一个将亡的国民！你去罢，不必再来嬲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