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巴尔扎克和茨威格
方天化
茨威格显然是巴尔扎克的崇拜者，以其如此高傲的个性撰写《巴尔扎克传》即为明证。
初学者往往认为茨威格和巴尔扎克是两类不同作家的代表，茨威格描述主观感受，巴尔扎克则是客观历史现象的记录者。
实不知，两者共同的性格特征——“激情”，却是贯穿他们精神和作品自始至终的红线。
巴尔扎克出身比茨威格低贱，他更深刻地认识到现实生活的残酷无情，更加同情底层劳动人民的善良、淳朴和友爱，特别激赏在艰难窘迫的生活环境里激发出的忘我善意；茨威格更注意挖掘以中产阶级为对象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层独白：孤独、自责和对个性自由的追求。
巴尔扎克明确说自己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茨威格则从未表现出来自于上帝的精神背景。自杀于巴西的茨威格，在遗书中写道：“我精神的故乡——欧洲业已沉沦。”这里将其在代表作《同情的罪》、《马来狂人》中所表现出的道德激情，最后一次明确无误地表露无遗。我们在“19世纪法国编年史作者”（恩格斯语）巴尔扎克身上同样看到道德激情的深刻影子：《假情妇》中男主人公为了友情而慧剑斩情，《十三人故事》在惊心动魄的情节发展中表现了因人性、品格、才情互相欣赏而产生的真正的爱情。
在道德激情这一共同的精神内涵下，巴尔扎克更是一个美学家，他更加赞叹和倾心于描绘在暮霭沉沉的天空下飞鸟的身影；茨威格则徘徊于潜意识升起的爱欲与道德良知的阴影中。巴尔扎克越是明晓人世的残酷、世态的炎凉，越是用激情和理性去讴歌友爱和为爱献身。他实在是一个乐观者，我们像旁观者一样看了一出同样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间喜剧》；受过良好教育、多才多艺的小资产阶级茨威格则无法摆脱道德与审美自由的困境，终于以非正常死亡平息了他和夫人内心连绵的痛苦。
我常常想，若说巴尔扎克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拿破仑的话，茨威格则是世界文学史上的蒙克（《呐喊》一画的作者，表现主义画派的始祖）。后者挖掘和凸现了个体内心的潜意识的矛盾，这种世纪末的困惑是否在下一世纪才能得到解答？
一九九五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