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中华复兴社作为力行社的三级组织成立了。复兴社成立后，下属各处的处长以及各个办公机构的主要工作人员都在短时间内确定了下来，只有特务处的处长一直没有确定。特务处是复兴社最重要的部门，最后，蒋介石拍板，由戴笠担任特务处处长。
在戴笠上任的第一天，蒋介石就推心置腹地跟戴笠密谈了很久。戴笠自然十分感激蒋介石对自己的提拔和信任，他当即激动地对蒋介石说：“我戴某人抱定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起头颅的信念，至死为您效力！倘若我成功，不惧为敌人所杀；倘若我失败，不惧为您所杀。我决心效死，义无反顾！”
戴笠的确没有让蒋介石失望，他上任后，把原来力行社特务处的大部分骨干人员都拉进了复兴社，从而迅速解决了复兴社特务处人手稀缺的问题，迅速展开了特务工作和情报工作。
南京复兴社特务处的工作，在戴笠的主持下，生龙活虎地开展了起来。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南京复兴社特务处的骨干人员，就是蒋介石的锦衣卫。他们为蒋介石提供最及时最一线的情报，所以自然也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和关照。当时中国经济凋敝，国民政府所有公务员以及各级军官都要拿“国难薪”。所谓“国难薪”，就是在国难时期，低于原有薪水标准的不足额发放的薪水。
当时，国民党军官中的少校月薪，标准为135元，“国难薪”则为80元；中校月薪标准175元，“国难薪”则为100元；上校月薪标准为240元，“国难薪”则为120元……然而，南京复兴社特务处的骨干特务们不但工资足额发放，而且服装、伙食一律由南京政府包办，某些除了在特务处，还在政府机关或者军事机构里任职的特务，还可以拿到双份的薪水。除此之外，特务们还可以拿到活动经费、住房补助，而各个特务组的组长、复兴社驻各地分站的站长等各级大小领导，还可以拿到特别活动经费。之所以复兴社能够获得这些优待，归功于戴笠对于复兴社的管理、组织和发展的全力推动。对于没有系统学习过特工知识，也没有系统地接受过特工训练的人来说，主管并经营、发展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是非常艰难的，其难度之高、困难之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戴笠不仅把复兴社特务处组织起来了，而且连带将整个复兴社都经营得很成功。以至于戴笠死后，美国的一位东方研究者这样评价戴笠：“他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上将，而是中国的海因里希?希姆莱。”
然而，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伴随着高收入、高回报而来的，就是高风险、高强度的工作。戴笠以及他手下的特工们虽然表面上十分风光，但工作和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般威风和惬意。很多特务在工作中受伤，甚至死亡，对于复兴社的特务们来说，生命危险是家常便饭。
中国有句老话“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话虽然残酷，但却形象地描述了乱世之中人的性命是多么的不值钱。普通人死了，好歹死得光明正大，死得其所，可特务们在工作中死掉了，既不能说是为国捐躯，也不能说是因公牺牲。出于保密的缘故，还得编造一些有时候听起来都匪夷所思的死亡原因。所以，为了能够让特务们安心工作，为了能够笼络特务们的家属，每当有骨干特务在工作中死去，作为特工头目的戴笠不仅会为死去的特务支付全部的丧葬费用，还会派专人照顾死去的特务的家小和父母，以安定人心。这也是为什么戴笠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组织起稳固的特务组织的原因之一。
当然，除了用高薪、高福利笼络人心外，戴笠还会给特工们洗脑。洗脑之术，中国古来有之，戴笠也善用此法。他成立了各种培训班，自己亲任班主任，亲自授课，用师生情谊来拉拢学员。在培训班里，戴笠时刻用中国老祖宗倡导的忠义思想来教育手下，要求他们“为实现国民革命的理想，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不过话说回来，戴笠不仅教导手下忠义，他自己对蒋介石也是十分忠诚的。
戴笠在社会上闯荡多年，三教九流无一不交，然而他一生之中却始终忠于两个人，那就是他的母亲和蒋介石。
在戴笠给蒋介石的所有信件当中，戴笠始终以蒋介石的学生自居，信中的语气从来都十分恭敬，十分小心。
1936年，张学良挟持蒋介石，要求蒋介石抗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当时，蒋介石被软禁的消息传到南京后，所有军政要员只求自保，没有人愿意到西安去营救蒋介石。戴笠对于那些胆怯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心怀气愤，迅速把手头的工作安排了一下，就只身乘飞机去了西安。
当时，西安的形势远远比戴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戴笠刚下飞机，随身武器就被没收了，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戴笠自知凶多吉少，却还是担心着蒋介石的安全。当时，戴笠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自昨日下午至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也。”
后来，“西安事变”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戴笠也同蒋介石见了面。戴笠见到蒋介石后，“扑通”一声跪倒在蒋介石面前，一再向蒋介石请罪，说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没能保护蒋介石。蒋介石看到此情此景，震惊之余，内心生出几分感动。从此，蒋介石对戴笠恩宠有加，而戴笠也对蒋介石更加忠诚。
从各种史料来看，戴笠对国家和政府，其实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认识，他对三民主义的理解也很肤浅，戴笠对复兴社乃至军统的忠诚，十分类似于前文中的陈启坤对力行社的忠诚。准确地说，戴笠的忠诚，很大程度上是对蒋介石个人的忠诚，他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对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和提拔感激不尽。所以，他经常教育特务们要忠于蒋介石。他在给学生洗脑的过程中，一次次强化了自己的“忠君”思想，久而久之，戴笠本人自然就成了蒋介石的忠诚信徒。
这就是复兴社以及军统中最大的、最高调的、最著名的特务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