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罗马神话中天宫门神"雅努斯"（Janus）长有两幅面孔，斯蒂文森在小说《化身博士》中探索过人类"双重存在"的二元性问题。而平江不肖生在小说《留东外史》中所刻画的留学生形象也是如此。他们既具有"嫖客"的特质，又不失爱国热情（这一点在其主要人物黄文汉身上体现得特别鲜明），整个文本内容呈现出"鸳鸯蝴蝶"和英雄传奇相交织的态势。
很有意味的是中国留学生的欲望对象都是日本女性。从妓女、寄宿屋的下女到一般的护士，甚至到日本的华族小姐，在中国留学生"吊膀子"的功夫面前，少有能够幸免。尽管作者在直接的议论中把专事"吊膀子"的留学生斥为"恶党"，把他们这种行为视为恶行恶德，把对他们的揭露称为"对恶党宣战"，但是在小说叙述中却不自觉地偏离了这种宗旨，使文本中流露出来的倾向和作者所声明的创作意图并不完全一致，固然有对留学生丑陋行径的揭露，但同时也把日本国家"妓女化"了，在不自觉中炮制了一个日本"卖淫国神话"。
《留东外史》中出现的这种症候，和当时历史形势密切相关。面对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和"二十一条"的耻辱，不肖生在文本中以一种想象的方式进行了民族复仇：方式之一，就是把国家形象和男尊女卑的性别政治奇妙地交织在一起，让中国留学生"嫖"日本女性，赋予中国以"男性"性征，而把日本"妓女化"，借以贬低日本国格，发泄胸中恶气；其次，就是直接让中国留学生英雄打败日本柔道大力士，扬威东瀛，凸显大中华的胜利。通过这样的书写，现实语境中中国的失败，在作者心理上获得了一种补偿和平衡。
平江不肖生这种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当时特殊的中日关系中有其不言而喻的合理性，但是从中折射出来的"女性观"却显得不足取。另外，他那种文化帝国主义心态和大中华中心意识，虽有助于增进爱国热忱，鼓舞国民志气，但也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第一节徘徊在校园之外的嫖客
一、《留东外史》的自我设限和超越
在莘莘学子如潮水般负笈海外的今天，他们的异域体验被纷纷形诸笔墨，留学生文学于是便蔚为大观。而回首留学生文学的发展历程，其开山之作《留东外史》内容非常驳杂，它所塑造的留学生形象也别有意味。自从问世之后，虽然许多评论对它颇有微词，但是小说又绝非"嫖界指南"和"嫖学教科书"一类的论断所能概括。这一点，只要稍作深入探讨就可以看出来。
假如从"形象"角度对《留东外史》进行分析，《留东外史》中的留学生形象就属于"自塑形象"之列。如前所述，"形象"一词包含有暧昧含混性，它既可以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可以指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留东外史》中的形象则把二者联系起来了，是两者的有机统一。尽管小说不乏写实的底色，"其中所述，有影射某人某事的，凡是日本老留学生，都能指陈其事"，而作为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精神下的产物，它仍然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性表现，也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与公众心理、舆论思潮以及意识形态问题密切相关。
在《留东外史》第一章"说源流不肖生哓舌勾荡妇无赖子销魂"中，叙述者（文中多次显示叙述者就是作者不肖生自己）就锁定了叙述对象，并且也定下了叙述的调子。叙述者声称当时在日本的中国人，除了公使馆职员以及各省经理员之外，大约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第三种是使着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第一种与第二种，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属于认真读书和踏实办事类型，他们难以进入叙述者的艺术视野，所以他们在小说中是"不在场"的，处于一种"缺席"状态。第三种既安心虚费着国家公款，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因此就演绎出种种风流趣话。第四种大都卷有款项，所以丰衣足食，而吃饱了饭后剩余的精力无处发泄，难免不安分，又因为人数既多，贤愚杂出，所以"丑事层见报端，恶声时来耳里"。用叙述者的话说，"第一种第二种，与不肖生无笔墨缘，不敢惹他；第三种第四种，没奈何，要借重他作登场傀儡。"
叙述中所有的选择都是有意味的，背后都有作者的观念和视角在起作用。阅读《留东外史》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尽管《留东外史》是留学生题材的小说，描写的对象锁定在留学生群体，但是作为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空间场所--校园却处于缺席状态，学生主要的职责和任务--读书，也不见任何交代和刻画因为"不学"，所以"无术"，《留东外史》开创了书写留学生买文凭的先河，其中朱甫全堪称这一作派的"鼻祖"，并且一直影响到40年代。相反，小说呈现的活动空间几乎全都是对于小说意义建构起着重要功能的"非常空间"，例如妓院、饭馆、寄宿舍、公园和活动写真馆（电影院）等。
中国留学生的所作所为，也主要是"讲嫖经，谈食谱"，也即是"食"、"色"二字《留东外史》对中国留学生形象的刻画，主要是从"色"着眼，而"食"的成分并不很突出。相反在"食"的方面对留学生进行嘲讽的倒是鲁迅，他曾经说过："我先已说过，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虽然外国讲究畜牧，或者肉里面的寄生虫可以少些，但炖烂了，即使多也就没有关系。所以，我看见回国的学者，头两年穿洋服，后来穿皮袍，昂头而走的，总疑心他是在外国亲手炖过几年牛肉的人物。"。而他们与日本人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与日本女性的关系--嫖日本妓女或者勾引寄宿舍里的女佣。
作者不肖生置身于这四种人之外，所以能够获得一个相对超然的视点来冷静地进行价值评判，并在小说中有效地实施必要的"距离控制"。小说写道："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来此地，自顾于四种之中，都安插不下。既非亡命，又不经商，用着祖先遗物，说不读书，也曾进学堂，也曾毕过业。"小说对留学生胡作非为的刻画，有着"黑幕小说"的倾向，"古人重隐恶而扬善，此书却绌善而崇恶"，其暴露当时留日学生丑行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因此作者把他们定位为"恶党"，把对他们恶行恶德的揭露视为"对恶党宣战"。
在小说中他这样写道："倘看此书的人，不以人废言，则不肖生就有三层请愿：一愿后来的莫学书中的人，为书中人分过；二愿书中人莫再做书中事，为后来人作榜样；三若后来的竟学了书中人，书中人复做了书中事，就只愿再有不肖生者，宁牺牲个人道德，续著'留东外史'，以与恶党宣战。诸君勉之。" 英国美学家、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Edward Bullough)在对审美活动过程中主体之于客体的关系进行心里描述时，认为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才能产生美感体验，这就是所谓的"审美距离"说，其宗旨是把主客体之间的种种其他现实关系在心理上拉开距离，防止这些方面进入审美意识。美国小说研究专家布斯在小说修辞分析中引进"距离控制"这个概念，意在说明作家选择不同的修辞技巧，可以造成迥然不同的阅读效果，因为"任何阅读经验中都有作者、叙述者、其他人物、读者四者之间含蓄的对话"。在《留东外史》中由不肖生把留学生称为"恶党"看来，在某些方面他与小说中的人物之间保持着一种反讽的距离，小说人物所认同的恰恰就是不肖生所反对的；而不肖生反对的，却又被小说人物所躬行着。
尽管不肖生在小说开始就对描写对象进行了限制，后来在文本展开的叙述中，实际又超出了这个预设的范围，所涉及的人物固然有中国人，而日本人也占了很大篇幅，特别是日本女性都成为了欲望化的对象。作者痛恨留学生的招摇撞骗和胡作非为，把他们定位为"恶党"，对他们进行了批判和揭露；而对日本人则可以说是"痛恨并快乐着"：所"痛恨"的是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欺凌，而"快乐"则来自于被"妓女化"的日本女性对于中国学子欲望的满足，以及中国学子以"嫖"的方式对日本人的另类"复仇"。
二、徘徊在校园之外的嫖客
在《留东外史》中，号称"南周北黄"的领军人物--周撰和黄文汉就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典型。他们一个仗着一副好皮囊，随心所欲地玩弄日本女子，吹嘘在日本"除了皇宫里没有去嫖过，其余都领略过了"；一个集"嫖"、"侠"、"艺"三大优势于一身，发明了"吹、要、警、拉、强"五字嫖诀（所谓"吹"，指的是吹牛皮；所谓"要"就是要挟良家子；所谓"警"就是串通警察；所谓"拉"就是为自己拉皮条；所谓"强"就是仗着两手拳脚以防"仙人跳"，或与人争风用的），仗着孔武有力和精通日本乐舞等技艺，在东瀛情场上生龙活虎，如鱼得水。《留东外史》采取一种连环叙事方法，小说结构较为松散，人物也走马灯似的不停转换，尽管如此，但是作为主要人物的周撰和黄文汉则相对恒定，在许多章节里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他们所占的篇幅也较多。另外，"嫖"作为小说的核心内容，贯彻始终。"嫖"几乎成为了众多人物出场的唯一表演，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情节。
周撰原本家中已有妻室，在湖南岳州镇守府充任副官时，又巧言令色、假戏真做骗娶了翁定儿。后来镇守府衙门被取消，府内办事人员作猢狲散。而周撰因为生活日绌，手头入不敷出，不得不离开此地另谋出路。恰逢当局正在"谘送学生出洋，老留学生尤易为力"。此前周撰就曾经费尽心机，动用各种资源，运动"得了一名留东公费，在日本混了几年"。这次是因为时事机缘巧合，于是驾轻就熟，很轻易地又谋到了一个公费名额，得以梅开二度再次留学日本。
甫登上日本的国土，周撰就打听到了一件"日货"--即年方十六七岁名叫樱井松子的日本女子，"虽是小户人家女儿，却有八九分风致，只可惜是件非卖品"。在"日货"美色巨大的诱惑面前，所面临的困难都对他构不成任何障碍。在小说第四章"打醋坛倭奴上当写情札膀子成功"中，周撰别出心裁，很轻松地就破解了困局。他炮制了一封日文情书，信封正反两面都写上"樱井松子启"的字样，然后在她上学路上，"等樱井松子经过，即赶上去觑便将信遗了"。而樱井松子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信函，果然拾掇起来，揣入怀内。这封信很快就发生了匪夷所思的效力，等到放学时，周撰便很轻而易举地将樱井松子骗到了手，促成了"一件男女交际上的例行公事"。
称日本女性为"日货"，本身就具有把日本女性"物化"和"矮化"的倾向。尽管樱井松子"是件非卖品"，但是周撰和樱井松子之间所谓的婚姻，却完全是一种买卖性质。在周撰看来，只要付了钱，马上就可以把"货"拿到手；于樱井松子而言，只要周撰写了一纸婚书，并付足了钱，也乐得被马上带走。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谓一拍即合，很容易就达成了共识。小说中有这样直截了当的叙述：
周撰笑道："我以为要甚么大不了的东西，原来是几十块钱，也值得这般难以启齿。我此刻就着人去接了你母亲来，将婚约写好，并六十块钱给他拿去。要他今晚便将你应用的什物搬到这里来，使你母亲放心。你以为何如？"
松子道："好。"
在樱井松子的母亲（并非生母）到来之后，周撰果真"写了一纸婚约，盖了印，松子也署了名，又拿了六十块钱出来，将婚书念给老婆子听了。老婆子喜孜孜的接了钱与婚约，写了张收据给周撰，叩头出去。松子赶至外面，说要送些什么来，老婆子答应着去了。不一会，车夫已送了两包东西来。自此松子就与周撰同飞同宿"。这里所进行的手续，具有不折不扣的商品交易性质，由此可见这桩婚姻本质上就是一宗买卖。不肖生在暴露中国留学生"不务正业"的同时，也通过买卖式的跨国婚姻揭露了日本女性"物化"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