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宣传“抗日救国运动”是与蒋介石唱对台戏。陈立夫曾如此评价共产党：“搞舆论，是共产党的强项！想要打倒共产党，就要阻止他们办报纸！”从进入中统那天起，徐恩曾就知道“舆论宣传”是何等的重要！起初徐恩曾也是满怀信心，打算将国民党的思想散布于全国，然而，当他遇到自己的老朋友邹韬奋之后，却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有一天，蒋介石的贴身秘书送来一本刊物，蒋介石看了几眼，便生气地将刊物拍在了桌子上。他问秘书：“到底谁这么大胆？为什么处处与党国作对？”
秘书支吾了几声：“是一个名叫邹韬奋的家伙……”
蒋介石拍着桌子继续问道：“他是不是共产党？为什么总是替共产党说话？你去查一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于是，蒋介石的秘书拿着《生活周刊》找到了陈立夫，陈立夫就找来徐恩曾商量对策。
“共产党非常善于利用媒体蛊惑人心，这本《生活周刊》想必也是共产党人创办的吧！”陈立夫将杂志递给徐恩曾。
徐恩曾扫了一眼，看到邹韬奋的名字，心里一惊，这不是老同学邹韬奋吗？他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了？徐恩曾出于谨慎和自我保护的目的，委婉地说：“这个邹韬奋我认识，他应该不是共产党！”
“什么？”陈立夫吃了一惊。
“他是我大学同学，您别着急！我这就派人去查，如果他是共产党，我立刻逮捕他！”
“如果不是呢？”陈立夫瞪了徐恩曾一眼。
徐恩曾连忙说：“不是也要将他抓起来，谁叫他为共产党摇旗呐喊！”
此时的徐恩曾，想起了蒋介石发布的特务工作秘密办法中的那条“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的密令（密令强调：凡是带有共产党色彩的文字一律要从文章中删除，凡是与共产党有相同倾向的报刊、杂志一律封闭！）。
不过从本心而言，徐恩曾还是有些纠结的。上学的时候，他与邹韬奋私交还算不错，邹韬奋不仅是他的同门，而且还是他的朋友。他真恨如今的邹韬奋热衷政治，这不是给他徐恩曾找麻烦吗？
徐恩曾翻开《生活周刊》仔细阅读，读到了邹韬奋《抗战》一文：“中共这次宣言所表示的宗旨是要挽救祖国的危亡，是要巩固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是要决心共赴国难，是要造成民族内部团结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个宗旨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所一致拥护的。”徐恩曾看着看着，脸色就青了，心里想：邹韬奋啊邹韬奋，你这是干什么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啥要跟党国作对呢？徐恩曾坐不住了，他要去找邹韬奋，亲自与邹韬奋谈谈。
徐恩曾出现在邹韬奋的家门前，颇令邹韬奋惊讶，惊讶之余，他意识到，作为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此次来者不善。当然，邹韬奋还是以朋友之仪招待了徐恩曾，迎进门来，沏了一壶热茶端上。
“老兄此次来我的府上，有何贵干？”邹韬奋问道。
徐恩曾单刀直入，拿出杂志摆在邹韬奋面前：“老弟，我是为你这篇文章来的。现在国内形势不好，坚持自己的立场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被共产党利用啊！”
邹韬奋没有直接回答，绕了一个弯子陈述自己的理由：“大难当前，作为一个中国人，理应站出来！东北沦陷，蒋委员长作为领导人，更应站出来动员全民抵抗日寇！难道徐兄觉得我说的话，有什么不妥吗？”
“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应该为你的话负责！”徐恩曾拿着《生活周刊》，一个字一个字指着对邹韬奋说：“你后面讲的话都对，就是前面不对，偏偏是中共的宣言！共党一直利用舆论蛊惑民众，难道你还不懂这个道理吗？”
“我不在乎哪个党，我只在乎自己的良心！”邹韬奋义正词严。
“良心？韬奋，共产党出了多少钱，国民政府可以出更多的钱把所有的刊物收回来！需要钱，你尽管开价！”徐恩曾使出了金钱利诱的老伎俩，他要息事宁人，只要邹韬奋不再为共产党“摇旗呐喊”，蒋委员长就不会再怒气冲天拿着《生活周刊》骂人了。
可邹韬奋却不买账，接着说：“如果人人都只认钱不认良心，那中国就彻底完蛋了！”徐恩曾见邹韬奋“不为财也不为利”，着实无计可施，只好起身走人！就在他即将出门的时候，邹韬奋在他身后说：“统一抗日已经是大势所趋了，你就不要枉费心机了！倒不如打电话劝一劝蒋委员长，让他站出来说句话！”徐恩曾“好心”劝老友，没想到竟然被老友邹韬奋教训了一顿！
徐恩曾不在乎什么“统一战线、解放全中国”，他认为，天下就是蒋委员长的，只有让蒋委员长高兴，自己才能得到提拔和重用！既然“老朋友”变成了他政治道路上的“阻碍”、自己上司的“眼中钉”，他只能牺牲友谊，帮自己的上司拔掉这枚“钉子”了。于是他派特务秘密监视老友邹韬奋的一举一动，有什么情况及时向自己汇报。
1933年的6月18日，上海发生一起枪击案，民主人士杨杏佛驾车至上海亚尔培路时，被军统特务暗杀。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的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就此事奋笔疾书，徐恩曾看到邹韬奋为此事撰写的爱国文章，恼怒不已。正巧，陈立夫打来电话，要求徐恩曾列出与共党密切来往的人员名单，这个名单就是所谓的中统黑名单。徐恩曾迅疾想到了邹韬奋，于是他提起笔，在纸上写下了“邹韬奋”的大名。
与此同时，邹韬奋因“杨杏佛暗害”一事悲痛不已，在新周刊中又刊出一版关于国民党无耻行径的报道，希望能够唤醒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就在这个时候，《生活周刊》的一名记者神色慌张、急匆匆地闯到邹韬奋的家里，对邹韬奋说：“主编，大事不好了，你赶紧出去躲躲吧！”
“我又没做坏事，为什么要躲起来？”
“中统局的特务们冲到报社来了，说您扰乱民心，要抓您！”
邹韬奋咬碎钢牙，一拳砸在桌子上：“如果他们想要我的命，就让他们拿去好了！”
记者劝邹韬奋：“主编，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如果您不在了，报社还指望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无奈之中，邹韬奋只得离开上海这个多事之地。
邹韬奋买了船票，乘坐一艘名叫“佛尔第号”的意大利油轮离开了上海，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
得知邹韬奋出国了，徐恩曾终于长出一口气，他自言自语道：“表面看上去视死如归，其实也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没想到吓唬一下，他就去国外避难了！”邹韬奋离开后，《生活周刊》基本上处于半停业状态。1933年年底，徐恩曾派特务查封了《生活周刊》。
邹韬奋虽然被迫离开故土，却心系祖国，他先后在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等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不禁感慨万分：“现在的世界，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欧洲所谓的列强国家，一方面是少数人的穷奢极欲，生活异常阔绰；一方面是多数人的日趋贫乏，在饥饿线上滚爬！因此，要彻底解决这种不相容的问题，只有从根本上改造束缚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要能够为大众谋利，尽量利用进步的生产力，生产的动机必须为供给大众的需要，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润。”（选自邹韬奋《萍踪寄语》）随即，联想到自己的祖国，邹韬奋更加愤慨：“决不能倚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勤劳大众的组织。”
正当邹韬奋为国家和民族前途来回奔走寻求出路的时候，国内形势突变，日本侵略者的黑手已经探到了华北腹地。1935年5月，国民党政府竟然不顾“民声”强行封杀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震惊，决定回国。
1935年8月，邹韬奋离开了美国，回到了上海。
此时的上海满目疮痍，街头上弥漫着浓重的硝烟和灰蒙蒙的“亡国气息”，于是他决定重操旧业，继续发挥传媒宣传的威力。
1935年底，邹韬奋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他为《大众生活》写的创刊词是：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从而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自身事业融进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来。《大众生活》像当年的《生活周刊》一样，在邹韬奋的引领下，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无畏的战斗风格，对“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因而《大众生活》受到广大民众的一致好评，销量再破杂志发行新纪录。
徐恩曾又一次感受到了来自邹韬奋的压力，他没有想到，邹韬奋又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徐恩曾拿着一份刚刚出版的《大众生活》，问自己的秘书：“邹韬奋真的回来了？”
“处长，他真的回来了。”
徐恩曾长叹一声，将刊物扔在桌面上，然后眼露凶光，对自己的手下们说：“谁也不准看这本杂志，谁看我扣谁的薪水！”
接下来，徐恩曾连续几天没睡好觉，他一直在琢磨：邹韬奋为什么处处与自己作对呢？像他这样的才干，如果加入党国，肯定会有更大的成就。徐恩曾对自己这样的“志不同道不合”的老朋友深表遗憾。而此时他似乎也有点后悔，他为当时没有派人暗杀邹韬奋感到后悔不已。
没过几天，陈立夫就带着蒋介石的“圣旨”来到了徐恩曾的家中，命令徐恩曾：不惜一切代价，斗垮邹韬奋。徐恩曾迫于压力，简单列了四个计划：一、捏造证据，把他当成共产党抓起来；二、暗杀；三、强行封锁《大众生活》；四、拉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