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撰号称"风月场中老手，烟花队里班头"，他在日本的风流韵事，绝对不只是和樱井松子之间的"卿卿我我"。在被郑少畋"割了腰靴"之后，虽迁怒于樱井松子红杏出墙，但他依然不动声色，借着手中窘迫，哄着让樱井松子将首饰和衣服当了个干净。周撰拿了钱之后，马上返回中国，一去杳如黄鹤。抛弃了樱井松子的周撰，再返回日本的时候，便躲着松子，不与她见面，同时又移情别恋，和"国货"陈嵩"鳒鳒鲽鲽，往来亲密的了不得"，最后用尽心机，把陈嵩收为囊中之物。关于周撰的为人和行状，在《留东外史》第一百五十九章"散人家误认捧场客东肥轩夜拟竹枝词"中，有几个对他一生掌故颇为知情的熟人为他拟了几首竹枝词，从中可以见出一斑：
蔓草野田凝白露，樱花江户正春宵。
周郎艳福真堪羡，赢得大乔又小乔。
须眉当代数袁公，巾帼无人只阿侬。
自古英雄皆好色，又垂青眼到幺筒。
巴陵城外草萋萋，少妇闺中怨别离。
望断岳阳楼上月，郎情如水不西归。
不得自由毋宁死，为人作妾亦堪伤。
秋风团扇新凉早，薄幸人间李十郎。
假如说周撰是用"情札"将樱井松子骗到手的话，黄文汉采用的则是另外一种手段。借用小说叙述人的话说，就是"他却有层狠处，于嫖字上讲功夫，能独树一帜"，并且发明了"吹、要、警、拉、强"五字嫖诀，独步东瀛情场。在京桥万花楼上，乘着酒兴唱起格调淫靡的日本歌谣，跳起日本舞蹈，就已经小试牛刀，挑逗得日本下女春心荡漾，"眉梢眼角，露出无限风情"了。
而在去箱根旅游时，黄文汉获得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在一家料理店，他叫上了四个日本艺妓，让他们边唱边舞，而自己则拿起三弦琴和着歌声弹了起来。黄文汉出色的才艺，让日本艺妓大为惊讶。弹完了三弦琴，他又唱了一段浪花节。"这浪花节是日本最有名的歌，分东京节、关东节两种，均极难唱。艺妓中唱得好的最少，因其音节太高，又不能取巧，女子声带短，故不能讨好。日本唱浪花节的专门名家云右卫门，声价之高，就是中国的谭鑫培，也不过如此。
"由于黄文汉唱得极好，博得了日本艺妓由衷的称赞，艺妓千代子更是芳心萌动，黄文汉感觉到她"一双俊眼只迷迷的望着自己笑"。在这种"嘉年华"似的狂欢中，破除了"嫖客"与"妓女"上下等级关系，也消解了中日民族国家的隔阂，他们都还原为个体的人，展现了身体存在的本能形式，解除了社会文明施与的种种束缚。无法把狂欢的感受和现实世界分开的千代子，当晚在自己的待合室里又领教了黄文汉对日本《追分曲》的演唱。让千代子惊讶的是，黄文汉不但唱得好，而且对《追分曲》形成的历史颇为熟悉，对《追分曲》的歌词也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理解。在一种倾慕心态的支配下，千代子很乐意地就与黄文汉同寝共枕，发生了一夜情。第二天分别时，"虽是只有一晚的交情，却很是难分难舍"。
尽管小说赋予黄文汉以卓越的艺术才能，但是把黄文汉和川端康成小说《伊豆的舞女》中的男主人公进行一番比较，就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重大差别。虽然他们都是在外出旅行时与舞女邂逅，但是他们对于舞女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伊豆的舞女》中的男主人公，对贫困的舞女因萌生怜悯之心而坠入爱河；黄文汉则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嫖"日本艺妓。这种差异，固然与年龄有关（《伊豆的舞女》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个清纯的高中男生，而黄文汉则是一个成熟的老练的男性），但是更主要的是民族国家的不同：《伊豆的舞女》中的男主人公是日本人，面对的是自己的同胞姐妹，故能怜香惜玉；而黄文汉则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在当时历史语境下，在日本猎艳，也是民族复仇的手段之一。
不管怎样，在小说的叙述中黄文汉征服了日本女性，而日本女性之所以对黄文汉如此缠绵和钟情，或许可以用小说中日本女子鸠山安子的话来进行解释："日本女子的心理，除了下等无知识的不说，凡是中上等的女子，最敬重两种人：一种是具有绝高技艺的人，如狩野守信的画龙，本因坊秀哉的围棋，云右卫门的浪花节；一种是有特殊性质，或任侠，或尚武，虽下贱无赖如积贼电小僧，大盗云龙，因有特殊性质，也能博得一般有好奇心的女子的欢迎。"日本女性怀有一种技艺崇拜情结，而黄文汉能文能武，既精通日本乐舞，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又精通中国武术，具有"特殊性质"，因此他在东瀛情场上虽然以一副君临姿态出现，却总能够如鱼得水，最后还娶了东瀛女子中璧圆子回国。
在《留东外史》中，中国留学生在男女关系比较自由的日本挣脱了传统文化的压抑和束缚，在作为欲望对象的日本女性身上获得了一种本能需要的变态发泄和满足。在他们的行动中，具有一种"痞子"气质。"痞子"一词，根据章太炎在《新方言·释言》中的考证，应当起源于元曲，大概是元曲中"调皮"、"吊皮"的谐音转喻，相当于顽皮、诡巧甚至欺诈的意思。但广义上的"痞子"与"流氓"、"无赖"等词语的意义非常接近。有的学者认为，痞子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以无秩序为秩序，以无道德为道德，以无规则为规则"，构成的全然是一个"'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霸道世界"。印证于《留东外史》之中，随处可见中国学子诸如此类的痞子嘴脸和无赖行径。
在某个星期一，黄文汉不上课，却以"前度刘郎"的身份驾轻就熟地又到小石川竹早町嫖妓，没想到却被两个日本士兵占了先机。黄文汉蓄意破坏了他们的好事，其中一个日本士兵质问道："大远的到敝国来求学，为何礼拜一的不去上课，却来这里胡闹？"面对这样的发难，黄文汉显示出了罕见的"痞子气"，作色道：
这话是谁叫你说的？我与你初次见面，怎的这般不讲理，倒开起我的教训来！你知道我是来求学的吗？我说句失体的话你听，我在国内的时候，听说贵国美人最多，最易勾搭。我家中祖遗了几十万财产，在中国嫖厌了，特来贵国研究嫖的。今日就算是我上课的时间，难道你可以说我来坏了吗？
当几个浪荡子聚赌被日本警察逮住之后，第二天日本警察把他们训斥了一顿，指责中国留学生只沉溺于嫖赌，不顾自爱，忘记了国家还处在积贫积弱之中，不知道奋发图强。面对这样不无道理的责备，中国人本来应当羞愧、自省并痛改前非才是，但结果却引来了中国留学生胡庄的一顿反驳：
男女之欲，越是文明国的人，越发达。敝国人到贵国来求学，远的万余里，近的也有数千里，至少也须一年方能回去一趟，况都在壮年，此事何能免得？......贵国不是从有留学生，才有淫卖妇的，是留学生见贵国有淫卖妇可嫖，才嫖的。这样看来，贵国的淫卖妇，也未免太多，贵国人也未免太不自爱。
在这里，中国留学生带着一股凌厉的闯劲，全无后来郁达夫笔下人物的畏缩和哀怨。但是这种"闯劲"在本质上是一种痞子气，这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作风，把过错全部推诿给了日本人，似乎为中国人赢得了尊严和面子，还原了留学生的"清白"。其实，留学生作为当时中国的精英分子，背井离乡到域外求学，本应好好学习，以便学成之后报效祖国，振兴中华，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如此糜烂，实在背离了留学的宗旨。尽管叙述者一再努力为中国人争得面子和尊严，但是读者读过小说之后却不禁产生一种"自大的恐惧"，担心中国人如此不肖，会"从'世界人'中挤出"，郁达夫也说过，"生于忧患，死于逸乐，这话确是中日两国一盛一衰的病源脉案"。
如果说周撰是费尽心思写"情书"钓鱼，黄文汉是凭借 "特殊性质"和"吹、要、警、拉、强"五字秘诀软硬兼施获取日本女子芳心，还有些中国留学生是凭借"痞子气"达成自己愿望的话，那么当这三者都不具备时又该如何呢？有道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中国留学生海子舆就是采取了一种让人大跌眼镜的手段而遂愿的。"海子舆当日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时候，年龄才二十五六岁，本来生得仪表堂皇，日本话又说得透熟如流。年轻的人，在日本这种卖淫国内，怎免得了嫖的这一个字？凡是好嫖的人，遇着生得整齐的女子，没有不转念头的。"由于每天在上学路上都要遇到一个"十七八岁芳龄，腰肢婀娜，体态轻盈"的日本女学生，他虽然恋恋不舍地趋步芳尘，极想申诉仰慕之意，奈何那女子"如天仙化人，目无俗子"。因为无法接近，在情急之下，海子舆终于想出了一条计策来。
他租了一辆脚踏车骑着，趁那东瀛女子低头走路的时候，猛不防劈面撞将过去，然后"装出吓慌了手脚的样子，忙滚下车来，双膝跪在地下，先认了罪，才叫了一辆人力车，殷勤将那女子抱上了车，亲送入就近的医院，求医生施应急手术。自己在旁边抚摸安慰，谢罪压惊，无微不至"。那日本女子，名叫青木歌子，是日本议员青木秋吉的女儿。海子舆为了识美，竟然采取这种想落天外的手段。在青木歌子住院期间，海子舆向学校请了假，在医院里全程陪同，"衣不解带的伏（服）侍，比看护妇还要周到十倍。倒弄得青木夫妇，及歌子都有些过意不去"。等到歌子出院时，海子舆主动拿出钱来清了账，之后又买了许多衣料首饰送去。海子舆虽然策略和行动上不可取，但是在用意上却颇为感人。尽管青木夫妇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中国人，但是因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海子舆已经获得了青木歌子的芳心。后来海子舆夤缘了驻日公使馆一等参赞，青木夫妇也不再坚持阻拦，海子舆终于喜结连理，心想事成。
可见，中国留学生在东瀛情场上对付日本女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绝活"，为了达成自己的欲望，他们对日本女性使尽了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不过很有意味的是，在《留东外史》中"嫖"所涉及的男女关系，基本上都发生在中国男性和日本女性之间。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情节模式，就是中国留学生"嫖"或者"骗"日本女子，最后往往又把他们抛弃。除了上述周撰和黄文汉的例子之外，还有王甫察、汪祖伦等也无不如此。
毋庸讳言，充斥于《留东外史》中的污秽不堪的生存状态，体现了在日中国留学生人格结构中"超我"对"本我"的屈服，文明对于欲望的让步，展示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命个体在异域失去道德紧箍咒的制约之后如何发生变异，内在的紧张如何通过"性"这一原始的生命本能释放出来。沈庆利认为中国留学生在异国的所作所为，恰恰从一个特定的侧面暴露了中国传统礼教的脆弱和虚伪，"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正是在国内长期压抑和束缚造成的心灵扭曲，才使得这帮留学生们一旦来到男女关系相对开放和自由的日本，马上产生了一种变态的补偿与发泄行为。而支撑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向堕落的'理论基础'，便是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发展的必然产物--源远流长的痞子文化传统。"假如说南橘北枳现象的发生是因为土壤、气候等原因造成的话，那么在异质文化语境下中国留学生发生人格变态、道德堕落以及把欲望视为图腾的倾向，无疑说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教化的脆弱性，一旦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下，它的约束力很容易就被彻底消解掉了。
中国留学生在异域表现出恶劣的行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虚伪本质亦难辞其咎。中国传统文化习惯于树立一个高不可及的目标让人遵从，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无法贯彻和执行，往往流于一种虚设。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虚伪性从儒家创始人孔子那里就已经形成了。孔子说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也就是说因为祭祀所以似乎鬼神才存在，而不是因为鬼神客观存在而祭祀。那么祭祀这种披着庄严神圣外衣的仪式也就具有了很大的表演性。祭神仪式主要是做给人看的，至于究竟有没有鬼神，似乎并不重要，也无须深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虚伪的本质，古代的文化先哲有所察觉，并且偶尔也进行了相关的论述。荀子就曾经说过："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他又说："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求得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这种虚伪性，极容易使中国人形成双重人格，而一旦置身于道德戒律相对松弛的域外，其表现就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