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统特务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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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中统头子徐恩曾之一9

青帮,也叫清帮。之所以也叫清帮,是因为它成立于清朝雍正四年,创始人是潘清、钱坚和翁岩。青帮也叫“粮船帮”,因为成立这个组织的初衷,就是对付朝廷,控制运载粮食等重要物资的船舶的水上运输。青帮与洪帮、白莲教的显著区别是:青帮新人入会通常会拜师,由师傅教你青帮的规矩。青帮实行的是禅宗制度,完全是一个有信仰、有组织的“黑道组织”。后来,青帮与洪帮和白莲教并列为“三教”,民间有“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原来是一家”的说法。国有国法,帮有帮规,青帮的帮规是“十不准”,所谓“十不准”,即:“不准欺师灭祖,不准藐视前人,不准扒灰倒拢,不准奸邪淫盗,不准江湖乱道,不准引发代跳,不准扰乱帮规,不准以卑为尊,不准开闸放水,不准欺软凌弱。”

清朝末期,中国的海运兴起,内河运输逐渐衰落,大量青帮分子纷纷转行,从事其他行业。上海是当时青帮分子的聚集地,据说当年每两个上海工人中就有一个是青帮分子,可见其数量之多,力量之大。当时,许多年轻才俊在投身革命之前都曾加入过青帮,其中包括陈其美、蒋介石和汪寿华等。近代青帮三大首领也是赫赫有名的,他们是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后来,国民党意识到青帮帮派规模巨大、影响力非常,所以想方设法拉拢青帮,让青帮为“党国”卖命。尤其在上海,国民党发动的诸多事件都有青帮分子参与,比如“四一二政变”等。利用青帮分子搞破坏的也不仅仅只有徐恩曾一人,戴笠也曾利用青帮分子在上海租界搜集情报。徐恩曾与上海青帮的三个大佬私交甚密,在青帮里也能呼风唤雨。

洪帮,也称洪门,即天地会。这个帮派成立于明末清初,据说是陈近南创办的。洪帮与青帮的不同之处在于:洪帮总是打着反清复明的口号。洪帮遭到清朝政府的镇压之后,被迫转移到海外,但是后来的洪帮分子继续参加反清运动,有些还加入了孙中山的队伍,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谭人凤曾这样说:“革命之成,实种于二百年前之洪门会党。在运动之初,唯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唯洪门兄弟能听指挥。人无论远近,事无论险夷,个个奋勇,个个当先,卒有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功。”(选自谭人凤《社团改进会意见书》)而孙中山则如此评价洪门:“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兴虏拼命,然卒不能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朝已盛,而明朝之忠烈,变残废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的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然其事必当极其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

夫政府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所谓士大夫之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者,然后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潜滋暗长于异族专制政府之下。以此条件而立会,将以何道而后可?必也以能全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故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观听也。其传布思想,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乎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而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选自《孙文学说》)可以说洪帮为了搞革命,出钱又出人,国民党高官陈炯明、唐继尧等人,都曾经加入洪门。就像多数帮派一样,洪门也有自己的帮风,这种帮风类似于黑社会的左派。这种帮派一旦被坏人利用,必然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徐恩曾就曾经利用“洪帮”大做文章,把洪帮分子作为特务的眼线、耳线,向共产党(包括国民党左派)进行渗透,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据大特务黄凯回忆,在他出任武汉特派员期间,徐恩曾曾给他发过一道密令,命令他们参加洪帮,隐藏身份,并且拜下山头。后来黄凯还在洪帮内取得了一定的职位,而其他参加洪帮的特务也在洪帮内部抱成一团,成为洪帮中具有极大破坏性的一派。后来徐恩曾把黄凯调至上海,分配黄凯先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拜见洪帮头子杨虎;第二件事,拜见上海三大亨;第三件事,加入青帮!后来黄凯拜青帮首领徐朗西为师,一跃成为青帮的头面人物。

洪帮与青帮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都属于秘密会党。这两个帮派没有公开的身份,是属于“黑社会”性质的,不能暴露在阳光之下的党派。徐恩曾与这些帮派合作,既得不到蒋介石的经费支持,而且由于这些党派的流动性比较大,所以与他们合作,比较容易暴露整体的行动计划。所以,徐恩曾逐渐觉得“青洪帮”是根鸡肋,利用价值不大,甚至有时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于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与宪兵队和警察局合作对付共产党人。

其二,与宪兵队和警察局合作,对付共产党人。前面已经说过,徐恩曾在党务调查科时,发现特务碍于“身份”,有时很难进行搜查和抓捕的行动,当他看到宪兵队或者警察局可以堂而皇之地破门而入,进行搜查和抓捕后,便向上级打报告,积极运作与宪兵队、警察局的“合作”事宜。

可以说,徐恩曾的这个方法非常行之有效,使得特务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破坏能力。特务们披上“警服”,摇身一变成了警察,这样的变化也使地下党们一度殚精竭虑、无法应对。可见徐恩曾做“特务”,还是非常有天赋的。当然,在最初开始从事特务工作时,徐恩曾不仅没有“特务细胞”,而且从心眼里瞧不起这个工作,他认为像自己这样搞实业出身的工程师,去做特务简直太屈才了。不过后来,徐恩曾在特务行中尝到了甜头,就开始努力发掘自身的潜力。

其三,建立无线电台,破译共产党的电台密码,截获共产党的电台信息。电台是特务的重要设备,当时,很多军事组织都通过电台发报、破译密码来传递情报,所谓的“鸡毛信”和“飞鸽传书”,比起电台发报简直就是小儿科。徐恩曾是工程师,在电台方面是专家,没进党务调查科前,徐恩曾就帮助国民党安装、调试了第一台电台。在电台的开幕庆典上,蒋介石还竖起大拇指说:“这东西一发威,可以顶三个师!”言外之意,他非常关注并且重视电台情报工作。在党务调查科开展工作之后,发送情报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靠秘密交通关系传送情报(这需要人力和交通工具,不适于长距离传送);第二种,就是通过无线电台发射无线电报。无疑,第二种方法更加安全,更加迅速。所以包括党务调查科在内的很多军事组织,都以无线电台发射电报为主要的情报传送方式。

古人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蒋介石看来,要想对付共产党,就必须知晓共产党的重要信息,徐恩曾感受到蒋介石对于破解共产党的情报的迫切需要,因此把建立无线电台放在了特务工作首位。后来,国民党的无线电台像蛛网一般覆盖了整个中国,几无死角。在徐恩曾的领导下,特务们靠电台截获无数情报(截获的共产党的情报并不算多),其中也包括日本在中国的行动策略的情报。可以说,特务的情报多数是靠电台截获和破译的,而当时,发送情报,编制情报密码的工作也是由中统局负责,可见中统局对于国民党而言有多么重要。

其四,用严刑拷打来对付共产党。这是徐恩曾最常用的,也最为快捷有效的一种对付共产党的方式。那些意志薄弱、受不了皮肉之苦的共产党员,往往就是在严刑拷打下背叛的。徐恩曾虽然是机电出身,但也精通心理学,他知道什么人吃软不吃硬,什么人吃硬不吃软。徐恩曾拿下“反省院”后,一方面改造所谓政治犯的思想,一方面用严刑拷打逼迫他们叛变。而位于南京瞻园中的几间监狱,曾经是徐恩曾的“刑讯室”,它令人闻风丧胆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重庆的渣滓洞。那里放着各种刑具,专门用来“考验”那些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徐恩曾特别研究了一套“严刑拷打”的方法,还推出了一系列瓦解共产党人意志的方法。

其五,培养“线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

徐恩曾为了对付共产党,在各地成立了“特务室”,通过散布谣言诬陷共产党,如捏造著名的伍豪事件,瓦解共产党的革命力量。中统正式成立后,徐恩曾还曾想与美国FBI等机构交流经验,甚至还招募过一些爆破高手,专门负责爆破共产党的地下据点。

徐恩曾最绝的一手,就是在“细胞内部培养细胞”,也就是搞无间道。徐恩曾在任时,曾多次强调“细胞”的作用,并加强内线细胞的培养和利用,凡是发现共产党内有不利于发展“细胞”的障碍,就想办法除掉障碍,当然一般是暗杀。这些“细胞”分两种:一种是打入共产党内部的特务;另一种是策反分子。当时,共产党上海沪西区委负责人徐阿六、闸北区委负责人姚长庚等,均是中统局发展培养的“细胞”!由于这些人在共产党内发展到一定的地位,所以窃取了许多共产党的秘密信息,这给共产党地下组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徐恩曾源源不断地向共产党内部注射“癌细胞”,他妄想有朝一日,共产党能够死在他的手下。后来,徐恩曾还发明了“细胞”培养“细胞”,简而言之,就是让这些“细胞”利用谎言、利诱、威胁等手段在共产党内部发展“内奸”,也就是策反分子!这样的内奸不胜枚举,许多意志薄弱的革命党员经不起诱惑,转而成了共产党的策反分子,成了敌人的“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