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政道与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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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学保官:任他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

曾国藩是官场上的“常青树”,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保官最稳。他掌握了一整套官场绝学,这套绝学用于官场之上,可以说是屡试不爽。

1.靠山倒了官照升

曾国藩在官场上的成就,离不开朝廷中的一座座“靠山”。但是根据历史的经验来看,“靠山”通常是一把双刃剑,在他得势时,你会跟着沾光,在他垮台时,你也会跟着受牵连。一个重臣失势之后,常常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清除出一大批党羽。纵观曾国藩的仕途,在道光朝时,他在朝中的靠山是穆彰阿,在咸丰朝是肃顺,在同治朝倚傍恭亲王。这些人,在关键时刻都会支持曾国藩,还会替他在皇上面前说好话。看看曾国藩的这几个靠山,穆彰阿、肃顺下场都很惨,可以说是不得善终,恭亲王奕也是几经挫折。可是,不管这些靠山是垮台了,还是失势了,曾国藩的仕途都没有受到影响。在靠山倒后,他却是官照升、荫照封。有时,哪怕是前任的靠山与后来的执政者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依然能置身事外,官运丝毫不受影响。这其中有什么秘诀吗?

有些官员,一旦与朝廷中要员攀上了关系,就会极力巴结对方,像狗皮膏一样粘到人家身上,称兄道弟,如影相随。对外则会四处炫耀,唯恐外人不知,并仗着这种势力作威作福。其实,这是很危险的结交方式。曾国藩在位数十年间,无论是他位高权重,还是不得志之时,从不与朝中权贵交往过密,也不拉帮结派,将自己归到哪个派系之中去。他不愿意将自己卷入到高层的政治斗争去,做无谓的牺牲。有时候,即使有权高位重的人主动示好,想与他结交,他也要深思熟虑,周密规划。

在带领湘军征剿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一直觉得自己权力太小,处处受掣,可是皇上因为他是汉人,对他信不过,不给他放权。后来,朝廷的正规军江南大营在与太平军交战时全线溃败,曾国藩认为正规军失败了,朝廷只能依靠自己所带的地方军湘军了,觉得这对于自己可能是一个好机会。

这时,胡林翼的手下派人送过来一封信。曾国藩接过信封一看,觉得奇怪,因为信封上并不是写的他的名字,而是胡林翼的大名。打开细看,明白了内情,原来这是朝廷重臣肃顺写给胡林翼的一封密信。肃顺在信上讲述了江南大营溃败后,皇上非常生气。两江总督何桂清临阵脱逃,皇上一气之下将其就地免职,打算再选一个可靠之人接替何桂清的职位。思来想去,皇上觉得正在任鄂抚的胡林翼不错,就打算让胡林翼接替两江总督的职位。在向肃顺征求意见时,肃顺并不同意,说道:“胡林翼才学优长,足堪江督之任,但若调离,鄂抚一职则无人可代。”皇上问:“叫曾国藩任鄂抚如何?”肃顺说:“六年前,皇上命曾国藩署鄂抚,几天后又撤销前命,曾国藩想必心中不快。事隔六年,又叫他任鄂抚,显得皇上恩德不重,不如干脆叫曾国藩作江督。胡林翼与曾国藩是好友,必定会协调合作。那时上下一气,东南局面将有转机。”皇上一听,觉得有道理,点头同意了。

肃顺为此给胡林翼写了一封信,将这详情告诉了他,并且在最后安慰胡林翼,说胡林翼向来是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不会因为此事心存芥蒂。还鼓励他与曾国藩同心协力,一起对付太平军。写完这封信之后,信的一角还加上了一行小字:“请送与涤生一阅。”涤生就是指曾国藩。

两江总督是曾国藩渴盼已久的职位,从咸丰三年带兵以来,他就一直渴望能有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两江总督在当时就是与太平军作战的最高统帅,也就是全国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如果有这个权力了,曾国藩所带的湘兵,再也不会处处受掣,四处受气了。一想到这里,曾国藩对肃顺就有说不出的感激之情。肃顺是朝廷的重臣,现在他又主动提拔自己,这样的靠山,在别人看来,可真是求之不得呀!

曾国藩带着感激的心情,提起笔来,想给肃顺写一封感谢信,借此套套交情。可是他一边研墨,一边冷静了一下,他想起了肃顺在信的一角写的那行字“请送与涤生一阅”。这种提拔两江总督的事情,在朝廷还没有公开宣布之前,应该属于重大机密之事,肃顺却提前透露给自己,是明显在讨好自己。曾国藩开始冷静下来了,他仔细想了一想肃顺的这个人及他所做的事。

肃顺是宗室贵族,虽然精明干练,很有魄力,敢于重用汉人,瞧不起满蒙亲贵中的昏聩者。但是他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尽管得到了皇上的重用,但是在朝廷中的人缘极为不好。本来,他与恭王关系还行,可是得到皇上的宠幸后,就连恭王也不放在眼里了。自古庸主旁边多权臣,虽然曾国藩不敢说当朝的皇上是庸主,但是肃顺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权臣了。而且这个权臣不懂得收敛自己,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历史上这样的权臣有几个最后有好下场的呢?虽然肃顺现在正当权,可是地位是非常危险的,恭亲王以及在他身后的满蒙亲贵,在朝廷中势力很大,肃顺虽然一时得势,但是势孤力单,一旦出现差错,他定会败得很惨。

曾国藩左思右想,虽然肃顺现在是一手遮天,在朝廷中是个好靠山,可是这个靠山若是选不好,虽然现在有用,可能在他垮台时,也会“砸”到自己。想到这里,他决定不给肃顺写感谢信,今后皇上的任命旨令下来,再给皇上写谢恩折,自己不能与肃顺有私下的联系。尽管肃顺以自己的朝廷重臣的身份,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而且给曾国藩及其湘军都带来了很大的实惠,但是曾国藩却始终没有“贴”上去,没有把其当作密不可分的朋友、知己,只是不动声色,与其没有直接的书信往来和亲密交往,而是依靠朋友、名士间接地往来着。果然不出曾国藩所料,肃顺的下场果真很惨。慈禧掌权后,就再也容不下肃顺,以政变罪将肃顺除掉。同时,慈禧还到处搜罗证据,将肃顺的党羽一网打尽。一些官员写给肃顺的信件,一些巴结的、感谢的信件,都被当作是其党羽的证据。可是在这过程中,却没有发现曾国藩的只言片语。慈禧本来是怀疑肃顺与曾国藩关系不一般的,因为他知道肃顺曾经保举过曾国藩,因为没有找到任何他们往来的书信,也没有其他证据,慈禧不得不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现在一些人,在选择朋友时没有自己的标准,尤其是对上级或对自己有用的人,想办法巴结,整天在一起吃吃喝喝,如影相随,而且也不懂得拒绝,许多人就因为交错了朋友,结果一败涂地,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在官场上交朋友、找靠山,一定要慎重。不但要考察这个人的人品,还要考察这个人的发展趋势,切不可因为一时得势,而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跟曾国藩学做官】

曾国藩说过:“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祸。小人不知祸福之相倚伏也,则侥幸以为尝。是故失意之事,恒生于其所得意,唯其见利而不见害,知存而不知亡也。”他认为一个人在为官之时,要既不奢望“非望之福”,又能辨清“非望之祸”,这样才能少遭挫折,少走弯路。

2.要官莫要直接说

曾国藩年轻时颇有志向,曾经高声吟诵:“生世不能作夔皋,裁量帝载归甄陶,犹当下同郭与李,手提两京归天子。”我们知道,人空有志向是难以成事的,必须是有能力,还有现实的条件,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像曾国藩这样的志向,除了他自己具有相应的能力之外,还必须有一种硬件的支撑,那就是权力。所以,这就涉及向上级要权的事了。在官场上,如何向领导要权、如何向领导要官,可是一门大学问。

曾国藩在地方办团练与太平军作战时,因为他是汉人,满族朝廷因为怕汉人难制,虽然曾国藩已带兵三年,但皇帝一直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名分。曾国藩孤悬客处,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这实在让人觉得窝囊。朝廷为了剿灭太平军,当初派曾国藩办团练,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以咸丰帝为首的满洲贵族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地主之间,目标虽然一致,但在权力分配上,却一直存在着明争暗斗。咸丰帝既要依靠曾国藩及其湘军来镇压太平军,又不愿给曾国藩以更多的军政实权。他一面命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主力在长江中洲一带鏖战,同时又坚持用由满洲亲贵控制的江南、江北大营来围困太平军的“根据地”天京,以期达到曾国藩及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的目的。

对此,曾国藩颇为不满。一方面自己出生入死地作战,另一方面却处处受牵制。别的不说,就连军饷、粮饷问题,曾国藩都无力解决。有一次,实在是没办法了,曾国藩就恳求朝廷,调派上海的厘金来接济。可是被上海负责此事的官员拒绝了。朝廷不但没有帮这个忙,反而训斥了曾国藩一通。曾国藩气得不行,觉得朝廷太软弱了,只因负责上海的官员说不给,朝廷就没有办法了。通过这件事,使得曾国藩暗下决心,“今日之情势,真要办事,非得要有督抚实权不可!随便在哪个省当个巡抚,供应二万勇丁都不成问题,何来向人乞食这副狼狈相。”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曾国藩就打算找机会向朝廷来要官、要权。

正在曾国藩处处为难之时,传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曾国藩仔细审视了一下他所处的局势,认为自己正是处处掣肘,硬着头皮顶下去,日后会更困难,无故撒手不管,上下又都会不许,所以不如借回乡为父奔丧的机会,摆脱这个困境,把这副烂摊子扔给江西,给朝廷一个难堪。曾国藩心里有底,因为当时水陆二万湘勇,都是他自己一手带起来的,除了他曾国藩,还有谁能指挥得了呢?如果别人指挥不了,皇上肯定会请自己来指挥,到那时,再与皇上讨价还价,趁机要权。于是,曾国藩给皇上拟了一个《回籍奔父丧折》:

“微臣服官以来,二十余年未得一日侍养亲闱。前此母丧未周,墨绖襄事;今兹父丧,未视含殓。而军营数载,又功寡过多,在国为一毫无补之人,在家有百身莫赎之罪。瑞州去臣家不过十日程途,即日奔丧回籍。”

他觉得自己的境遇,是越早离开越好,决定不待皇上批复,即封印回家。

回家不久,他收到了湖南巡抚衙门转来的上谕:赏假三个月,假满后仍回江西督办军务。他深知江西军务的难办,估计无人可以代替自己,遂援大学士贾桢的先例,请皇上同意他在籍终制。皇上不允。曾国藩心中暗自高兴,对付太平军,皇上到底还是知道缺他不可,于是他趁机向皇上要督抚实权。说非如此,则勇不能带,仗不能打。曾国藩的意思很明显,如果你不让我当督抚,那我这兵没法带了,也不能打仗了。明摆着,这是在威胁皇上。

曾国藩满以为皇上会同意自己的要求,觉得自己的时机找得非常好,因为对付太平军,没他不行。可是这种如意的算盘失算了。曾国藩当时并不知道,作为上司一般都有一种权威性的心理特点:我给你行,但是你不能直接要,更不能威胁。

面对曾国藩以威胁口气来要权,皇上一纸令下,同意曾国藩在籍守制,开了他的兵部侍郎缺。不但没有给他权、给他官,反而把现有的权力和职位也免了。曾国藩见到这道上谕后,心里后悔不迭,觉得自己好比一个弃妇一样,心里直打冷颤。这下子他知道自己玩大了。

事情结果也让曾国藩的“弃妇”感觉越来越强烈,他不在前线期间,湘勇同样捷报频传,湘勇水陆两支人马在胡林翼、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的指挥下,反而打得更好。这使得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对付太平军的能人多得很,他确实是自视甚高了。

在这期间,他几次想向皇上请缨,请求让自己重新“出山”,但终究不敢下笔。这样出尔反尔,岂不贻笑天下?思前想后,左右为难,曾国藩的病情愈来愈严重,心情愈来愈烦躁。无时不为直接向上司皇帝直接要官要权而后悔不迭。

当时的“老板”咸丰帝是有意晒一晒曾国藩,所以将曾国藩闲置了一年多。后来因为战局恶化,情势发生了转变,湘军将领开始不服调遣,皇帝没有办法,才以江山大局为重,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但仍然未把曾所希望得到的“事权”给他。直到咸丰十年以后,江南、江北大营彻底瓦解,清廷不得不将镇压太平天国、挽救清朝统治的希望完全放到曾国藩等汉族人身上,才被迫让步,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悉归节制。从此,曾国藩集军、政、财权于一身,成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最高统帅。

经过这次要官风波之后,曾国藩深深吸取了教训,他认为,有求于上,必须“委婉而言”,不能直接要官要权了。后来,太平军被打败之后,曾国藩怕朝廷担心他拥兵自重,主动提出裁军的计划。说实在的话,他这等于自剪羽翼,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有朋友给他出主意,可以将曾国藩创建的水师改制,将团练改为经制之师,也就是由地方军变为朝廷的正规军,这样虽然名誉上归朝廷,但是由于水师是曾国藩一手创建的,还都是他的自己人。

曾国藩在办理这件事时,就吸取了以前直接要官的经验,他因为自己主动提出裁军,自己不好再写折子申请将水师改制,就让水师统领彭玉麟写折子上奏。但是,在提到水师改制后的安排时,曾国藩并没有把彭玉麟的名字放在第一位,而是拉来了一位叫官文的满族官员。官文的特点是贪名贪利,无定识,无风骨,你给他点好处,他就会站在你这边。在奏折子里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文做,彭玉麟及其他原来的统帅都做官文的副手。

在曾国藩的策划下和把关之下,奏折交给了朝廷,深得朝廷的赞赏。长江水师改为经制之师,就这样顺顺当当地通过了。皇太后接受了左宗棠的建议,筹建海军一事暂缓,先把水师整顿好,以巡守长江为主要职务。更令他们兴奋的是,朝廷任命彭玉麟为统领,并没有官文的名字。

所以,对于身处官场或职场的人来说,比较忌讳的就是直接向上司要权、要官、要薪,这属于敏感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不但得不到实惠,反而会惹火烧身。曾国藩当年直接向皇帝要督抚一职,甚至以不带湘兵打仗来威胁,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现有的权力被免了。在水师改制之事上,彭玉麟在奏折中没有说自己当统领,而是让官文来当,自己甘愿当副手,朝廷却批准了让彭玉麟来当改制后的水师的统领。你要我不给,你不要,我反而会给你,揣摩好上司的心理,掌握好要官、要权时机和方法,这是官场上的一门重要的学问。

【跟曾国藩学做官】

曾国藩说过:“有求于上,委婉而言,颇得实惠,步步高升。”意思就是说,有求于上级的时候,话语要讲得委婉,这样就能得到你所需要,从而得到重用,步步高升。这也是曾国藩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3.上不猜忌下不妒

一个在仕途中发展的人,他的官做得稳不稳,要受制于四面八方的力量,哪一股力量摆不平,都有可能把你从官位上“掀”下去。在这些力量之中,最主要是上级领导的力量,如果他们看重你,那你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了。如果同僚不忌恨你,不背后给你使绊子、说坏话,你就有百分之二十的把握了;再有,如果下属对你很忠心,不会推翻你,你同样有百分之二十的胜算几率。最后,如果不是后院起火,不是家里的妻子告状包二奶,或者是子女亲戚四处惹麻烦,那就有百分之十的胜算把握。

曾国藩在齐家、对待下属方面不用提了,这两方面他做得比较成功。在对待上级与同僚之间,他是力求谨慎,处处小心,以不得罪人为主。所以,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之后,说道:“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我们知道,左宗棠做事很多时候是凭自己性情的,不管其他人怎么看,曾国藩与其截然相反,他在说话办事时非常小心,生怕稍有不慎会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给别人尤其是上级或同僚之间带来不好的印象。咸丰皇帝驾崩之时,曾国藩正在安庆,胡林翼前来探望他,两个人一起谈论起了咸丰帝驾崩之后,朝廷之中谁会掌权的事情。说着说着,胡林翼递给曾国藩一封信。打开一看,正是左宗棠亲笔写的一副对联,上面写道:“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在赞叹对联作得工整之余,马上意识到这副对联的弦外之音。这是不是左宗棠的非分之想呢?曾国藩知道左宗棠的胆子很大,有时并不把朝廷那套规矩放在眼中的。那一年,陶澍回湖南,在醴陵渌江书院见到左宗棠书写的“春殿语从容”的楹联后,特邀左宗棠来相见。左宗棠大大咧咧地来到陶澍身旁,作揖时,恰巧碰断了陶澍胸前挂的朝珠线。一粒粒珠子立时掉下,撒满一地。倘若是一般二十几岁的平头百姓闯下这等祸事,早已吓得举止失措,左宗棠却无事般地弯下腰去,一边拾珠子,一边和陶澍说话,全不在意。陶澍亦为他的胆量所吃惊。

可是曾国藩转念一想,左宗棠手中只有万把人,就存这种想法,未免太狂妄不自量了。于是,他马上意识到,左宗棠可能是在用对联来试探自己的想法,因为当时曾国藩所带的湘军的势力比左宗棠的要大得多。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曾国藩马上对胡林翼说道:“左宗棠这副对联好是好,不过也有不当之处,暂且放在我这儿,容我考虑一下,帮他改一改。”

几天后,曾国藩把改过之后的对联交给了胡林翼,只见曾国藩在“似”字旁边点了一点,再添了一个“不”字,变成了“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不可问焉。”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如果是左宗棠想试探他,他做了明确的答复,如果是左宗棠自己有这种想法,曾国藩也进行了否定,若是左宗棠真的行动起来,传到外面,曾国藩也撇清了关系,与左宗棠并非合谋。对联上的一个字,曾国藩都要思虑好久,生怕出什么意外。可见,曾国藩的谨慎之名绝不是虚传,说到底,这其实是怕上级领导也就是朝廷猜忌到自己。

曾国藩知道,自己的官职是皇上给的,皇上需要的是忠心的臣子,所以自己想要保官,首先就要避免朝廷的猜忌。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军,他成为朝廷的第一功臣后,在说话做事方面尤为小心。为避免朝廷担心自己拥兵自重,对其构成威胁,打败太平军之后,曾国藩就主动提出裁军的计划,这深得上级领导的满意。可是,当时朝廷仍旧议论纷纷,指责湘军将金陵城洗劫一空,把金银财宝都抢回了自己的家里,由于是曾国荃带兵攻下的,为此还送曾国荃一个极难听的绰号:“老饕”。曾国荃知道后忧心忡忡,肝病加重。曾国藩也是寝食难安,时刻担心不测之祸临头。这一天,他拿起《宋书·范泰传》,当读到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天下务广而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这句话时,深有感触,就拿起笔来在这句下面做了标记,还在旁边批了一句:“处大位而兼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深善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然后,他命人把这本书拿去给弟弟曾国荃读。在大哥的开导下,曾国荃为避免朝廷的猜忌,“称疾引退”,向朝廷请病假,暂时辞职回家养病。上级领导正在怀疑他们兄弟,没想到他们如此会做事,该裁军裁军,该请假请假,于是不再猜忌他们。这是曾国藩的官宦生涯中走得非常高超的一步棋,这一招避免了兄弟同时遭受“狡兔死,良狗烹”的恶运,曾国藩为此不但没有威胁到官位,反而一直受到朝廷的重用,而且几年后,曾国荃又被朝廷重新启用,派以重要职位。

在避免上级领导猜忌的同时,曾国藩对待同僚都非常尊重,注重自己的言行,生怕稍有不慎,得罪了哪一位。有一次,刘昆和平步青任甲子科江南乡试的正副主考官,曾国藩带着弟子李鸿章亲自到岸边迎接。刘昆考取功名时比曾国藩晚一届,年龄却比曾国藩大几岁。那年在湖南学政任上,为杀林明光一事,他与曾国藩闹翻了。现在曾国藩勋名盖天下,远在刘昆之上,且乡试监临是李鸿章,曾国藩完全可以不来迎接。但他不计前嫌,降尊纡贵,这的确使在官场混了半辈子的刘昆感动。在过跳板的时候,刘昆一定要让曾国藩走在最前面。曾国藩高低不肯,说是皇上钦派的主考大人,理应走在前。推推让让一阵子后,刘昆终于拗不过,第一个上了跳板。

曾国藩又要推平步青走第二。平步青虽少年气盛,毕竟不敢僭越,死命不肯。

刘昆说:“爵相不要再难为他了。虽是皇上钦命,到底是晚辈,我就擅自作个主,让他走第三罢!”

于是,刘昆第一,曾国藩第二,平步青第三,李鸿章第四,余下的人便依次跟在后面,走过跳板上了岸,进了张灯挂彩的接官厅。堂堂的朝廷重臣,在接待比自己级别低的官员时,在行走的顺序上,还要谦让一番,可见曾国藩是多么注重在同事面前保持谦恭的形象了。

曾国藩在主持乡试期间,一些名士常来拜见曾国藩,谈一些考试之事,有的还做学问上的切磋。其中一位叫汪增甫的人,把他写的《不动心赋》交给曾国藩,说“请中堂赐教”,曾国藩连说两声“拜读拜读”,就将它放在桌上。

白天时曾国藩忙于公务,晚上回到书房时,才有时间拿起汪增甫的《不动心赋》看了起来,当他读到“使置吾于妙曼蛾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时,猛然见到旁边有人批了几行字:“妙曼蛾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曾国藩一端详,知道是自己的部下赵烈文的笔迹,于是命人去找赵烈文。赵烈文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了,深更半夜地叫自己来,一听到曾国藩只是问《不动心赋》上面的字是不是自己批的,就觉得太小题大做了,爽快地承认了。曾国藩拉下脸问道:“汪增甫是江南头号名士,你怎能在他的手迹边批上这样不客气的话?”

赵烈文不服气地说:“我看这个头号名士是个口是心非的假道学,有意刺他一下。”曾国藩一听,严肃地说道:“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不能坦白,我亦知之,还要你来提醒吗?汪先生几十年来周旋于官绅之间,靠的就是这种虚名假学。你如此不礼貌地揭穿他,坏了他的名声,损了他的形象,他不恨死了你?他有不少朋友、弟子,这些人都会成为你的对头。说不定日后的杀身之祸,就埋在今日这几句打油诗里。”

赵烈文听后,脸色一下子变了,这时他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曾国藩说道:“明天他一定会做出一副讨教的样子,来接受我对他的称赞,然后再把我的话拿出去四处吹嘘。我早知他的用意,心中虽极不情愿,但又不能得罪他,我要靠他这种人来争取江南士子呀!可惜,我明天不能在这页纸上批字了,只得另写。”

区区的几行批注的字,曾国藩都如此小心处理,可见他是多么谨慎从事了。可以说,“慎”的思想贯穿着曾国藩的一生。同治九年五月,曾国藩作了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他精神世界中“慎”的思想的缘由。曾国藩曾经说过:“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他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他也因此成为了官场上的“常青树”。一个人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必须学习曾国藩的这种谨慎,做到“防患于未然”,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谨言慎行,这样才有机会成为“常青树”。

【跟曾国藩学做官】

曾国藩曾经说过:“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也就是说,做官的人,一身都在危险里边跋涉,就像在薄薄的冰面上行走一样,因此不能不时刻进行自我反思与观察别人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