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形正如郁达夫描述在东京小石川植物园和五藏野的井之头公园遇见日本少女一样，"你若和她们去攀谈，她们总一例地来酬应：大家谈着，笑着，草地上躺着，吃吃带来的糖果之类，像在梦里，也像在醉后，不知不觉，一日的光阴，会箭也似的飞度过去。而当这样的一度会合之后，有时或竟在会合的当中，从欢乐的绝顶，你每曾立时掉入到绝望的深渊底里去。这些无邪的少女，这些绝对服从男子的丽质，她们原都是受过父兄的熏陶的，一听到了弱国的支那两字，那里还能够维持她们的常态，保留她们的对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来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
在这里郁达夫把日本少女想象成纯洁无邪的一族，她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蔑视只因渊源有自--"原都是受过父兄的熏陶的"。其实日本少女是否真正的纯洁无邪是值得怀疑的，而她们这种心态渊源则不言自明。近现代中日两国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国家关系，现实生活中跨国婚姻遭到的阻碍与排斥，不仅来自中国，更主要的是来自日本。在现实生活中，佐藤富子和郭沫若同居的消息传到家里的时候，家里人的反应是"家里出了和支那人结婚的女儿，愧对祖先"。当妹妹佐藤操和陶晶孙结婚的时候，亲戚们在佐藤父母的授意下对她进行了劝阻和谴责，并且最终拒绝出席婚礼。庐隐在《东京小品》中也记述了一个名叫斋藤半子的日本女性和中国留学生余君发生了恋爱关系，但是因为家庭反对，两人只得在东京私自结婚。后来她身怀六甲，而余君则回国参加革命，成为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由于这种婚姻得不到她家族的认可，那么她的孩子就只能算是私生子，在无计可施的情形下，只得把孩子给了她妹妹收养，孩子也就改随了她妹夫的姓，与她断绝了母子关系。从这些跨国婚恋受阻的事例的背后，不难发现日本人对中国人轻视的情感态度。
郁达夫说过："独自一人在东京住定以后，于旅社寒灯的底下，或街头漫步的时候，最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这句话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具有极大的阐释空间，也就是说东京的日本女性让他意乱情迷，但是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地位的落后成为了他达成自我愿望的最大障碍。这种感受使郁达夫的留日小说几乎都在演绎一个永恒的主题：作为"弱国子民"的"支那人"身份是性苦闷之源，同时也是爱情的最大杀手，应该为跨国婚恋的难以达成负责。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一逻辑和结论并不错。但是在域外受了委屈就把怨气撒到自己的祖国身上，这种哀怨似的悲叹，应当说和郁达夫的个人性格不无关系。从本质上说，郁达夫生性敏感、脆弱，又因为为文极为诚实，信奉"'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因而在他大胆的书写中，主人公情欲旺盛，感情恣纵，在面对日本女性的诱惑时，既无法克制自己，又无力征服和占有"她者"，永远处在"性"的苦闷和"爱"的饥渴当中。可以说，"弱国子民"既是这种苦闷的根源，又成为了在现实中受到挫折之后的出气筒。
郁达夫小说凸显了"弱国子民"身份的中国学子在东瀛情场上的悲哀，他对"弱国子民"身份的强调，确实体现了留日小说创作的一种转向，与此前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迥然不同。在《留东外史》中"弱国子民"的逻辑并不存在，中国浪子在东瀛情场上生龙活虎，如鱼得水，他们在肉体上离不开日本女人，但是在精神上却极其蔑视和贬损她们，把她们视为下贱的卖淫妇。这种把日本及日本女性"妓女化"的倾向，虽然折射出作者落后的妇女观，但是其终极目的无非是为了要显示出大中华的胜利。到了郁达夫的笔下，则"将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日本女性的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由下贱的泄欲工具摇身一变为美丽而高不可攀的"女神"，具有生命力蓬勃的肉体和活泼温柔的心灵；而中国学子则沦为了"弱国子民"，没有任何优越感可言，只能在自卑的炼狱中饱受煎熬。日本在现代化序列中领先于中国，面对一个充分现代化了的日本，受"进化论"史观支配的郁达夫无力在文本中对这种社会现实进行颠覆和解构，或者以"丑化"日本的方式获得一种替代性补偿，凭着一种诚实的书写，他笔下的留学生呈现出"弱国子民"的形态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积贫积弱和在国际秩序中的落后，许多负笈海外的学子感受到了，在他们的创作中都留下了"弱国子民"的身影。当时除郁达夫之外，还有郭沫若、张资平、滕固、巴金等，他们在小说创作中也对留学生形象进行了刻画，对"弱国子民"这一主题模式进行了发掘和书写。郭沫若在《鼠灾》中写到中国学子即使和日本女子自由结婚了，但是他们却遭到女方家庭的"抛弃"；在《飘流三部曲·歧路》中日本女子嫁给中国学子，却"因此受到了破门的处分"；在《人力以上》中，日本女子与中国留学生结婚后，只得"和家庭绝了缘"。这种书写取材于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在一定程度上"现身说法"似地揭示了当时日本社会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歧视，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只是"弱国子民"而已，中日跨国婚姻有着重重障碍，难以被日方家庭所接受。
当然，对中国留学生是这样，对中日跨国婚姻所生的孩子，这种歧视也仍然存在，尽管他们身上存留着日本人的基因，流淌着日本的血脉。在小说《未央》中，爱牟和他的日本妻子所生的孩子"一出门去便要受邻近的儿童们欺侮，骂他是'中国佬'，要拿棍棒或投石块来打他：可怜才满三岁的一个小儿，他柔弱的神经系统，已经深受了一种不可治疗的创痍"。本来天真无邪的孩子是最容易和睦相处的，而中日孩子之间却似乎不共戴天，这只能说明日本人自甲午战争完胜中国开始，便产生了一种自大心理，产生了一种民族优越感，对中国人的蔑视已经内化和延续到了未谙世事的孩子身上。正如幸德秋水所说："他们藐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而且这些不只是用言词来表述；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腥的敌意。"在现实中，最初的十三名留日学生之所以有四人中途辍学回国，日本孩子的嘲弄和辱骂就起了不小的作用。
和郁达夫一样，郭沫若也有一些小说直接书写"弱国子民"体验。在《喀尔美萝姑娘》中，"我"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卖Caramelo（糖、糖果--引者注）的日本姑娘，对她已经到了一日不见就神情恍惚、如坐针毡的地步。尽管"我""很焦灼地想见她，但我又惭愧着怕见她"，因为"我""怕她晓得我是中国人，会使她连现在对于我的一点情愫都要失掉"。在小说《月蚀》中，上海黄浦滩公园不让中国人进入，即使"海归"的中国学子也不得入内，只有"高人一等"的外国人才可以自由出入。中国人要进去就得乔装易服，"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只有中国衣服是不行的。
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就可以进去了"。这里显示出了公园管理者深重的"自内殖民"情结，也表明了小说叙述者的愤激情绪。正如《留东外史》第六十七章吴大銮租房子遭到日本老太婆的拒绝一样，在郭沫若的《行路难》中，中国学子爱牟求租房屋时，内心的自卑情结和"自内殖民"意识在鲜明的贫富对比之下激发出来，连留言都不敢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只好虚构了一个"桑木海藏"的日本名字，企图瞒天过海。在被日本军人看出来之后，又十分懊丧，"他悔他不该来。他也悔他不该假冒了一个日本式的姓名，把一个'虚假'捏在那一位阔夫人的手里去了。日本人本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又乐得她在奚落之上更加奚落"。
郭沫若信奉"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他的小说大都有着自己苦闷生活的影子，他小说中的自我形象，"贫困漂泊，耿介率真，愤世嫉俗，毅然奋行，他与郁达夫笔下的悲戚哀苦，未脱文酒风流的名士气的零余者形象有别，同样胸怀坦荡，不容于流俗，却带有更多一点'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气质"。以上分析确实可以证明这一特点。
除了郭沫若，创造社作家张资平也在一系列小说中书写过相似的题材。《约檀河之水》写中国留学生爱上了日本房东的女儿，可是女方家族察觉出端倪之后，在"他"去远方矿山实习的时候，限制女儿与"他"通信的自由，而姨妈则把她带到东京，为她介绍了一个日本大学生，使他破碎的心灵无法弥合，只能向基督忏悔自己的罪孽。在这里，虽然中日男女两情相悦，但是作为女方家长的日本人，他们对于中国留学生的歧视是不难感觉到的。即使小说最后充满了宗教意味和宽恕意识，也不能掩盖这一点。
小说《木马》选材非常奇特，这篇小说叙述了中国留学生对一个日本小女孩的动人情谊。小女孩美兰是一个私生女，承受着绝然不同的"双重注视"：家族和社会给了她以极大的歧视，而中国留学生C君则给了她真挚的同情和关爱（甚至在她失踪之后一直备受不曾为她买木马的内疚的折磨），母亲教小美兰称C君为"叔父"，而小美兰却称他为"爷爸"。就是在这样一篇洋溢着"中日亲善"的小说中，"弱国子民"的幽灵也仍然存在。中国留学生C君当初求租房子时，面对日本人的盘问，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因为"他怕再听日本人说讨厌中国人的话了"。
在小说《绿霉火腿》中，固然有中国留学生不讲卫生的一面，但是日本房东的故意刁难和欺凌也是显而易见的。留学生邬伯强挂绿霉火腿动辄得咎，而且番头还侮辱说"这样脏的东西只好挂到厕所里去。幸得不臭，如果有臭味，挂在厕所里也不妥当，怕上厕所的人闻着要说话"。与日本人"卫生"和"清洁"形成对比的是，后来邬伯强邀请日本房东吃火腿，他却不嫌火腿的"脏"和"霉"，欣然接受，并且嚼得津津有味。而《一班冗员的生活》中，日本Y博士有着明显的人格分裂症，并且准备了两幅面孔，"对着中国人便拿高帽子出来，背过脸去便把中国人说得卑鄙狗贱"，其骨子里对中国留学生的蔑视也是不言而喻的。
滕固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美术理论家，但早年加入创造社时也创作了一些小说。在滕固的一系列小说中，多抒发了"零余者"的悲愁和辛酸，其基本结构模式，大体上都是作为中国留学生的主人公因为婚恋问题，或者导致精神分裂，或者自杀身亡，譬如《银杏之果》、《壁画》、《石像的复活》、《古董的自杀》和《葬礼》等都是如此。小说结局如此设计，爱而不得的苦闷堪算最为致命的原因。在他的小说中，虽然主要叙述的是中国留学生作为"零余者"的不圆满的生活状态，但是也涉及"弱国子民"的心理刻画。在小说《旧笔尖与新笔尖》中，叙述者就触景生情，不遗余力地赞美过日本女学生的"丰丽端好"和"活泼生趣"，而这种崇仰之情发展到极致，就是对于自身"弱国子民"的贬抑。
"心里一转机，觉得刚才对于异国姑娘们的广漠之思，未免有些内疚了。但是我要申说的，不要说你们看我是--连我自己也讨厌--早已腐朽的了，我不配来景仰你们的了"，"我......我现在谨致三跪九叩首，为你们前途祷祝十二分之幸福。"在《鹅蛋脸》中，日本女性的"鹅蛋脸"成为了中国学子法桢挥之不去的图腾记忆，但是"弱国子民"的身份使他无缘亲近芳泽，而他又不能释怀，即使回国之后，也仍然摆脱不了"鹅蛋脸"在心灵上的烙印，从而变得神思恍惚，精神病态。郜元宝曾经说过："除了鲁迅有数的几篇回忆之作外，反映中国留日学生的心态和生态，几乎为创造社诸君子所专美。滕固的许多创作灵感也都来源于此，其个性风格，如果有的话，便是在这一类小说中定型的。异国生活情调，日本女子的风仪姿态，无法排遣的乡愁，性的渴望与困惑，他好像总也写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