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跨国婚姻的障碍绝不只限于中日之间，在中国和西方欧美世界之间同样存在。老舍的长篇小说《二马》，就对英国人的傲慢自大以及中国人"弱国子民"的身份都有深刻的揭示。在小说中，伊牧师是个在中国传教逾二十多年的英国人，他以一种"东方学"式的特殊方式"爱着"中国人："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进不了天堂！"而在伊太太的意识中，中国话和印度话都是低级语言，她的教育理论是：小孩子一开口就学下等语言以后绝对不可能有高尚的思想，"比如一个中国孩子在怀里便说英国话，成啦，这个孩子长大后不会像普通中国人那么讨厌。反之，假如一个英国孩子一学话的时候就说中国话，无论怎样，这孩子也不会有起色！英国的茄子用中国的水浇，还能长得薄皮大肚一兜儿水吗"？主人公温都太太最初极不情愿把房子租给中国人住，因为在她的印象中，中国人会在房子里煮老鼠吃，会杀人放火抽鸦片。只不过迫于经济上的压力才勉强答应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她发现老马和小马并非像传闻中所说的那样可怕，她不怀疑传闻是否属实，而是怀疑他们"是不是中国人"。尽管温都太太一度对老马产生了感情，但是她对是否嫁给老马却顾虑重重，因为当时英国人是世界上"第一等公民"，与中国人相比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感，英国人嫁给中国人算是"下嫁"了。加上"英国人是一个极骄傲的民族，看不起嫁给外国人的妇人，讨厌娶英国老婆的外国人"！另外，假如嫁给一个"Chink"（中国佬--引者注），甚至会危及女儿的婚事，因为"一个年青气壮的小伙子爱上她，一听说她有个中国继父，要命他也不娶她！人类的成见，没法子打破"！温都太太深受英国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束缚，所以把感情扼杀在萌芽状态，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是快乐原则对社会文明的屈服和妥协，也是因为对惩罚的恐惧而被迫接受规训的结果。尽管中国留学生马威对而玛力小姐一往情深，但是她却根本不会考虑和马威缔结婚姻的可能性，甚至不愿意和马威一起到海岸去玩："我不愿和中--国--人--一块而去！跟着他去，笑话！"总而言之，"中国的微弱是没法叫外国人能敬重我们的；国与国的关系是肩膀齐为兄弟，小老鼠是不能和老虎讲交情的"。
在老舍的笔下，老马作为一个"老中国儿女"，身上因袭了这个古老民族太多的传统和缺点，叙述者对他一以贯之地进行嘲谑。但是对于在域外求学的年轻一代中国留学生，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中国学子马威勇于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在决斗中一拳击倒傲慢的英国小子保罗，小说叙述者充分肯定了他"居然在伦敦打洋鬼子"。而留学生李子荣在某种意义上说则是作者心目中的一个楷模，精明能干、脚踏实地，面对英国人的歧视，深知与其不切实际地强求他者改变对中国的歧视态度，不如默默地规划未来，确立改变国家现状的长远目标，以期最终赢得西方人的尊敬。这种书写，说明了老舍对中国人"去弱国子民化"有着非常务实的看法与思考。
第二节"东方学"视野下的"国"与"民"
一、被凝固的中国
中国学子作为"弱国子民"在域外遭受歧视，不仅体现在跨国婚恋上，还体现在中国作为一个总体受到种种别有用心的贬抑上。这种贬抑具有很鲜明的"东方学"色彩，其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通过叙述把中国凝固在特定的时空中，成为一个"发展受阻的典型"。在域外"他者"的视角看来，不管中国是否已经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也不管这种现代化的程度如何，当下的中国永远不能摆脱其过去对它施加的强大制约，现代中国只是古代中国的一种延续和变体。中国"被向后、向下抽象概括为某种基本的终极形式，每一现代的、当地的行为都被归入这一原初的终极形式之中，而这一原初形式在此过程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一个积贫积弱的晚清就是这种"基本的终极形式"的具体表现。由于这种形式具有强大的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功能，没有哪一个中国人在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中能够超越于其"古典"时期之外，因此作为具有中国身份的国民，在"他者"具有"东方学"色彩的视野中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被"劣化"和"矮化"的命运。
在《留东外史》中，日本陆军少尉中村清八"拜访"（其实无异于黄鼠狼给鸡拜年）中国学子黄文汉时，问道："贵国是清国么？"黄文汉道："不是。"中村诧异道："日本吗？"黄文汉道："不是。"中村道："那就是朝鲜了。"黄文汉道："不是。"中村道："那么是那里哩？"黄文汉正色道："是世界各国公认的中华民国。"从这富有意味的问答里面，可以看出在颟顸的日本军人的头脑中，中华民国处于一种"缺席"状态，他无视中国业已改元的客观历史，也罔顾世界各国对中华民国承认的事实，还是拿老眼光来看待中国。这种抱老皇历的动机，无非是要含蓄地侮辱和贬低中国，从而确证自己的优越感（要知道清朝是日本的战败国）。而中国学子黄文汉否认了作为清朝"臣民"的身份，肯定了自己作为中华民国"公民"的身份，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已经发生了客观的变化，但更体现了他的国家立场和个人身份意识--在心底里认同中华民国，以做中华民国国民为荣，同时对日本军人含蓄的贬抑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在《留东外史》第六十三和六十四章中，中国学子在东京寄宿舍庆祝"双十节"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此后清政府土崩瓦解。这一天后来成为了辛亥革命纪念日，也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于酒酣耳热之际不禁纵情高歌，逐渐进入了一种"嘉年华"的状态。但是这种狂欢却遭到日本人斥骂："豚尾奴不要闹，再闹我就要喊警察了！"中国学子举行"双十"国庆纪念，说明中华民国已经成立了，也意味着中国人已经剪掉辫子呈现出了新面貌。而日本人仍呼中国人为"豚尾奴"，在显在意义上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但是却也隐含着蔑视甚至无视中华民国的意味，因为"辫子"只是清王朝一个直观的政治符号，并不适用于中华民国。日本人把清王朝的符号移植到改元之后的中华民国身上，这种不含有任何真理成分的张冠李戴的表述，无疑具有"固化"中国的意味，否认中国已经发展变化的事实。
嘉年华仪式中的中国学子处于酒醉神迷状态，产生了一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激发出一种颠倒等级关系、特权和禁令的冲动，面对日本人高高在上的姿态，特别是面对日本人的侮辱和谩骂，中国学子当然不依不饶。堪称中华民族荣誉干城的黄文汉，"逞雄辩压倒法学士"，挫败了日本人的干预，消解了日本人的优越感。他在为日本人优越性"脱冕"的同时，也为中国人"加冕"，最终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尊严。
当然，域外"他者"别有意味地赋予中国一种刻板的、固定的形象，最典型的书写还算张资平的《银踯躅》。在小说叙述中，中国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以五色旗定为国旗。但是日本人却无视中国改元的事实，仍把清王朝的"黄龙旗"认定为中华民国国旗。这种"东方学式"的别有意味的误读，除了还原日本历史上的胜利之外（因为甲午海战中挂着"黄龙旗"的北洋舰队在与日本舰队交战中全军覆灭），其实隐含了日本对中国恶毒的集体想象。所谓"黄龙旗"，乃是特定历史时间中的一个政治符号，但是一旦把这种历史时间叙述成为恒定的神话时间，并加诸现实的中国，就炮制出了一个封建专制、贫穷落后和不曾进行现代化的停滞的中国形象。有论者指出，东方主义这一现象主要涉及的不是东方主义和东方之间的吻合，所谓"'东方'本身就是一个被炮制出来的实体"。只有坚持这种"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中国的想象，日本人才能确立自己无上的优越感。当然，对于日本人这样蓄意的侮辱和贬损，中国学子奋起反对，捍卫国家的形象和尊严，无疑就具有了一种正义性。
从"套话"理论的角度看，"黄龙旗"作为一种套话承载了日本人太多的意识形态因素。"黄龙旗"套话"被视为一种信仰，一种观念，有关一个群体即其成员的描述"，很鲜明地表现了其"对外部某群体成员所采取的态度"，是一种预先存在的反感情绪的原因，但也使得这种反感情绪合法化了。"黄龙旗"作为一种历史陈迹和历史记忆，却在日本人对中国的想象中复活，"一旦外部条件合适，想象就会在各个方向上扩散开来，启动以往的经验，唤醒沉睡的记忆，浇灌临近的感觉场，使历史记忆如滚雪球般被迅速放大和膨胀"。需要指出的是，套话在描述"他者"的同时，最终指向的却是炮制者自我，"黄龙旗"作为清王朝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充满了贫穷落后和封建独裁等负面意义，把它移植到"五色旗"时代的中华民国身上，作为对中国的描述和指代，无视中国已经"改朝换代"的事实，无疑折射出了日本对中国的歧视，也体现了日本人不希望中国有任何变革，而希望中国永远维持落后现状的阴暗心理。
另外，民国时期日本人还用"黄龙旗"来指称中国，一方面说明了这一套话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能指"消亡之后"所指"仍很活跃；另外一方面也表明了日本人潜意识中企图通过套话以含蓄的方式维持一个恒定的国际等级秩序，也就是在日本与中国之间，确立高下优劣的对位。这样的中国形象想象，最终揭示出的乃是形象炮制者"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即使现实发生了变化，他们仍然抱着陈旧观念不放。曾有学者指出过，"造成人们对某一群体的不友好态度的因素，并不是该群体的特征，而是一种预先存在的排斥心理，这种排斥心理动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俗套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日本人这种无视中国发展，执意把中国"固化"的倾向，也正如萨义德所说："他们与其说寻找的是一种科学的现实，还不如说寻找的是一种奇异然而却具有特殊吸引力的现实"，他们所看到和所叙说的是"与其自身的神话、迷恋和要求心心相印的东西"。
日本把中国视为凝固在特定时间中的国度，还体现在它对中国国号的复杂态度上。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日本人却讳称中国或者中华民国，而称中国为"支那"，这种心理是颇值得玩味的。部分原因是，在日本人的意识中，认为中国是个傲慢的名称，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汉学家都知道古代中国自以为处在世界的中心，称东邻民族为东夷、西邻民族为西戎、南邻民族为南蛮、北邻民族为北狄，四周环绕的都是野蛮人，而普天之下唯我独尊，故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日本人讳称"中国"也有悠久的历史，在《隋书·倭国传》中记载了日本天皇致隋文帝的国书，就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文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无复以闻'"。
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日本在骨子里希望中国永远凝固在特定的时空之中，不希望看到中国任何的变化和发展。所以在民国改元之后，日本人无视这一事实，仍然称中国为"支那"，这一具有政治修辞学意味的称呼，是日本人阴暗心理的明显症候。因为"支那"在严格意义上说只能算是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中国的国名，以此来称呼中国反倒有点像一个绰号。正如王拱璧所说，日本"政府公牍则舍'中华民国'四字之简，而用'支那共和国'五字之繁，是对我不但无国际敬仪，并不以国家视我也。是我中华民国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认也。犹忆当民国肇造之初，倭人闻我将以'中华民国'名我国，即由著名浪人某固请我民党领袖，易以'大汉'，希冀离我五族，从可知堂哉皇哉之'中华民国'四字早为岛国君民所不喜矣，推其用心，直不愿地球上有中华民国之产出也"。由此可见日本在中国改元之后不愿称"中华民国"，实在是因为有"唱衰"中国的心理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