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生育率一样，各种族的智商得分在某一特定时期相去甚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甚大，从而使得各种族智商得分的名次不断调整。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犹太人在智力测试中一般得分都相当低，以致当时一位大“专家”断言，这种测验结果“证明关于犹太人很聪明的流行观念是错误的”。在那个时候，新近才到达美国的各种族，诸如意大利人、希腊人、波兰人、葡萄牙人和斯洛伐克人等，其智商得分实际上和现在的黑人、中南美来的移民及其他处境不利的种族的智商得分差不多。然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由于这些种族逐渐适应了美国文化，在社会经济方面取得了进步，他们的智商得分也就随之节节上升。到20世纪20年代，犹太人的智商得分已经超出全美平均数。最近对意大利人和波兰人的智商研究表明，他们也已在“二战”之后的年代里接近或超过了全美的平均数。先前对波兰人的智商研究表明，他和今天黑人的智商水平相当，平均为85分，但到20世纪70年代已上升到109分。两代波兰人把智商提高了24分，这个数字比当前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智商得分差（15分）还要大。
社会上对种族和肤色的态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里更是如此。犹太人曾一直被排除在一流高等学府的教授队伍之外，后来超比例的犹太人在这些大学里执掌教鞭。曾一度将黑人拒之于门外的职业体育队伍，后来也让黑人运动员占了上风。曾经在几十年里盛行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反对东方人的法律，也因公民投票表决而被废除。爱尔兰后裔、德国后裔和波兰后裔与异族的通婚率已离一半不远，日裔在这方面紧紧跟上。态度调查和选举结果表明，各民族之间的日趋相互接受，其程度也大体相仿。
通向多元化和各民族融洽相处的道路，是漫长而崎岖不平的。19世纪存在于欧裔各种族之间的或存在于美国出生的当地人和欧裔或亚裔移民之间的种族仇恨，曾频繁地导致暴力对抗，其中丧命人数之多，超过20世纪中期任何一次“种族暴动”所造成的伤亡。“一无所知党”--一个反对移民的政党--曾在19世纪50年代取得过短暂但却相当显著的成功，在6个州选出自己的人当上州长，并控制了好几个州的立法机构。这种党同伐异的意识后来又复活了，并在立法机构中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致在20世纪20年代堵死了移民来美的大门。奴隶制度的悲惨历史，歧视美国的法律，以及对黑人执行死刑至今令人记忆犹新。然而，美国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这些种族之间的仇恨在这个国度里存在过（因为这种仇恨几千年来也在其他地方存在），而在于这种仇恨的程度在逐步减弱，并在某些地方已经消失。
各种族自身也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变化，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被别人接受。19世纪移民特有的犯罪率高、发病率高、依赖慈善救济以及不讲究个人卫生等现象，都已随着他们逐步适应了美国的生活规范而成为历史。而且市政设施也有了改善，下水道取代了屋后的茅厕，19世纪末的廉价公寓里最终也装上了自来水（虽然当时浴缸仍是罕见的奢侈品）。在此之前，贫民窟是遍地污秽，臭气难闻，疾病肆虐。在那些比今天的贫民窟还要拥挤并且缺乏通风设备的廉价公寓里，天气稍微一热，真的就能要人命。那时，不会讲英语的人，或者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能写或读的人，比比皆是，远远超过现在的情形。宗教仇恨情绪非常强烈，以致公共教育开展滞迟，而且，它甚至还经常点燃暴动的导火线，给长期酝酿的政治争斗火上加油。1871年发生的新教徒和天主教之间的冲突，曾在一天之内导致50人丧命。当年也出现过矛头针对摩门教信徒、教友派信徒和其他教派信徒的类似的对抗和暴力。
美国幅员辽阔，种族杂糅，国民中没有哪一部分人能有效地处于主宰地位。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多元化并非人们一开始就抱有的理想，而是互不相容所造成的惨重代价迫使他们彼此相安共处的结果。美国各种发财致富的机会，也给人们的精力提供了另一条出路，使大家感到对现存物质条件的争夺没有为全体人民扩大生产来得重要，并使齐心协力者有所报偿，因此也就顾不上去计较那许多分歧了。
时间和地点
构成美国人口的许多种族，并不是同时到达美国的，也并不分布在同一地区。一般来说，每个民族在其移居美国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特定的高峰期。爱尔兰人移居的高潮大致在19世纪50年代，而犹太人移民的高潮在此50年以后，墨西哥人的移民高潮则又在下一个50年之后。移民的地区分布，也同样是各不相同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多定居在中西部，东方人躲在西部海岸，古巴难民集中在佛罗里达，墨西哥人在西南部，苏格兰—爱尔兰人则散居在从宾夕法尼亚州到南北卡罗来纳州的阿巴拉契亚山区。像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这样一些到达美国时身无分文的移民，则留居在他们抵美时的东部口岸城市。黑人集中在南方。
由于上述这些地区在经济活动上各有其特点，所在地区的各移民种族的命运也就分别和小麦种植或炼钢、铁路修建、棉纺等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全美的经济条件因地而异，每个种族在抵达美国后也就遇到彼此相异的机会和制约。各种族其后在经济上的经历，反映了他们各自带到美国的文化遗产的影响，同样也反映了他们到达时间和所处地区的影响。
今天的差别仍旧受到地区分布的严重影响。纽约州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密西西比州黑人的两倍还要多，底特律一带的墨西哥人的平均收入是密西西比州黑人的两倍还要多。底特律一带的墨西哥人，其家庭平均收入比得克萨斯州拉列多一带或布朗斯维尔一带的黑人所挣的钱也至少高出一倍。住在芝加哥、底特律或纽约市的印第安人的收入，也比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的收入高出一倍多。这种同一种族内部的差别比任何一个种族和全美的平均水平的差别都要来得大。因此，地区差别至关紧要。
种族的地理分布差别不仅影响到他们的收入，也影响到他们大体的生活方式。居住在中西部农村的印第安人，每个家庭生育的孩子，平均比居住在东北城区的印第安人家庭生育的孩子多出两个。不住在南方的黑人，其家庭之小和智商之高，一直超过生活在南方的黑人。甚至在某一特定城市，某一特定种族也会因为所在街区的不同而在收入、犯罪、家庭破裂等方面呈现出大相径庭的格局，不管这个特定种族的祖先是犹太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或是其他什么人。
美国种族在地理分布上的格局各不相同，有其多方面的历史原因，这些原因使得他们在某一历史时期而非其他时期抵达美国。
从风帆船到蒸汽船的转变，曾导致美国移民来源的彻底变化。在风帆船时代，欧洲移民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欧人和西欧人。随着蒸汽船的使用，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突然以压倒的多数涌进了美国。这些人与美国人在文化和宗教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别，而此时宗教差别恰恰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极具重要性。
在风帆船时代，越洋的客船旅费是移民在经济上承担不起的。他们只能挤在驶抵欧洲送货返美货船的空仓里来到美国。这就是说，只有那些与美国有大规模贸易关系地区的人，即北欧人和西欧人，才得以大批移居美国，而东欧人和南欧人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当时美国运往欧洲的货物，多属大批量的农产品，而返程所载的进口货，却多属体积小得多的欧洲工业制品，所以返程时船上的仓位大量空闲。移民就挤在这种空闲仓位里临时拼凑起来的座位上，缺乏足够的通风设备，没有马桶，食物和饮水也是质次量少。海上航行的时间很长，前途难卜。时间可能需要1～3个月，完全取决于风向如何。航行时间越长，人们就会因为饮食不足而变得越来越衰弱，并有可能染上疾病，而在那种拥挤的船舱里，一旦有人染上疾病即一发不可收拾。
货船的航行路线，取决于贸易的模式。这就意味着移民没有对自己的目的地口岸进行选择的余地，船驶向哪个港口就在哪里上岸。譬如，爱尔兰人赴美乘的是从美国东北部地区运来木材后返美的船，因此美国东北部就是爱尔兰移民的登陆地点，因为船只返美时只在这一带停靠。德国人赴美则乘送棉花到勒阿弗尔并返回新奥尔良的货船，然后再在那些沿密西西比河上游河谷，在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和密尔沃基这样一些城市定居下来。美国的啤酒酿造业就是由圣路易斯和密尔沃基的德裔人开创的，巴德威泽牌啤酒的原产地就是圣路易斯，其他许多名牌啤酒则出自密尔沃基。
对于那些因家境过于贫寒而无力搬迁的人们来说，初到美国时定居地区所处的经济状况是格外重要的。举例来说，在波士顿地区登岸的爱尔兰人，就发现该市对工人阶级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其他什么机会。连大多数美国的工人阶级都因此而避开这个城市，但19世纪中期爱尔兰人移民来美时，一下船恰恰就是波士顿，为此他们后来在经济上吃了好多年苦头。在短短几年中（1840～1850年）抵美并聚居在东北部少数几个城市（尤其是纽约和波士顿）里的爱尔兰人，数量是如此之众，加上其中多数又挤在单一的行业（非熟练劳工）里，这就给他们融入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特别的难题。开凿运河和修建铁路在东北部起步以后，一贫如洗的爱尔兰人就开始从事这些吃力而又危险的苦差事。许多人就在运河两岸和铁路沿线的城镇定居下来。爱尔兰人今天的地理分布依稀反映了当年的这种定居格局。
从风帆船到蒸汽船的更换，大大地改变了美国移民的格局，旅途时间从30～90天不等缩短到最多不超过10天，而且工人阶级在经济上也有能力买得起客船票，用不着再去乘货船。移民模式与贸易格局已经脱钩。这既改变了移民的数量，又改变了移民的来源。移民的人数在南北战争前总共为500万人，南北战争后20年中即增加到1000万人，而在此后的15年内又增加到1500万人。移民来源的变化同样也是惊人的：在1882年，87%的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但是25年之后，81%的移民则来自南欧和东欧、斯拉夫人、犹太人及地中海沿岸的民族，首次成为美国人口的重要成分。
黑人当然是被贩卖到美国来的，他们抵美的目的地是由别人选择的，但这也不是随意的选择。黑人积聚在南方，这里的土壤和气候易于种植强迫奴隶劳动进行生产的农作物。1793年轧花机发明之后，美国的奴隶也几乎全部变成种植棉花的奴隶，黑人的地理分布进一步向南方移动，集中分布在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北部的大棉田。甚至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黑人仍聚居在上述这些后来一直比全美其他地方更为贫困的地区，这就构成了他们长期摆脱不掉的经济桎梏。今天，不住在南方的那一半黑人，比仍住在南方的那一半黑人的收入要高出大约50%。显然，撇开其他所有的因素，黑人作为一个整体，其收入因地理分布而难以提高。
有些美国移民干脆就在离他们祖籍国最近的地方落脚，例如东方人定居在夏威夷和西海岸，墨西哥人在美国的西南部，古巴人在佛罗里达。波多黎各人和西印度群岛人则“集居”在纽约市及其周围地区，这反映了20世纪的民航和海航的四通八达。
概观
每一个种族的历史都是与众不同的，但大家都受到类似因素的影响，比如年龄、所在地区、抵达时间，以及他们带到美国来的技能和文化。目前美国各种族的经济地位可谓千差万别，但是没有哪一个种族是突出的，“全美平均水平”的统计数字也无法表明哪一个种族是非同寻常的。对每一个种族来说，不管从收入、智商或生育率的角度来对比，都会有其他种族和它处在类似的状况。全美平均水平本身也只不过是大量差别的堆积罢了。
各个种族都在美国发生了变化，而美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最引人注目的例证是，有些人的祖先当初是作为奴隶被贩卖到美国来的，今天却当上了国会议员或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不少美国人乃当今国际一流的学界、政界和经济界的知名人士，而他们的移民先辈却曾经被人们藐视为“败落民族的败家子”。能公允地证明平民百姓具有未被开发的潜力的，莫过于美国经验。
美国各种族的通话过程，并非一种单行道。今天，美国社会中的不少特殊用语、食物、音乐以及文化特点，曾一度是具有种族色彩的祖传家珍，现在却都变成美国传统的一部分。听到格什温、肯尼迪家族、安德鲁·卡内基、乔·迪马基奥，以及O·J·辛普森这些响亮的名字，人们首先想到他们是美国人而不在乎他们来自哪个种族。在大熔炉中，种族并未消失，但无论是各个种族或者美国，都已今非昔比了。
美国各种族是如何发展的，又为什么会这样发展，本书后面各章所要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