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坐在李宗仁旁边，点燃—支中华香烟，一边吸一边和李宗仁交谈起来。他先谈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自己发动起来的，目的在于反修防修，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群众真是发动起来了，那就不能完全按个人原先的想法去做，只能因势利导。他停了停，又问李宗仁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李宗仁没想到毛主席要跟他交谈，更没想到要问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照实说，对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发动这么一场“天下大乱”的群众运动，李宗仁是很不理解的。见社会动乱，正常的秩序全被破坏，一些年轻人胡作非为，他更是想不通。不久前，他曾经想邀章士钊先生一道向毛主席进言，请他宣布停止这场文化大革命，可由于章士钊婉辞拒绝，才没进成。今天，毛主席这么亲切和蔼地邀他交谈，机会实在难得啊。一旁的朱德和董必武，见毛主席和李宗仁在交谈，客气地跟李宗仁打了个招呼，都退出了休息室，到大厅那边去了。他们多年来都在毛主席身边，知道毛主席与人谈话时，左右最好回避。
李宗仁呷了口茶，想趁此作一个思考的缓冲。这休息室里的茶味道顶好，比大厅那边的要强得多，甚至比他以往最喜爱的桂平西山茶还要醇香。“主席，这茶味很好！”李宗仁一时没有切入正题。
“你也喜欢？是我们湖南洞庭湖的君山银针。”
“难怪，名茶啊！”
毛泽东只顾抽烟，他随意靠在沙发上，没有再说什么，那神态，是想等李宗仁谈正题。李宗仁心情略略有些紧张。他当然也想谈正题，并就此难得的机会完成他前次未能实现的“进言”。可他转而又想，这是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广场上的红海洋，山呼万岁的人潮，不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吗？再说，像朱德、董必武这样德高望重而又常常在毛主席身边的人，为什么不劝他呢？这话儿不该轮到我这样一个戴罪归来的人说，这事不该轮到我这样一个老朽来做啊！想到这，李宗仁把过去的想法和刚才的想法全否定了。他又呷了一口茶，润了润喉，两只手下意识地搓着，恭敬地对毛泽东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的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虽然目前的社会秩序稍乱一些，但为了子孙万代着想，是很有意义的。”
毛泽东吐了口浓浓的烟雾，微微点了点头，依旧不语，他要等李宗仁把话说完。
李宗仁也颇懂察言观色，说话时，眼睛一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他估量刚才自己的那番话语说得正合毛泽东的心意，于是又接着说：“毛主席一定还记得北伐时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先生。北伐军攻下武汉后，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当时我从南京到武汉进行调处，和鲍罗廷先生作过一次长谈。鲍罗廷先生有段话，我至今不忘。他说，革命就像妇女分娩一样，为了生儿育女，难免一时之苦，受了这场痛苦，就换来将来有子女的幸福。我当时对他说，生儿育女，对产妇来说，这场痛苦的确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一个助产士，就要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我很赞成鲍罗廷先生的话；鲍罗廷先生也十分赞成我这话。”
毛泽东自然是十分精明的。他抽烟时吞云吐雾，半闭着那双明察秋毫的慧眼，其实，他就等着李宗仁表白一番态度。李宗仁的故事，他当然明白个中三昧。待到李宗仁说完，他坐起身来，在那只瓷烟灰缸里捏灭了手上的烟头，也呷了一口茶，像老师评判学生的答问似的说：“李先生的话很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火是我点起来的，但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得烧一个时期。现在，治乱的工作也在做，但是眼下问题很多，只能一件一件去解决。譬如红卫兵小将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的。听说他们要砸烂政协，要消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做出过很大贡献，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还要继续搞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我们的一个法宝……”
毛主席口若悬河，73岁的人，中气很足，思路敏捷，见李宗仁听得有滋有味，他稍稍停了停，又从茶几上的大红色罐头筒里取出一支中华烟，擦火柴点着，大口地吸了起来。李宗仁依旧有几分拘泥地坐着，和毛泽东刚才的做法一样，他也不插话，等待着他继续说下去。
“民主党派不能取消！”毛泽东过了两口烟瘾，话语铿锵地说，“统一战线还要发扬光大。这些都要跟红卫兵小将们说清楚。当然，有些人可能一时听不进去，但要好好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李先生你对这事看法如何？”
“毛主席高见，高见！今得领教，使我茅塞顿开！”李宗仁频频点头，以至于激动得脱下头上那顶呢帽，以手当梳，抚理起头上那斑白稀疏的头发来。
毛泽东没有戴手表，这休息室也没有挂钟，两支烟和半杯茶的工夫，他估摸已经超过了20分钟，于是便站起身来，和李宗仁一道走出休息室。检阅游行队伍什么时候休息，休息多久，完全是由毛泽东决定的，他就是时钟，他的行动就是命令。
毛泽东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游行队伍继续前进。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激动得不能自已，高兴得不能自已，把能亲眼见到这个划时代的伟人，当做是平生最大的荣幸。
红旗猎猎，人潮滚滚，不见首尾。
毛泽东威严而又自在地站立着，微笑着，不时向拥戴和崇敬他的人群挥手致意。
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和嘉宾们当然唯毛泽东马首是瞻，谁都没敢坐，尽管有困乏之人，谁还能不向毛主席看齐呢？李宗仁也就那样努力地支持着，不时和身边的陈毅说一两句无关痛痒的话。直到让最后一批队伍走过，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都拥到金水桥边尽情地欢呼一阵，又潮水般退去，城楼上的人，才开始放松了情绪和舒动一下四肢。
大概天底下哪儿有伟人，哪儿有大事，哪儿就有记者。隆重热烈的国庆游行活动刚刚结束，天安门城楼上的人还没有完全放松情绪，李宗仁便被一群记者围住，记者们太敏感，他们早就注意到了李宗仁，注意到了毛主席今天和他一道进了休息室。这个可以出新闻的采访对象，他们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李宗仁先生，毛主席今天接见了您，和您谈了些什么？”
“李先生，请谈谈您的感想！”
李宗仁一边走着，一边礼貌地摆着手。他懂得记者的本事，懂得记者笔头子的功能。以往的岁月，不管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他都没少接触过记者。许多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更何况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每说一句话，都成了规范全国，指导亿万军民的“最高指示”，他当然不能随便透露些什么。当他走到城楼的西侧，正准备步下石级时，一位记者有些失礼地拦住他，不厌其烦地问道：“您和毛主席交谈了些什么，请李先生说两句也好。”
“我和毛主席尽谈些家常生活，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恕不奉告，请见谅！”李宗仁说着，毫不迟疑地走下了那铺着紫红色地毯的石级……
李宗仁又回到了清闲得无聊的301医院。胡友松见他归来，赶紧给他削了只大雪梨，待他坐定之后，递到他的手里。几个月的共同生活，她知道丈夫的饮食习惯。他虽然是南方人，可喜欢北方的面食，爱吃饼和炸酱面，尤其贪食水饺，那头餐剩下的饺子，第二餐用油煎了，他简直是“食无厌”。每日里只喝茶，吃水果，不吃任何补药补品。有时香港的友人寄来些鸡汁、十全大补膏、KH3什么的，他毫不吝啬地送了人。“一日三餐吃好了，还用得着吃什么补药呢？”
“今天可站累了？”胡友松坐在他身边，亲切地问。
“累倒不太累，精神可紧张了好几阵呢！”李宗仁边吃雪梨边向胡友松说了有眼不识毛夫人江青，休息室跟毛主席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和检阅大会刚结束时受记者包围的三件事。后两件，他似乎觉得总算对付过去了，唯有没跟迎面过来的毛夫人打招呼的事，心里像塞进了一块石头，沉沉的，难受极了。
“德公，您也是！”胡友松听后也有些着急：“见傅先生和程颂公跟她打招呼，你不也就顺着势寒暄两句了事吗？”
“她那衣着和帽子，使我再怎么也猜不出是毛夫人啊！”李宗仁话语中也流露出深深的后悔。可事已过去，后悔何益？他深怕妻子为这事担心，又说，“不过，我相信毛夫人不会为这事计较的，人说宰相肚里好撑船，毛夫人现在的位置，也不在宰相之下呢！”
胡友松知道李宗仁的话不过是自我安慰，但事情已经过去，久久萦怀，有损情绪和身心健康，于是也就不再接着这话题往下谈，转而问道：“德公，今天是国庆节，场面一定很热烈？”
“那还用说吗？”李宗仁将梨骨儿放在果盘里，又用手帕揩手，说：“恐怕有上百万人，游行很有秩序。这种事，在过去国民党政府时是做不到的。”
“德公的思想真是很进步哇！”胡友松微笑着说。她常常听丈夫讲共产党本事好，讲国民党执政时事情难办。她看得出他是说真心话的。
“不过有一点，我不大理解。”李宗仁顿了顿，警惕地看了看厅门，才说，“毛主席为什么要让百姓喊‘万万岁’呢！‘万岁’是过去人们朝拜皇帝时才喊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就不让别人喊‘万岁’啊！我听到喊‘万万岁’，就肉麻呢！”
“这怪不得他老人家，人们要喊啊……”胡友松正要说下去，忽然传来一阵清脆的门铃声。
胡友松去开了门。是食堂的服务员来订明天的餐饮。这里的伙食很好，米饭，粥，面食、炒菜什么的一应俱全。服务员每天中午到“特护病房”来征订第二天的餐饮，而且有求必应。
“哦，张同志，明天中午要两份炸酱面，炒一碟肉丝青椒；下午和今天一样，要两份水饺”
“早餐呢？”
“德公，早餐呢？”胡友松转身问李宗仁。
“要些大米白粥和咸菜馒头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