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比显示出了陶晶孙视野中中日女性之间判若云泥的区别，小说的价值判断带有明显的"亲日"倾向。
《短篇三章·绝壁》里，中国学子被一中国女子所裹挟，而该女子站在绝壁上都不忘对他进行挖苦和嘲弄："好风啊，从这儿看东方，大概到日本去的船也可以望见了，那儿听说的恋爱着你的夫人也在--你如回去，她必定要叫她的丈夫出外边去，然后来接你--"由于她"不顾别人的存在"，只贪图自己的"快活"，即使临死也要找个垫背的，"决不肯一个人从绝壁上落下去"，具有反人性的"恶魔"特质。最后他们真的一起滚下了绝壁。
在陶晶孙的小说中，就连身体上的气味，中日女性之间都有高下雅俗之别。中国女子身上的气味往往怪异、刺鼻，令人"眩晕"不安；而日本女子则正好相反，她们吁气如兰，清香、悠远，让人爽心宁静。当然，这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理性判断，因为中日两国人种相同，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中国女子身上的气味要比日本女子的气味难闻，这种感觉，无疑是潜意识中的"日本趣味"在作怪。同时也说明了所谓"知识--永远不可能是原初的、未经玷染或纯客观的"。即使貌似客观如实的描写，也包含了不易察觉的意识形态因素，所谓纯正客观只是一种神话而已。另外，这种书写完美地体现了索绪尔所谓的"差异原则"，即只有在语言的要素进入到类似与差异的关系中，才有可能产生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在陶晶孙的小说中，中国学子对日本趣味的向往，往往置换成为了对日本女子的喜爱。但是，揭去这一层面纱，我们不难发现陶晶孙笔下中国学子"反认他乡是故乡"，对于日本有着割不断的乡愁，他们在血统上是中国人，而在文化上具有了日本的魂，是"有日本之魂的文人"。
陶晶孙小说中对日本女性一边倒的价值取向，究其原因很复杂。首先，当时中国能够出洋留学的多是官宦之家的女儿（例如，小说《两姑娘》中的中国女留学生就是省长的千金），又因为风气始开，女留学生数量很少，本来就被娇宠惯了，再加上物以稀为贵，故行事难免飞扬跋扈（《留东外史》中的秦次珠就是一个典型）。其次，与男性的写作立场也分不开，他们笔下的女性通常是男性权力幻想的产物，当时男性作家在思想上并未完全摆脱传统"妇道"观念的影响，而在现实中理想女性的缺席，使他们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中国女性的形象。第三，从女性自身来看，随着西风东渐，中国女性在走向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自身解放运动的走偏，旧的妇德被抛弃了，而新的妇德却没有建立起来，形成了一种真空状态。而一衣带水的日本却不存在这种女性价值青黄不接的现象，传统的妇德没有丢失，而现代的美德又已经悄然建立，两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综合凡此种种的原因，对于身处域外而寂寞难耐的中国学子来说，喜爱日本女性也就可以理解了。
尽管陶晶孙笔下的中国留学生有着偏好日本趣味的倾向，但他所建构的"东瀛女儿国"却是一个爱情乌托邦和白日梦的幻想世界。他在《音乐会小曲·冬》里说过："总之万事都是假设，事体一到现实就不美好。"另外，他还曾说过："我想，如小说，如戏剧等就是一种幻想的谎语"；"不过人都会梦，有时那梦倒含有些风味的，用笔纸来抄它出来，那梦幻有时也会变为一个创造。换言之，人不会限制他的梦，也不会强做他的梦，而那极不自由的梦幻中，我们能够选出一些灌流人性和人生的有风味的独创。"
三、"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成因
弗洛伊德说过："一个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未得到满足的人才这样做。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单一的幻想都是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的纠正。"陶晶孙作品中所"不满意"的，是有关中国的事情；但是任何"幻想"又离不开客观现实的支持，一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人格性情，直接决定了他所"幻想"的方式与结果。古人云，"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但是陶晶孙留学日本却"反认他乡是故乡"，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文化结构是分不开的。
陶晶孙十岁时就跟随着父亲东渡扶桑，开始了长达23年的留学生涯。十岁是一个天真未凿、文化人格尚未定型的年龄，正如一张白纸有待人生经验的填充和涂抹。在日本这片土地上，他充分领受了东洋的风土人情；而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更使他接受了完备的日本文化教育。由于文化制约着人类，陶晶孙儿童期的"中国经验"难以与后来长期受浸染、受熏陶的日本文化相抗衡，所以他内在的"先行结构"和文化人格极为日本化，尽管他在生理血统上是中国人，但是在"文化血统"上却可以说是日本人。陶晶孙自己也说过："原来很久留在欧洲者，很久留在日本者，都受彼国之影响，这个事体特别在初年时代是厉害。"
尽管陶晶孙在"根底上生有爱乡心，观察外国又得爱国心"，但是长期留学日本，陶晶孙从生活性情、文化教养乃至艺术趣味上讲，与其说是个中国人，不如说更像个日本人，其价值取向也明显地偏向日本。在自传体小说《暑假》中，有过这样的表述：主人公"他"（晶孙）成为了一个"东洋的波兰人"，"他只想他久留日本，已经不能合中国人的国民性，他觉得他是世界上的放浪人，他情愿被几位同期留日的同学以为久留日本而日本化"。并且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异同作了一个奇特的比喻："他仿佛坐在月台上，他的前面是许多中国人--不过他很看不惯--日本的听众从月台上看，譬如是一朵温室的花，中国的就是枯木上开着梅花一般"，面对中国听众，他好像面对"一种外国人"。这种对于日本的偏私，其实就是陶晶孙内在价值取向的流露。
由于在日本长大，陶晶孙的汉语表达远不及日语表达得流畅和准确，他的小说读起来像是"硬译"的日本小说。他曾经说过："我久在外国，欧德罗典者弄过，可是不很通中国古典，所以我写的东西，'文理不通'没有'文艺味'，有人说新颖，有人说东洋风。"陶晶孙说的是大实话，他的小说《木犀》和剧本《黑衣人》等都是先用日语写好，然后再翻译成汉语的。而翻译过程却是一个美感损耗的过程，"一国的文字，有它特别地美妙的地方，不能由第二国的文字表现出来的。此篇译文比原文逊色多了，但他根本的美幸还不大损失，请读者细细玩味。"陶晶孙的小说，从文风上已经彻底东洋化了，很难读出多少中国味道，简直成为了日本文学一脉特殊的支流。由于深受日本趣味影响，其中融贯了日本文学"好色"、"物哀"、"幽玄"和唯美的特性，他已经完全没有了郭沫若和郁达夫作品中的"中国根性"，展卷阅读，一股东洋香气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