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人好不容易找到的都是别人认为是太吃力、太卑微、太肮脏，或太危险的工作。他们艰辛的生活情况，可以用19世纪有人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你很难见到一个头发灰白的爱尔兰人。”他们的平均寿命是40岁。
来美移民当中，有的人是试探性的，男的先到，然后视情况才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接来。爱尔兰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在19世纪都是举家迁移，这表明从一开始就下定了一去不回的决心。当他们上船时，就已决意要变成美国人。
ETHNIC AMERICA： A HISTORY
来美移民当中，有的人是试探性的，男的先到，然后视情况才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接来。爱尔兰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在19世纪都是举家迁移，这表明从一开始就下定了一去不回的决心。当他们上船时，就已决意要变成美国人。
爱尔兰人是美国城市里第一批重要的“少数”种族。他们抵美后的早期历史，大体上奠定了后来者在城市经济和社会中营生的标准方式。当爱尔兰人在19世纪20年代到达时，特别是在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大批移居美国时，他们是从城市行业阶梯的最底层干起的，男的干体力活儿，女的去当佣人。他们挤在质量最差的住房里——比今天贫民窟的住房要糟糕得多。在这种生活条件下，疾病易于传染，火灾易于蔓延，并容易滋生诸如暴力、酗酒和犯罪等社会问题。地方公众对爱尔兰人的反应也不妙，只要爱尔兰人搬到哪个街区，那里的原有居民就会全部迁走。他们通通被认为是酒鬼，动辄吵架，是无能之辈；在就业方面，他们也到处吃闭门羹，很多店都贴有：“本店概不雇用爱尔兰人。”爱尔兰人好不容易找到的都是别人认为是太吃力、太卑微、太肮脏，或太危险的工作。他们艰辛的生活情况，可以用19世纪有人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你很难见到一个头发灰白的爱尔兰人。”他们的平均寿命是40岁。
经过几代人的痛苦历程，爱尔兰人才慢慢地赶上来。他们首先在政治上旗开得胜，有些人在19世纪中期当选为有势力的官员，并在其后的几十年当中进一步掌握了波士顿、纽约和其他大城市的政治“机器”。此种成功给少数人带来了福气和声望，然而对大多数美籍爱尔兰人的经济状况并未立即产生什么了不起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多数男子仍在干体力活儿，女的仍替人家做家务。
在爱尔兰人当中，甚至是鼎鼎大名的肯尼迪家庭，当年发迹也是缓慢的。第一代肯尼迪于1848年由爱尔兰抵美，直到去世，一直是个劳工。他儿子的努力有起色，家境转好，以至于能将第三代肯尼迪送去读大学。第三代肯尼迪就是约瑟夫·肯尼迪，后来成了大富翁，从而使得第四代的约翰·肯尼迪当上总统。后者后来变成美国政治舞台上一位悲剧性的传奇式人物。
对绝大多数美籍爱尔兰人来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方才获得成功，使他们在收入、从业、智商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方面，跻身于其他美国人之列。社会接受他们是缓慢的，而且这种接受一般是他们成功的结果，而不是成功的前提。早先那些笼统而苛刻的看法逐渐改变，人们对美籍爱尔兰人开始比较友善。关于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说起来有一段很长而又复杂的故事，且让我们从爱尔兰岛上的那些农舍谈起吧。
爱尔兰
19世纪早期，一位法国旅行者周游世界，到过美国和爱尔兰，回去之后写道：
我曾见过栖身于森林之中的印第安人，也见过戴着锁链的黑人，当我琢磨他们可怜的处境时，我曾认为，我已经见到了人类悲惨遭遇的极端状态了。然而，我当时并不知道爱尔兰人的不幸处境。
这的确不是夸大其词。比起爱尔兰农民来，美国黑人的平均寿命要长，吃得要好。和爱尔兰农民的棚屋相比，美国黑人住的木板房子用料更结实，面积更大，通风也好，也更能防止别人干扰。这里无须准确地说清楚究竟二者谁的日子过得更惨。但是，竟然被人拿来和黑奴相比，19世纪30年代爱尔兰农民贫困潦倒的状况从中可见一斑。
尽管爱尔兰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他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过着被压迫的生活。英国统治者控制着他们的政治生活。定居在爱尔兰的英国人已经没收了大部分土地，并出租其中一部分给爱尔兰的佃户，从而掌握着爱尔兰的农业经济。这批英国地主不仅享有经济上的利益，也拥有社会和政治权力。在18世纪，他们的势力相当大，以至可以随意殴打爱尔兰农民，后者则不敢还手自卫。他们甚至可以派人去叫一个农民的妻子或女儿来和他们过夜。研究这一段爱尔兰早期历史的学者，对奴隶与亡国的爱尔兰农民之间，除了法律定义之外究属有多大区别，已经提出了疑问。同样，这里也无须对此弄个水落石出。能提出这种问题来争论，本身就表明爱尔兰人所受压迫之惨烈了。
古代的爱尔兰，曾经是个在技艺和学识上有过某些建树的国家。在基督教诞生以前的时代，凯尔特文化是“敌视知识”的，虽然它也使用自己的拉丁字母来拼写。爱尔兰靠近罗马帝国的疆界，多少世纪以来处在欧洲的外围，因而政治上是孤立的，文化上也是封闭的。内部的王朝斗争和外部入侵，多次毁坏了爱尔兰社会，使它无法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在15世纪初期，英国国王对爱尔兰的有效控制，仅局限在东海岸都柏林周围30英里长、20英里宽的一块狭长地带。千百年来，爱尔兰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偶发的流血起义和遭到血腥镇压的历史。英国人曾一次屠杀过600名犯人。蔑视加无情，就是英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提到爱尔兰人就称之为“不过是个爱尔兰人罢了”，或谓“粗鲁的爱尔兰人”。甚至在偶尔称赞一个爱尔兰人的领袖时，也只是说“就野蛮人而言，算个大人物”。
在爱尔兰历史上，最触目惊心的事件之一，是1641年的造反。先是有成千上万的新教徒惨遭杀害，接着又有成千上万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被克伦威尔屠戮。在这场持续了十多年的交战中，有50多万人--约占当时爱尔兰总人口的40%--死于兵燹、饥荒和疾病。英国在战胜爱尔兰之后，颁布了所谓的惩罚性法律，剥夺了爱尔兰人许多基本的权利。爱尔兰天主教徒既无选举权，也不能充任公职或担任律师，还不准他们上大学或在大学任教。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子弟，从法律上来讲，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天主教教堂不允许自由而公开地传教，天主教徒也不准拥有像样的田产，不能行使各项法律或政治权利。这些法律的宗旨，是明目张胆地要让爱尔兰人处于屈从和贫困的境地。用伟大的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话来说，此种对爱尔兰的惩罚性法律是“自古以来人类凭着邪念所能构制出的最巧妙而精良的机器，用以使百姓堕落，并进而败坏人性本身”。英国征服者能使爱尔兰人贫困不堪，但要消灭他们的反抗，又谈何容易。
为了满足本民族的宗教、教育和政治需要，各种各样的爱尔兰人秘密的和基层的组织纷纷发展起来。天主教神甫们为向其信徒布道，经常转入“地下”；学校秘密地开办起来；为支持新教教堂而强行向天主教徒收什一税的人，驱赶佃农的地主，或者与英国人勾结的本地爱尔兰人，往往会受到爱尔兰自发抵抗分子的袭击。由于不得不为自己提供通常是由政府提供的机构设施，爱尔兰人不但培养了高水平的组织本领，也锻炼出本领规避他们认为是非法压迫他们的政府机构。这两种本领，后来证明对于爱尔兰人在美国发展壮大其政治权力，是大有用处的。
压迫性的惩罚法律在18世纪末期有所放松，并最终于1829年被废除。这主要归功于丹尼尔·奥康内尔（Daniel O’Connell）的政治天才，此公将天主教徒组织起来，使得英国除了废除这些法律或打一场内战之外，别无选择。废除惩罚法史称“天主教解放”，甚至连美国对此也大加庆贺，费城的自由钟都被击裂了缝，可见这一事件历史意义之重大。
爱尔兰人并非简单地因贫穷或缺乏教育而沦为“下等阶层”的。他们的地位更多地带有世袭的种姓制性质，也就是说，无论怎么努力（甚或是成就）都不足以使他们在具有如此结构的社会里上升到与他人平等的地位。说实在的，他们被认为是如此不配上升到高层地位，以致法律和习俗相互配合，堵塞了他们任何升迁的门路。更何况，不管是故意还是人为，爱尔兰的产权制度规定，佃农在土地上的任何额外收获，都是属于土地所有者的，这就摧毁了佃农的积极性。此种制度在道德和经济上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法律实施时间和地点所造成的影响。就像其他世世代代不管自身行为如何，所得或所失皆微不足道的种族群体一样，爱尔兰人不但由于这些法律而蒙受了眼前的损失，而且因积极性下降的社会环境而蒙受了更长远的损失。当年在爱尔兰（以及后来在美国），在同情者和批评者当中，在学术界和民众当中，都异口同声地说爱尔兰人“懒惰”和“无能”。现在不是在这里去责备谁，而是要认清一类因素，它日后将继续影响到美国爱尔兰移民的历史。
还有一种爱尔兰生活特点，它日后也将继续影响他们移居美国之后的风气，那就是他们会酿造世界上最佳的几种威士忌酒，经济状态和社会气氛也确实为他们提供了必须饮酒的充分理由。在18世纪，“当威士忌比面包还要便宜时”，酗酒现象普遍存在于爱尔兰城乡居民之中。当然，此前就已有人观察到爱尔兰存在着类似的豪饮之风，后来美籍爱尔兰移民及其后代的海量亦不逊色。
从19世纪30年代起，谷物歉收和灾荒加剧了爱尔兰人的普遍贫困状态。同时，向海外移民的人数也普遍增加了，这使爱尔兰因此而丧失的人口比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来得多。这种危机的高潮，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的大饥荒时期。国际范围的马铃薯歉收，于1845年波及爱尔兰，毁坏了当年及其后连续几年的谷物。由于爱尔兰1/4的可耕地用于种植马铃薯，这场灾荒对爱尔兰--尤其是对爱尔兰的穷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有100万人死于饥饿或由饥饿引发的其他疾病或时疫。更多的人逃离了。仅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短短几年里，大约共有1/3的爱尔兰人消失了。到1914年，爱尔兰的人口只有19世纪40年代时的一半。
人口的大量流失和移民过程中的悲惨遭遇，是一棵藤上的两只苦瓜。赴美移民大多挤在货船的空舱里，而货船在建造时几乎或根本没有考虑到乘客的需要。譬如说，船上没有厕所，以致污秽遍地，臭气熏人，疾病盛行。他们睡的则是堆起来的架子铺，每个铺位是6英尺长、3英尺宽，而且两层架子铺之间只有2英尺的高度，“上次航班移民乘客留在铺架上的无法祛除的臭味扑鼻而来，令人恶心”。有半数货船所储备的饮水就是普通的河水，又浑又苦。有随船医生的货船不到2%。多数船主不想法子让男女分舱，妇女极易受到男子的猥狎，夜间根本不敢在铺架上躺下，只好坐在自己的包裹细软上打盹。
由于食品和饮水不足，卫生条件又差，横渡大西洋之旅极易危害健康，对生命来说是危险的。1847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那一年有大约20%因饥荒而移民美国的人，在途中或刚刚抵岸之际死去。这也就是说，死了4万人，而且多半是年富力强的壮汉。相比之下，19世纪英国船只运载非洲黑奴来美时，途中死亡率也只有9%。诚然其他年份不都像1847年那样糟糕，但斑疹、伤寒、霍乱和其他致命的疾病，不时流行开来，而且无法预测；翻船也属家常便饭，仅在19世纪50年代就发生过40多起。
在美国的爱尔兰移民
迁徙到美国的爱尔兰人，来自一个有4/5的居民生活在农村的国度，在那里，甚至所谓“城区”也大多是一些巴掌大的村镇，大多数居民社区中只是“一簇簇散落在各处平原和山边的小土房子而已”。爱尔兰缺乏现代工业必不可少的炼铁矿藏，而英国政府在当地推行的经济政策，又抵制或摧毁了爱尔兰可能发展的其他工业。在19世纪40年代，当爱尔兰处于大饥荒时，其食品仍然被运往英格兰，英国对爱尔兰的大体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搭乘货轮空舱去英国的单程旅费尚不足10英镑（按当时汇率不到50美元），最贫困的爱尔兰人连这个区区小数都掏不起，所以，占人口1/4的最贫困的爱尔兰人，移民的数量很少。在经济状况上比这些人要高出一个等级的人，常常变卖私产，耗尽积蓄，并借助已在北美的亲属寄回来的贴补，大量向外移民。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有1/3～3/4的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曾受惠于从美国汇回来的资助款。
虽然按爱尔兰本国的标准来衡量，爱尔兰来美的移民不是最穷的，但按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可谓是一贫如洗。一般来说，他们付过越洋旅费之后，身上一文不名，所以刚到美国时，就只好在抵达口岸（主要是波士顿和纽约）凑合着安顿下来，而且通常都住在码头附近。这些来自爱尔兰的乡巴佬，一般都缺乏在大城市谋生的任何有用技能，对于城市生存要素也是一窍不通。然而他们也有其长处：多数人操英语（爱尔兰方言盖尔语已在英国人统治之下消亡了），很可能又有过半数的人是识字的，而且北美那一套盎格鲁—撒克逊制度，与英国强加在他们的祖籍国爱尔兰的制度如出一辙，他们对此早有领教。他们还在政治上培养起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并形成了一个由他们的天主教神甫构成的可靠的社会和政治领导队伍。这些当初在祖籍国曾和爱尔兰民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宗教领袖人物，由于受到迫害而被逼上梁山，获取了从事世俗组织工作的经验。更何况，在本土受到异族压迫的爱尔兰人，是一个具有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民族。
来美移民当中，有的人是试探性的，男的先到，然后视情况才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接来。爱尔兰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在19世纪都是举家迁移，这表明从一开始就下定了一去不回的决心。当他们上船时，就已决意要变成美国人。
苏格兰—爱尔兰人